(2010-04-12 14:24) Q:开复老师和我学网的朋友们，
你们好，我是在美国读本科的一名大四的学生
（高中毕业后出来留学）。美国文化和教育中的自由，独立，创新的理念让我逐渐学会了自学和自立，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很多困惑和不解，这些困难和新文化的挑战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希望我学网有过留学经历或者经历过我现在困惑的人能够提供一些建议。我知道把所有细节的问题一一表达出来不太现实，所以总结了以下的几个大的方面：
-
职业规划：留学让我变成了文化夹层产物，所以在职业规划上不符合多数给国内大学生的建议，与此同时也不能完全按照美国本科生的职业路线（因为面临h1b
visa的限制，美国的公司多说只招收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are specialized in a
certain area or have advanced
degree，国际学生本科生在招聘会上常常找不到自己的定位点），难道为此我就一定要去读博吗？我不是不喜欢读博，但是通常博士学位都是要做教授和从事科研事业作准备的。我该如何规划读博和以后的就业具体关联在一起呢？如果回国发展，我又该从哪里开始去寻找自己的理想工作呢？
所
(2010-03-21 14:28)
这是我小女儿的一篇在国际学校的演讲。她今年13岁，学了4年中文。虽然她的中文还有待进步，但是我觉得写得很可爱，所以在这里发布。
我的姐姐
作者：李德亭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李德亭。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姐姐》。
我给大家介绍我的姐姐是因为她对我很好。比如：她会带我出去逛街，教我怎么画画，怎么写好作文，还会给我买东西等等。我很爱她。
姐姐叫李德宁，跟我的名字只差一个字，比我大五岁。她有一头咖啡色的披肩长发，眼睛大大的，像洋娃娃，很可爱。她的性格内向，很乖，特别听爸爸妈妈的话，跟我完全相反。
她对自己的要求很高，一定要拿到最高的成绩或者分数。她要是得到B，就会很烦恼，下定决心，下一次一定要拿到A或A+。去年，她在国际学校毕业，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
(2010-03-16 15:57)
我很喜欢一部叫做《春风化雨》（也称《死亡诗社》）的电影。每一次我看完这部电影，都有一股强烈的震颤在心中回荡，让我久久不能释怀。
电影的开篇有这样一句台词：“你的一生可曾因为什么人而改变过？我没有。但我知道美国威尔顿贵族学校里那群学生的道路被一个老师改变了。”
电影中描绘了一名思想新锐的教师向禁锢思想的教育方式发起挑战的经过，过程叫人心旌荡漾，结果却令人扼腕叹息。在单调而束缚思想的贵族学校里，这名叫做基廷的教师，向僵化的教育模式发出了挑战。
他鼓励学生站在课桌上，用一个崭新的视角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他向学生介绍了许多有思想的诗歌；他所提倡的自由发散式的思维哲学在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他不惜一切机会，教导学生们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华，要“抓住每一天”去汲取生命的精华。他用一句拉丁文carpe
diem（只争朝夕）激励这些学生。他激发每个学生的灵感，让他们摆脱习惯与性格的束缚和羁绊，唤醒每个人心
(2010-03-08 15:19)
2009年4月18日，我像以往那样收拾好自己的行囊，伴我一起出行的还是那个“新秀丽”的蓝色超大旅行箱。这个旅行箱伴随我游走了大半个中国，行程达数十万公里。我总像打仗般地穿梭在中国的各大高校，和莘莘学子进行演讲交流。每一次的日程都超乎想象的紧张，我经常披星戴月地辗转奔波于多个城市。
一直帮我组织高校演讲的《大学生》杂志社的编辑王肇辉总把这种奔波笑称为挑战身体极限的活动，而我也因此得到一个外号——“铁人”。这种活动我已经坚持了10年，在我担任谷歌中国区全球副总裁和中国区的总裁期间，我幸运地拥有“20%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而我将这些时间全部用在我所钟情的大学生工作上。
仅在2009年4月18日到4月26日这8天的时间内，我就和同伴辗转于成都、厦门和南宁三个城市，我分别在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雅安的四川农业大学、厦门市的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南宁市的广西大学和广西民族大学作了6场励志演讲。演讲的内容全部为公益性质，题目分别是《我学，我成长》以及《成长的十个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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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02 13:14)
微软公司的视窗产品确实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项伟大产品。尤其是1995年8月24日，Windows95的发布轰动了整个世界。Windows95的出现带给使用者一个完整的图形化操作与使用概念，使人在电脑前的工作过程不那么枯燥乏味，使用电脑的经历也开始变得有趣。它的出现被认为是人类科技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随后，微软在视窗的研发投入上力度越来越大。到后来又研发出Windows98、Windows2000、WindowsXP，以及后来的Windows
Vista。
我有幸参与了微软Windows
Vista的研发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已经使用的微软产品方便、快捷而又智能，但是在科技研发过程中却充满了曲折和困难。尤其是微软的Windows
Vista系统，从开始酝酿到最后的发布，用了整整5年的时间，其间甚至经历过一次完全的推翻重写，这个过程，让微软视窗团队的每一个工程师都曾经充满沮丧和煎熬。也许，无论是历史还是科技，这种曲折都是前进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2年初，我加入了Windows
Vista的团队，组建了一个新部门，叫做自然互动服务部。盖茨总是对语音、语言、智能型助手式用户界面情有独钟，于是，他要求全公
(2010-02-21 14:44) 在微软研究院成立之初，我就有一个愿望——有朝一日，我要走进比尔·盖茨的办公室，向他展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成果。
这种汇报，是展示中国智慧最好的机会，也是让比尔信任“中国智慧”的最好契机。我希望中国研究院因此获得更多的经费和更有力的支持。
从进入研究院开始，我就把这个愿景分享给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因此，向比尔汇报，成了我们共同的梦想。在美国出版的一些有关微软和比尔·盖茨的书籍中，“向比尔汇报”是一个最引人入胜的章节，它们像武侠小说那样跌宕起伏、玄机重重。一方面，它给你无与伦比的愉悦；另一方面，盖茨有可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挑出你报告里的问题，然后步步紧逼，让你无法招架，最后，你非但得不到半点成就感，还会被潮水般的质疑和批评淹没。
因此，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是不能到比尔那里去汇报的。
盖茨时间宝贵，所以每个产品团队每年最多向他汇报一次，但他特别重视研究院，所以公司每个季度都会安排汇报。
1999年6月，里克·雷斯特来北京参加“21世
(2010-02-09 15:09) “作为一个在美国生活了30年的中国人，你到底在文化方面是更倾向于美国，还是更倾向于中国？”很多媒体喜欢问我这个问题。
1999年之前，我的回答总是：我是一个多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因此我能够理解两种文化的不同。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但是，回到中国后，我才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其实过于自信了。
1999年1月31日，刘挺来希格玛面试的时候，是从哈尔滨坐火车来的，他很优秀，最终得到了微软的offer。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说：刘挺认为，研究院说他们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其实潜台词就是让大家坐火车，这样节省费用。
“啊！这不可能吧？”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美国长大的我习惯了直截了当的表达。我说既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意思是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来作选择。
我发现，由于大家的成长经历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我有时候无法洞悉员工的内心世界，我感到很急迫，我不希望大家拐弯抹角，而是有话直说。
因此，刘挺进入研究院工作时，我特意把他找来谈心。解开了刘挺的心结，但是，这不等于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我发现，在中国，大家习惯了做老板要你做的事情，没有对老板说“不
(2010-01-13 11:21)
那段时间，凡是到微软研究院来参观的客人，都会忍不住感叹：“这里怎么有那么多写字的白板？”有的客人坐在我们的休息室里，会惊讶地发现，就连手边的茶几都能“写字”。
白板文化并不是我在研究院初创的。早在1983年，我在卡内基·梅隆读博士期间，瑞迪教授就已经在白板上和我讨论研究的方向了。很多美国公司都有白色的写字板，用特殊材料制成，可以用水墨笔在上面书写，之后可以轻松地擦掉。我认为这是工程师交流的最好方式。
可以说，白板文化代表着一种开放的精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写出来，而且允许犯错误，因为白板上的字是很容易抹去的。它更意味着一种团队精神，每个人都不是封闭的，你的思想可以建立在别人的灵感上。
一个想法的好坏，一个研究方向能否成功，都靠研究员们的“灵光一现”。而在研究院创建之初，让这些聪明的中国人不分地点地交流、不分级别地辩论特别重要，因此，多装一些白板，成了我特别重视的一件事情。
这个想法与亚勤不谋而
(2009-12-30 14:58)
聪明人愿意和聪明人一起工作，我一向信奉这一点。因为，聪明的人就像一个重力场，智商本身就相当于重力，聪明人与聪明人在一起，会变得更聪明，随之吸引的聪明人就越多，重力场也会变得越来越大。
虽然初期在美国招聘效果很不好，但是我没有放弃，我相信，随着亚勤的回归，会有更多的聪明人愿意回到中国。
经过多次沟通，我在卡内基·梅隆的师弟沈向洋终于答应回来，他是微软总部的研究员。另外，我们也找到了惠普实验室的主任研究员张宏江，他在多媒体检索方面可以说是“鼻祖”。
在中国，我们继续深挖人才，四处寻找知名教授加盟的可能。王坚是浙江大学的教授，当时正为如何拒绝浙大提升他为“理学院院长”而发愁，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趁机离开了学校。黄昌宁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中国自然语言领域最著名的学者，1999年4月，他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
另外，我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到处去翻名校的校友录，去查留学生的电子邮件“群”。在清华、北大、科大，我四处打听：“你们最杰出的校友是谁？当年编程最厉害的
(2009-12-21 14:30)
由于发现投入两年多的多媒体技术一直没有盈利，新总裁瑞克·贝鲁佐决定砍掉我们部门，SGI公司的经历，让我再一次感到，在一个硬件公司里做软件的“艰难”。苹果和SGI都是在自身封闭的硬件环境下，单打独斗地做软件，我知道这并不是未来市场的趋势。我渴望变化，但是怎么变，我没有明确的方向。
1998年春天，是我最心力交瘁的日子。一方面要安抚员工的情绪，虽然公司前途未卜，但是我不希望他们失去斗志；一方面，我要四处奔走寻找买家；再有，我也要想着为自己找一条出路。
一天，我接到了英特尔公司的电话。对方说，“我们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研究机构，你有没有兴趣考虑一下呢？”我一下子来了兴趣，“多大的规模？”对方回答，“几十人的研究团队吧。”我想了一下说，“如果规模大一些，说不定我会有兴趣。”对方竟然说，“那太好了，我去向老板汇报一下，我不知道你自己居然有这个意向，这可是到中国去啊。”
回到中国，这其实一直都是我内心的一个梦想，我知道，那也是父亲一直以来对我的希望。但是，这毕竟是英特尔——又一家硬件公司，这不禁让我忧虑，在以硬件为主导的企业，软件工程师的思维又如何能被真正理解。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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