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妄想:贺承军的blog

深圳的“技术流”土改

《深圳市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总体方案》是国家土地部门推动的，被称为深圳第三次土改，面对深圳土地资源短缺、货币和市场资源较充足、主体人口为移民对土地附着性较弱等条件，朝着市场化、产权明晰化这一正确方向，推出高度城市化地区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土地市场配置手段的改革，有积极意义。但我个人认为，这尚不足以称为深圳第三次土改，甚至04年那次“转地”也不足以夸大为第二次土改，当然，本轮改革比04年那次动作要大些。

04年的“转地”实际上是城市规划主导的，即根据规划法“推定”（不是“划定”）深圳全境范围是城市规划区，而城市规划区必定是国有土地。以此号令深圳原住民把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并进而请国土资源部对“转地”予以承认，国土资源部答复是认可，但下不为例。如今这个下不为例的东西，继续深化，要做新的示范。

如此推动的土地制度变迁，“技术流”味儿十足。即土地部门在不触及土地的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让规划法做突破的先导，让深圳这样的

南方都市报搞一个民间提案，我这条在两会期间太敏感，就舍弃了。现在自己园地发表。

提案主题：贺承军——提案人：贺承军

核心提示：中国的土地问题是制度变迁的核心问题之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需要改革目前的土地国有制、推行土地私有化。

问题现状：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土地制度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79年之前，哪一个中国人能想象土地的有偿出让？能想象出政府先出钱向村集体征地，并对村民个人予以安置、补偿方式获得土地，并向机构、个人和企业，甚至向外资企业有偿出让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吗？在79年至今的30年间，土地的出让、开发、利用又产生了多么丰富多彩的形式？如今，政府对土地的管制主要立足于耕地保护、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以及土地的用途管制，并且政府成为土地升值的最大受益者。但目前的城乡发展已经面临政府征地激化社会矛盾的巨大可能，土地私有化的路径设计已经提上日程。有一种担忧是：土地的私有化会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一顾虑其实源自对世界土地制度的多样化形式的盲然，以及对制度创新的障碍预设。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其国有土地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大片山脉、湖泊、森林、海域基

纪念“南巡”，通过“企业镇”模式实现土地破冰

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审时度势，打开中国走向市场化道路的第一重路障，但接踵而来的路障，使我们前行的步伐时快时慢，甚至还有些障碍，让我们感到难以逾越的困顿。今年纪念“邓小平南巡”的仪式不算盛大、场面未必热闹、意义未臻丰沛。我们现在来纪念，不仅要在经典中阐发新知，更重要的是要借重温经典来激发勇气。

房地产业是矛盾很尖锐、利益博弈很激烈的市场化之路的典型。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政府动用最严厉的政策手段，制止了房地产价格疯涨的趋势，但直至3月14日总理在两会记者会上的表态，依然表示出对房地产价格调控的失望，而房地产相关领域的氛围，是表现出对持续2年多的严厉调控快点结束的希望。

客观来说，对房地产的调控，显示中央政府在土地资源由政府垄断条件下，对地方政府和金融界偏好的行业进行把控的最大力度，房地产价格控住了（尽管总理说还远未到位），相应地，GDP增长指标也做出调整，以前信誓旦旦必须“保8”的口径也改变了。GDP指标的口径变化，与“就业与稳定”相关的说辞，也就要随之变化。这些变化的意义之积极面大于消极面。其实，如果说中国目前还无法推动

孩子班上要演节目，嘱咐我写个小剧本，四个小朋友演，三男一女。

动 物 狂 欢

华南虎、黔驴、永州蛇、云南孔雀（由女孩扮演）去参加动物狂欢节。

四个角色的典故：

华南虎：陕西农民画一只虎刊登照片，说是找到了将近绝迹的华南虎，曾经是全国轰动的闹剧。

黔驴：古有成语：黔驴技穷。

永州蛇：唐柳宗元：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

云南孔雀：杨丽萍的孔雀舞有名，是春节晚会的常演节目。

四个扮演动物的小朋友上场

目前没有改革动作

可能是最不坏的事

    早就想写一篇政治博客，但一直忌于自己的企业职员身份，没有动笔。当今局势可能是推动民主宪政最好的时机，所以我这个“阶级敌人”自动跳出来，等待斩首。

    改革推动30多年，这几年，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改革似乎停滞了，官方声嘶力竭喊继续改革，民众不热衷但也不排斥，学者心里着急，但学者分化很厉害，比官家和民众分化得厉害。

    有学者解释，因为先前推动的改革，是参与者都有好处，所以全民参与，一度乐此不疲。这个说法对一部分。因为人性是：如果别人得的好处远远大于自己得的，那么，自己就不是得了好处，自己是受羞辱。换句话说，没有全体得好处的事情，在80年代，争论、争斗那么厉害，就是历史事实。不要曲解、矫饰历史，尤其是为当下找历史理由，学者们经常干这个事，马后炮、未来不可知，这是庸俗学者的生计。

    当下的既得利益阻碍改革的说法，也只对了

从城市住宅实践到日常生活的发展——贺承军访谈

采访/冯果川（冯）、朱晔（朱）    整理/朱晔

郊区化和住宅的

质疑薛兆丰“适当放宽生乳国标”的逻辑

      看2011、07、25的《经济观察报》第51版刊登的薛兆丰专栏文章《缺奶、淡奶、浓奶与毒奶》，他体谅政府放宽生乳国标，是在缺奶、淡奶与毒奶之间做选择，换言之，提高标准，就可能缺奶，放宽标准，则可能有毒奶，但毕竟有奶。

    这个推论，薛找了一个“历史对照样本”：90年代，中国人没奶喝，是因为当时没散户养奶牛，企业垄断，标准高，所以没奶。其实，“当时没散户养奶牛、企业垄断”说的没错，说“因为标准高而导致90年代没奶喝”是他妈的瞎说。问题就在这，这就是薛兆丰故意在不经意间找的一个逻辑起点，一个根本靠不住的逻辑起点，然后就有他那番看似很深奥、很学术、很经济学的推论，关键是，很贴心，贴监管者的心、贴蒙牛的心。

他这样的遮人耳目的贴心小棉袄学术，具有跨行业的示范性，制造业的污染、医药业的乱象，都可以从这种土匪理论中找到依据：民众要么接受这样的“供给”，要么饿死。

    回到没奶喝的逻辑、历史渊源，乃是因为毛时代“割资本主义尾巴”留下的惯

人性，比电影表现的更美，可能

从凯特温斯莱特从甜点变为坚硬中年婆，回想她在泰坦尼克中的角色，如果她的丈夫那个角色，不是那么乏味，而是一个宽容并友善地看待妻子在船上的浪漫，并在最危险关头以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出轨的妻子和她的小情人，这个电影不是更伟大？！

如果布拉格之恋中的纳粹军官，不是那么下作，那个四方之恋，不是更体现深刻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