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创新工场的两个月里，我每天都在不同场合感受到国内创业者及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的热情与朝气。我们发出了大约三十封邀请，大多数也决定加入创新工场。这多多少少证明了我当初的想法：中国有着足够多的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品好、有创业精神、扎实的计算机基础和团队合作精神的青年人。

　　不过，在我和很多青年朋友交谈时，我也看到很多人的疑惑——特别是那些尚未毕业但怀揣梦想的大学生。一些非常聪明的学生朋友也会有一些极为朴素的好奇：如果我可以加入一家已经成功的公司，直接过上很舒适的生活，为什么要创业？大学毕业后，是不是只有大公司才能帮助我成为一个卓越的技术人员？如果创业失败了，而我在这几年里又做出了很大的个人收入及私人时间的牺牲，是不是很亏？

　　其实，我一直这样告诉青年朋友们：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学习到最多，而不是其他。虽然很多人在学校里已经非常优秀，但你的第一份工作还是能给你带来很多震撼教育：它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究竟想过上怎样的一种人生。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聪明到可以计算到未来的每一步起伏变化，那么，你未来在面对那些重大而艰难的决策时，帮你做出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

    我像所有的优等生一样，对高等学府里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我的梦想一直是做一个哈佛人。不仅是因为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我也曾经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为我是全校公认的最活跃、最聪明的好学生之一。每年哈佛会在我所在的高中平均录取一到两个人，充满自信的我坚定地认为——“今年就是我”。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一向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我，遭遇了第一次在我看来比较严重的打击。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我痛恨背书的学习方法，而SAT的考试，确实还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背SAT那些稀奇古怪的单词。而喜欢自由式学习的我，相信自己的聪明，认为死背单词无用。因此，SAT的考试，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滑铁卢。我在橡树岭当

    1977年，我第一次参与了美国Junior Achievement (JA)组织的“高中学生创业尝试”课程。学生将在商业志愿者的指导下创办一个学生公司，发售股票，召开股东会，竞选管理者，生产和销售产品，财务登记，开展评估，清算公司。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学习商业运行的方式，了解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它所带来的效益。

    参加这个课程，将由学生担任员工并推选一个总裁，由总裁来设定公司名称、产品的推出，以及目标客户。当年，我被推选为主管市场的副总裁，负责销售。

    记得那一年，我们所创立的公司非常简单，就是从当地的建材市场买来钢材，然后让学生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工厂里来加工这些钢材，我们把钢材切割成很小的一块块圆环，然后在圆环上刻上简单的雕花。这个小小的金属圆环，就是专门用来扣住餐布的环儿。

    当时每个周末，工厂里都集中了很多学生在做雕花。在负责推广的过程中，我建议让学生家长来购买，虽然他们其实并不需要。最后，公司虽然有盈利，但是这些产品几乎是在内部消化了。

    有了这次的切身参与，15岁的我忽然意识到，真正好的产品，

　　圣玛丽学校将近两年的生活可谓波澜不惊，但也有一些小插曲。

　　由于橡树岭有著名的原子弹实验室，也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因此，圣玛丽学校既有科学家的孩子，也有朴实无华的农民的孩子。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很多人对中国谈不上什么了解。在橡树岭这样的小镇上，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是片面，他们甚至常会把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弄错。因此，长着一幅中国人面孔的我，在美国人眼里，还是非常稀奇的。偶尔有知道中国的人，也在美国一片“反华”的氛围中，对中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忽然有一名原子弹专家的孩子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不好，中国人很落后的，是东亚病夫！”我的脸涨得通红，周围也聚集了很多同学，这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站了出来，挡在了我的面前，“你怎么能这样说开复，你凭什么这样说？”两个人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来。

　　当时，李小龙的电影红遍世界，中国功夫在美国也十分有名，情急之下，我对那个骂人的男孩大叫，“你别打了，我会中国功夫！你要是再打，我拿中国的武功对付你！”这时老师也匆匆赶来，而那个男孩，从地上爬起来，

　　去美国之前，我只学过半年英语，因此，语言障碍成为我面临的最大难关。刚开始，同学和老师说的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那种感觉非常痛苦，那“催眠”一般的语速，总让我在课堂上打起瞌睡，有时候，听到同学们因为老师的一句笑话笑得前仰后合，我才从梦中惊醒，但还是摸不着头脑。天书一般的英文，开始让我有些望而却步，后来，我干脆带几本中文的武侠小说到课上去读，因为觉得怎么听也听不懂，还不如看小说。美国的教育颇为宽松，修女老师看到了，多半不会当面指责你，而是听之任之。

　　其实，我心里是暗暗憋了一股劲的。那么聪明的我，不应该被语言绊倒啊！于是，我找了一大本英文单词来背，经常背到半夜，不会的就一次次地翻厚厚的中英对照字典。不过，没多久，我就发现这并不是学英文的最好方法，因为，即使当时记住了一个单词，但是使用率不高的话，就会完全忘记。我终于悟到了，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背单词是没用的。

　　后来，我还是下定决心用多交流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下了课，我不再胆怯，站在同学中间听他们说话。如果5个词当中有4个听懂了，只有一个听不懂，我也会赶紧问，同学们会再用英文解释一遍给我听

　　对儿时的我来说，父亲是个严肃而遥远的人。从我出生到11岁赴美之前，他给我的感觉，总是有一点点沉默和神秘。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天待在书房里，或踱着方步，或不停地写作。

　　虽然来台湾多年，但是父亲一直不变的，是那满口的乡音。因此，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孩子们跟爸爸讲四川话，跟妈妈和兄弟姐妹讲普通话。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可以讲出很多四川话。听到川音，还觉得分外熟悉亲切。

　　在印象中，父亲言语不多，也不爱逗孩子们笑。所以，在我们的感觉中，母亲的爱像太阳，温暖、无私而透明，父亲的爱则像月亮，冷静、理性而朦胧。

　　我曾经一度以为父亲并不爱我。他很少表达他的感受，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发现他也有他的“爱的语言”。比如他经常趁出门散步的时候，叫我一起出门上学，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一小段路，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独处时间。现在想想，父亲总是把这种爱隐藏在沉默的行动里，以至于太阳的光芒总是使月亮的光辉失色。

　　但是父亲总是说到做到，对孩子们的承诺从未食言。有一次，父亲突发奇想给我出了一道他自认为非常难的数学题，他觉得我肯定答不出来，说如果我

　　去念小学，是我人生中自己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也是母亲第一次 “放权”给我。

　　5岁的某一天，我忽然觉得上幼儿园没意思了。因为在幼儿园里，我们每天都是唱儿歌，吃点心，在阿姨的催促下睡觉，连梦里都是听腻的儿歌，没有一点新意。我就跟妈妈说，我再也不想去幼儿园了，我想去念小学。

　　妈妈说：“再过一年，你就可以读小学了，要不然再等一年吧。”我扬起头，对她说，“妈妈，让我自己考行不行？如果考上了，我就读，如果考不上，我就还上幼儿园。”妈妈考虑了一下，说：“好。”

　　那一年，她托人让不够年龄的我参加了台湾省及人小学的入学考试。放榜那天，妈妈和我一起去看分数，结果，在第一张榜单的第一个位置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李开复。妈妈激动地大叫，“考上了，第一个就是你!”我也高兴地抱住了她。

　　那一刻，母亲脸上满是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即便再过几十年，我也不会忘记。我那时才知道，自己一丁点儿的小成功就可以让母亲那么的骄傲。同时，这件事也让我懂得，只要大胆尝试，就有机会得到我期望中的成功。感谢母亲给了我机会，去实现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尝试和跨越。

　　在中国，父母对

    我的出生，对全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surprise”（惊讶）。由于兄弟姐妹年龄差距很大，因此我出生的那一年，连大姐的孩子顾伟川都已经一岁了。伟川虽然比我大，但还是习惯叫我“舅舅”。在童年的时光里，只有伟川和我年纪相仿，因此舅舅和外甥总是打成一片，一起做过很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

    家里所有的姐姐都公认，我是所有孩子里面最调皮的那一个。我从小就特别喜欢模仿别人，比如模仿父亲说四川话，模仿他踱方步，还模仿电视里人物讲话的腔调。与现在呈现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的老师形象相比，很难相信，儿时的我是多么的无法无天。

    小时候，我最想当军人，母亲就找裁缝帮我订做了一套军服。拿到军服，我抱怨没有勋章。二姐辗转找到一个将军，死皮赖脸地要了几颗真正的“星星”给我。每天穿好衣服以后，我都要把那些徽章别在衣服上，我还喜欢背着一把枪走来走去。每天二姐回到家，我总缠着她陪我玩官兵与强盗的游戏，当然，我永远是官兵，她永远是被我打死的强盗。

    每次为了给我理发，妈妈会带着三姐到理发店，借用店里的剪刀、刮胡刀、毛巾，演“布袋戏

    1939年，父亲和母亲相恋一年后结婚。母亲跟随父亲回到四川，小两口单住一年后，搬去跟我严厉的祖母和父亲的两个孩子一起生活。

    那时候，我的母亲只有20岁，父亲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是我的大姐李开芸，一个4岁，是我的大哥李开宁，他们刚开始很排斥这个“后妈”，甚至拿东西扔她，但这个“后妈”对他们视若己出，他们后来也渐渐地爱上了母亲，一生都把她当亲生母亲看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母亲身心俱疲，拉扯他们十分不易。

    父亲在大陆期间，和母亲生了二姐、三姐和四姐三个孩子，5个孩子让这个家庭变得闹哄哄的。

    这一大家子人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离散。

    1949年初，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国民党政府已经风雨飘摇。从四川往台湾撤退时，父亲没有带走母亲，也没有带走一个至亲骨肉。母亲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尽管她深知没有男人支撑的世界，很可能像河流上的孤舟一样绝望，像风雨中的残叶一样飘摇，更何况，这种骨肉分离的生活，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尽头，但母亲还是放父亲走了。她独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不但要抚养5个孩

()很多同学和朋友一直希望我去他们的学校演讲，大家的信任和关注让我感到很荣幸，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目前我的校园演讲行程已经做出安排，请大家关注演讲时间地点，期待与大家的交流。除了下面提到的几个学校，未来几天还会增加武汉、西安、成都、广州的详细安排，届时会及时通知大家。

10月13 日（周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晚上19：00-21：00     学术交流中心《成长中的十个启发》

10月16日（周五）  复旦大学（张江校区）         
                 上午09:00-11:00  计算机学院交流《创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