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学生打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学生入学时，哥伦比亚实行need-blind admission（需求不视）的制度，也就是说，哥大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并不询问你的家庭能否承担学费。而一旦被录取，学费的问题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哥大会让学生填写表格，了解学生家长的收入情况和储蓄情况，以便知道学生能否支付学费。

　　对于比较贫穷的家庭，哥大会分析它能负担多少学费，然后会补足所有的差额。这个差额通常是由三种形式补足，分别是助学金、勤工俭学和贷款。在我读书的时候，大约一半的学生都在“勤工俭学”。

　　总之，在哥伦比亚，大多数经济上有困难的学生，都能通过贷款和“自力更生”完成学业。在常春藤学校，这种“需求不视”的制度相当普遍，帮助它们吸引到最好的学生，这也是私立常春藤学校崛起的重要理由，值得中国高校参考。

　　大学一年级，我没有任何工作经验，因此只能申请到家教方面的工作。当时，学校把我分配到黑人区去教一些墨西哥裔或黑人青少年，教书的地方就在我提到过的哈莱姆区，那是纽约最危险的地区之一，与哥大相隔几个街区。有一次，我走错了路，闯到了哈莱姆区最核心的地方，经历了一次“哈莱姆惊魂”。

　　大学里专业的选择将有可能决定你一生的航向。我一直认为自己喜欢法律，希望将来做一名律师，哥伦比亚大学新生入学时，没有规定专业，学生可以表明自己的大概意向，我毫不犹豫地填了“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

　　大学二年级，我开始主修“政治科学”，这属于一种“法学博士预科（prelaw）”的专业。但是，上了几门课后，我就发现自己对此毫无兴趣，便开始和家人商量转系的事情。

　　我入学时，学校安排我加入了一个“数学天才班”，那里集中了哥大所有的数学尖子，一个班只有七个人。我们在那里学习微积分特别理论，但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数学突然由“最好的”变成“最差的”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虽然是“全州冠军”，但是我所在的州是被称为“乡下”的田纳西州，当我与这些来自加州或纽约州的真正的“数学天才”交手时，我不但技不如人，连问问题都胆怯了，生怕我的同学们看出我这个“全州冠军”的真正水平。这么一来，我越来越落后。当我上完这门课后，我深深地体会到那些“数学天才”都是因为“数学之美”而为它痴迷，但我却并非如此。一方面，我羡慕他们找到了最爱；另一方面，我遗憾地发现，

给父母的四个建议
李开复

　　今年送女儿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曾写过一封信给她，后来这封信公布在我的博客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喜欢写信，我觉得写信是一个很好的模式，比言语或电话更能清楚地传达自己的理念，而且信可以长久地保留，不断重温。我父亲以前就常写信给我，现在我书房里还有五六十封，每几年我都会把它们拿出来阅读一下，觉得弥足珍贵。虽然今天是电子邮件和电话的时代，但用写信的方式来传达一些深思熟虑的想法，让孩子永久留下珍贵的纪念，是一个很不错的渠道。

　　给女儿的那封信最开始仅仅感念于有太多话想对她说，但是后来决定把它在博客上发表，是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和父母读了这封信或许会有所启发。除了给女儿的那些建议，我还以自己为人父母十多年的感受，以及作为父母的孩子四十多年的感受，总结了四个建议跟大家分享。

　　一、多称赞，少批评；多鼓

　　大学报到的第一天，我刚走进自己的宿舍，就看到一个棕发碧眼的男孩冲我微笑，“嗨，我叫拉斯（Russ），把东西放在这里吧。”这就是我的室友拉斯，我们一起住了整整两年半。拉斯是波兰裔美国人，他身高178cm，骨骼宽大，他成了我在大学期间唯一的知心朋友。我们大多数时候很快乐，在昏天黑地胡说八道中度过。

　　我们也搞一些恶作剧，对面宿舍一个讨厌的室友总是爱财如命，自以为是，并以富家公子自居。他身形巨胖，长得很丑，但是却认为自己很帅。我和拉斯趁他睡觉的时候把“kick me”（踢我）的小纸条偷偷地贴在他的屁股后面，白天他总是不明就里地挨踢，一脸的莫名奇妙。他视财如命，趁他不在，我和拉斯把他放在床头的零钱摊了整个屋子，然后用强力胶贴在桌上和整个地面上，他回来以后，总是大呼小叫地去捡钱。结果，才发现那些硬币紧紧地贴在地上。他只好用刀子一枚一枚地把钱翘起来。我和拉斯躲在暗处，嗤嗤地憋着不发出声音，以防笑得太大声被他发现。后来，这位富家公子到辅导员那里告状，但是他只告了拉斯，因为他和辅导员都认为“开复这么内向温和的学生不可能跟拉斯一起胡闹的。”当然，拉斯也很够意思，没把我招出来。

　　拉斯很直

　　创办创新工场的两个月里，我每天都在不同场合感受到国内创业者及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的热情与朝气。我们发出了大约三十封邀请，大多数也决定加入创新工场。这多多少少证明了我当初的想法：中国有着足够多的和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品好、有创业精神、扎实的计算机基础和团队合作精神的青年人。

　　不过，在我和很多青年朋友交谈时，我也看到很多人的疑惑——特别是那些尚未毕业但怀揣梦想的大学生。一些非常聪明的学生朋友也会有一些极为朴素的好奇：如果我可以加入一家已经成功的公司，直接过上很舒适的生活，为什么要创业？大学毕业后，是不是只有大公司才能帮助我成为一个卓越的技术人员？如果创业失败了，而我在这几年里又做出了很大的个人收入及私人时间的牺牲，是不是很亏？

　　其实，我一直这样告诉青年朋友们：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够学习到最多，而不是其他。虽然很多人在学校里已经非常优秀，但你的第一份工作还是能给你带来很多震撼教育：它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究竟想过上怎样的一种人生。毕竟，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聪明到可以计算到未来的每一步起伏变化，那么，你未来在面对那些重大而艰难的决策时，帮你做出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

    我像所有的优等生一样，对高等学府里的生活充满了向往，我的梦想一直是做一个哈佛人。不仅是因为哈佛大学的光环，也因为我一直把学习法律当做我的目标，并把学习数学当做我的“后备”，而哈佛的这两个专业都是全美最好的。我也曾经充满了无限的信心，因为我是全校公认的最活跃、最聪明的好学生之一。每年哈佛会在我所在的高中平均录取一到两个人，充满自信的我坚定地认为——“今年就是我”。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一向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遭受过重大挫折的我，遭遇了第一次在我看来比较严重的打击。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因为我痛恨背书的学习方法，而SAT的考试，确实还是需要下一番苦功夫背SAT那些稀奇古怪的单词。而喜欢自由式学习的我，相信自己的聪明，认为死背单词无用。因此，SAT的考试，对我来说无异于一场滑铁卢。我在橡树岭当

    1977年，我第一次参与了美国Junior Achievement (JA)组织的“高中学生创业尝试”课程。学生将在商业志愿者的指导下创办一个学生公司，发售股票，召开股东会，竞选管理者，生产和销售产品，财务登记，开展评估，清算公司。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学习商业运行的方式，了解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它所带来的效益。

    参加这个课程，将由学生担任员工并推选一个总裁，由总裁来设定公司名称、产品的推出，以及目标客户。当年，我被推选为主管市场的副总裁，负责销售。

    记得那一年，我们所创立的公司非常简单，就是从当地的建材市场买来钢材，然后让学生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到工厂里来加工这些钢材，我们把钢材切割成很小的一块块圆环，然后在圆环上刻上简单的雕花。这个小小的金属圆环，就是专门用来扣住餐布的环儿。

    当时每个周末，工厂里都集中了很多学生在做雕花。在负责推广的过程中，我建议让学生家长来购买，虽然他们其实并不需要。最后，公司虽然有盈利，但是这些产品几乎是在内部消化了。

    有了这次的切身参与，15岁的我忽然意识到，真正好的产品，

　　圣玛丽学校将近两年的生活可谓波澜不惊，但也有一些小插曲。

　　由于橡树岭有著名的原子弹实验室，也有大片大片的农田，因此，圣玛丽学校既有科学家的孩子，也有朴实无华的农民的孩子。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很多人对中国谈不上什么了解。在橡树岭这样的小镇上，人们对中国的了解更是片面，他们甚至常会把Taiwan（台湾）和Thailand（泰国）弄错。因此，长着一幅中国人面孔的我，在美国人眼里，还是非常稀奇的。偶尔有知道中国的人，也在美国一片“反华”的氛围中，对中国充满了敌意和误解。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正在上体育课，忽然有一名原子弹专家的孩子跳出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是中国人，中国人都不好，中国人很落后的，是东亚病夫！”我的脸涨得通红，周围也聚集了很多同学，这时，一个农民的孩子站了出来，挡在了我的面前，“你怎么能这样说开复，你凭什么这样说？”两个人居然在大家面前扭打了起来。

　　当时，李小龙的电影红遍世界，中国功夫在美国也十分有名，情急之下，我对那个骂人的男孩大叫，“你别打了，我会中国功夫！你要是再打，我拿中国的武功对付你！”这时老师也匆匆赶来，而那个男孩，从地上爬起来，

　　去美国之前，我只学过半年英语，因此，语言障碍成为我面临的最大难关。刚开始，同学和老师说的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那种感觉非常痛苦，那“催眠”一般的语速，总让我在课堂上打起瞌睡，有时候，听到同学们因为老师的一句笑话笑得前仰后合，我才从梦中惊醒，但还是摸不着头脑。天书一般的英文，开始让我有些望而却步，后来，我干脆带几本中文的武侠小说到课上去读，因为觉得怎么听也听不懂，还不如看小说。美国的教育颇为宽松，修女老师看到了，多半不会当面指责你，而是听之任之。

　　其实，我心里是暗暗憋了一股劲的。那么聪明的我，不应该被语言绊倒啊！于是，我找了一大本英文单词来背，经常背到半夜，不会的就一次次地翻厚厚的中英对照字典。不过，没多久，我就发现这并不是学英文的最好方法，因为，即使当时记住了一个单词，但是使用率不高的话，就会完全忘记。我终于悟到了，在没有语境的情况下，背单词是没用的。

　　后来，我还是下定决心用多交流的方式来学习英文。下了课，我不再胆怯，站在同学中间听他们说话。如果5个词当中有4个听懂了，只有一个听不懂，我也会赶紧问，同学们会再用英文解释一遍给我听

　　对儿时的我来说，父亲是个严肃而遥远的人。从我出生到11岁赴美之前，他给我的感觉，总是有一点点沉默和神秘。他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每天待在书房里，或踱着方步，或不停地写作。

　　虽然来台湾多年，但是父亲一直不变的，是那满口的乡音。因此，我们的家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孩子们跟爸爸讲四川话，跟妈妈和兄弟姐妹讲普通话。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依然可以讲出很多四川话。听到川音，还觉得分外熟悉亲切。

　　在印象中，父亲言语不多，也不爱逗孩子们笑。所以，在我们的感觉中，母亲的爱像太阳，温暖、无私而透明，父亲的爱则像月亮，冷静、理性而朦胧。

　　我曾经一度以为父亲并不爱我。他很少表达他的感受，当我逐渐成年的时候，发现他也有他的“爱的语言”。比如他经常趁出门散步的时候，叫我一起出门上学，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走一小段路，这几乎是我们唯一的独处时间。现在想想，父亲总是把这种爱隐藏在沉默的行动里，以至于太阳的光芒总是使月亮的光辉失色。

　　但是父亲总是说到做到，对孩子们的承诺从未食言。有一次，父亲突发奇想给我出了一道他自认为非常难的数学题，他觉得我肯定答不出来，说如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