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南方人物周刊》，才知道Peter,Paul And Mary里的Mary两个月前死了。

这是我最早听到的他们的歌：

KFC MAN/文

　　新浪音乐讯 北京时间9月18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美国著名民谣组合彼得保罗和玛丽(Peter,Paul And Mary)的成员玛丽-特拉维斯(Mary Travers)9月16日因白血病病逝，享年72岁。

　　Peter,Paul And Mary组合的发言人海瑟-莱利斯(Heather Lylis)称，Mary Travers北京时间周三在康涅狄格州的丹布里医院去世。Peter,Paul And Mary成员皮特-亚罗(Peter Yarrow)说，在Mary生命中最后的几个月中，她一直很勇敢的同疾病斗争。乐队的另一位成员Noel 'Paul' Stookey说：“我想象不出来如果没有Mary Travers，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很荣幸能与她分享生命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时光。”

　　Mary Travers，全名Mary Allin Travers，1936年11月9日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在搬到曼哈顿的波西米亚格林威治村之后，Mary Travers很快就迷上了像织工乐队(The Weavers)这样的民谣乐队，而她也很快就得到了与皮特-西格(Pete Seeger)一起演出的机会。作为The Weavers的主要成员之一，Pete Seeger和Mary Travers一家住在同一栋楼里面。Mary和Pete Seeger组成了一支名叫Song Swappers的乐队，发行了一张专辑并在卡耐基音乐大厅做了两场演出。

　　然而，直到遇见Peter Yarrow和Noel 'Paul' Stookey之后，Mary Travers才真正品尝到了属于她自己的成功。Peter Yarrow的经纪人是阿尔伯特-格罗斯曼(Albert B.Grossman)，他日后曾与大名鼎鼎的鲍勃-迪伦(Bob Dylan)合作。

　　在1961年正式亮相之前，Peter,Paul And Mary组合在Mary位于格林威治村的公寓中排练了七个月。由于处在那个一个政治敏感的年代，Peter,Paul And Mary的歌曲不少都有政治倾向，他们演唱的《If I Had a Hammer》成为当时种族平等的圣歌，他们其他大受欢迎的单曲包括《Lemon Tree》、《Leaving on a Jet Plane》、《Puff (The Magic Dragon》。1963年8月，他们翻唱Bob Dylan的名曲《Blowin' in the Wind》获得冠军。与此同时，Peter,Paul And Mary还是反战的先锋。作为一支在美国主流音乐市场大获成功的乐队，Peter,Paul And Mary依然保持着他们本色的自由信仰。

　　Peter,Paul And Mary共收获了5座格莱美奖杯，1963年，他们的三张专辑都排在在公告牌最畅销专辑榜的前六名之内，毫无疑问，他们是当时民谣复兴运动最成功的组合之一。

　　1966年，在接受纽约时代采访时，Mary Travers称他们三个相处的很好，因为他们彼此都非常尊重对方。“如果想要一起生存的话一定要有对彼此的爱”，她说。“我认为很多乐团开始走下坡路和闹矛盾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相互尊重。”

　　随着披头士(The Beatles)和Bob Dylan都相继转向电声音乐，上世纪60年代初的民谣复兴运动宣告结束。Mary在1966年接受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采访的时候表现了他对电声摇滚乐的不屑一顾。“那些创作太糟糕了。当流行时尚从民谣变成摇滚之后，再也没有优秀的创作人了。”然后，此时的Peter,Paul And Mary并没有停止成功的步伐，他们翻唱爸爸妈妈乐队(Mamas And the Papas)的《I Dig Rock and Roll Music》和两年后演唱约翰-丹佛(John Denver)创作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依然大受欢迎。与此同时，Peter,Paul And Mary还非常善于发掘年轻创作人，录制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戈登-莱特福特(Gordon Lightfoot)和劳拉-奈罗(Laura Nyro)创作的歌曲。

　　1969年，Peter,Paul And Mary获得了他们的最后一座格莱美---最佳儿童专辑奖。1971年，乐队宣布解散，Mary Travers开始了单飞的生涯。Mary此后一共推出了五张个人专辑，但这些唱片再也没有达到过像Peter,Paul And Mary组合一样的成功。

　　为了治疗白血病，Mary Travers曾做过一次成功的骨髓移植手术。在那之后，她还成功地重返舞台。2006年，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Mary Travers说：“就像是奇迹一样，我感觉非常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人给了你第二次生命。今天我去了花园，而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还在医院里。而在今年年中，Peter Yarrow透露Mary的病情再次恶化。Mary在康涅狄格州的雷丁住了很多年，她与丈夫伊森-罗宾斯(Ethan Robbins)有两个女儿Alicia和Erika。

关于张慧生的琐忆

胡续冬

……我深信，我永远是这块亲爱土地上的
那个呕吐诗句像呕吐出一朵朵呛人的花的
那个春天的酒鬼。
——黑大春《圆明园酒鬼》

    作为一个生活规律得像是提前进入了颐养天年阶段的中年男人，我已经很少晚上出去泡夜店、听演出了。但总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能让我现场听到周云蓬演唱的《九月》。每听一次，我这个一贯善于满世界找笑点的人都会忍不住哭得像个窝囊废一样。周云蓬醇厚、辽远的嗓音与海子苍凉、悲怆的诗歌完美无暇的结合自然是催人泪下的主要原因，但对我来说，这首歌之所以听起来格外伤感，还有另外一个很个人化的原因：这首歌背后不止海子一个亡灵，它的作曲者、曾经有恩于我的音乐侠客张慧生，也已经不在人世8年了，而且，和海子一样，他也是选择的自杀。
    我注意到，无论是将《九月》在世间传唱的周云蓬，还是在诗乐结合的《圆明园酒鬼》中缅怀旧日的黑大春，都会在演出现场或是访谈、随笔中特别提到张慧生，想让更多的人记住他。然而，对很多喜欢《九月》的人来说，张慧生这个名字依然像“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这次云蓬兄嘱我写点关于慧生的文字，说实在，我完全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对这样一位在民谣的草原上像一片野花一样兀自绚烂又兀自隐去的兄长，我对他的身世、他的内心、他的音乐造诣了解得少之又少，我都不能肯定我算不算他的朋友。如果在他慷慨敞亮、义盖云天的精神世界里，像我这种在他周围打酱油的小兄弟也算得上朋友的话，我姑且可以记下些许琐忆。
    慧生开始玩音乐，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屁孩，也还没有来北京，对他当年事迹毫无概念，只是后来老是听人说，慧生早先曾是“扒带子”记琴谱的超级高手，那时候很多玩吉他的人参习的琴谱都是慧生扒下来的，他似乎在侯德健的乐队里玩过，据说崔健对他的琴技也赞不绝口。慧生一直非常低调，比起那些刻意混圈的人，他更像个地地道道的散仙。到90年代中期的时候，按说他已经算是音乐圈里颇有地位的前辈了，可他依然租着小平房住在贫穷艺术家云集的圆明园画家村，教教吉他写写歌，喝着小酒自得其乐。
    我就是在圆明园画家村第一次见到慧生的。大概是在1994年左右吧，那一阵我还在北大念本科，一天到晚不好好学习，尽往圆明园画家村里跑，说是去跟艺术家们纵酒论道，其实主要是去找女艺术家瞎玩。有天晚上，我在福缘门那边一个画画的姑娘租的小房子里喝高了，稀里糊涂地就留宿在那儿了。第二天一早，一阵急促的叩门声把我惊醒了，我以为是人家姑娘的正牌男友回来了，有点发慌。姑娘说：“没事儿，一定是慧生大哥。”小木门一开，一个身形高大的长发义士闪了进来，拎着一袋包子，一口地道的京腔：“丫头，今儿我难得早起，给你带了点吃的，老不吃早饭可不成。”一瞅见屋里还有我，义士乐了：“这小兄弟也吃点儿，你瞧你，瘦得跟非洲难民似的。”说完，撂下包子，从门外的一座小木桥上虎虎生风地走了。姑娘告诉我，这义士就是村里著名的吉他圣手张慧生，因为是北京人，对村里新来的艺术盲流们照顾有加，人缘特好。
    后来我和慧生在画家村里又见过几面，都是人比较多的场合，隐约记得好像还被慧生灌过酒，吐得一塌糊涂。慧生是个极为率真的人，喝酒的时候天南海北聊什么都成，就是听不得人装逼，一有人满口不着四六地谈文艺谈思想，慧生就猛灌他。估计我被灌也是因为那时候比较二，在江湖上行走时不时还得靠几句生搬硬套的术语壮壮胆。有一次还撞见慧生酒后打架，不过不是发酒疯，是替人打抱不平，把两个欺负小女生的地痞打得遍地找牙。他打架的时候特别威武，有点金毛狮子谢逊的意思，标准的战神范儿，而一旦抱起吉他弹起琴来，又特别地安静、专注，像嵇康在树下打铁。
    真正和慧生交往得稍微多点，还是在我念研究生以后，大概是97、98年那段时间。因为爱玩，我一个连简谱都得掰着手指头数着认的乐盲诗人居然和北大校内外一帮新老音乐青年混在了一起，他们中有的人弹琴是慧生手把手教出来的，有的人琴技深受慧生的影响，总之，大家伙都特别敬重慧生，经常去找他玩。那几年圆明园西门一带的画家村已经被有关机构像盲肠一样切除了，慧生没有像其他艺术家一样往宋庄、树村之类的地方迁移，他离不开圆明园那个独特的气场，于是就在圆明园东门那边租了个房子。那房子很不错，虽然很简陋，但正对着一池湖水，骑车经过一人多高的芦苇丛去见慧生的时候，颇有拜谒隐士的感觉。
    我至今还记得有一个夏日的午后，我骑车跑到慧生家前面的池塘去钓鱼，在烈日下坐了半天，一条小鱼也没钓上，却听见慧生的屋子里传来了两个吉他高手飚琴的绝响。我走进屋，看见慧生和一个穿得特像乡镇企业家的土了吧唧的老哥们儿盘腿坐在地上，一人抱着一把琴在乐呵呵地对弹。所谓大隐隐于市，我打死也想不到刚才听到的绝妙琴声竟是那位土老哥弹出来的。慧生介绍说，那老哥哥是早年间在天津教琴的时候结识的故人，虽然不做音乐已经很多年，但琴友重逢，自然要以琴声叙旧。整个一下午，我都坐屋里听着，给他俩沏茶加水，基本没说话。他俩更没怎么说话，只管你一曲我一曲地弹着，你一个Dire Straits，我一个Led Zeppelin，你套上布鲁斯滑棒，我架上口琴，弹的恰好都是我喜欢的曲子，听得我神清气爽，彷佛同时被两个武林耆宿输入了真气。夕阳西下，天津老哥在和慧生合奏完最后一曲罗大佑之后放下了吉他，胳肢窝里夹上了一个乡镇企业家制式小公文包，拍了拍慧生的肩膀说了声保重，就从芦苇丛那边绝尘而去了。我完全看呆了，慧生意犹未尽，突然提出要教我学琴，窘得我立马骑车遁走。现在想来，真是后悔万分。
    1998年的夏天，我人生中遇到了一个坎，各种烦心事儿搅一块儿了不说，还因为一点破事儿和成府路的黑道结上了梁子，被一群小混混追杀得四处躲藏。有一天我躲到了慧生那儿，慧生得知个中原委了之后，大骂我没出息，这么点状况就愁得跟条废柴似的，以后怎么安身立命。骂归骂，慧生一边把我安置在他那儿住着、吃着，还给我弹琴解闷，一边亲自出面，找了个海淀这片金盆洗手很多年了的一个黑道前辈帮我摆平了追杀这档子事儿。这件事儿对我影响非常重大，以前我仗着自己曾经在中学的时候当过小混混，总是爱装牛逼、爱瞎激动，真到了被追杀的时候，才体会到什么叫恐惧和无力：就算我再怎么叛逆，我也已经被学院的环境无形中改造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形态。慧生这位古道热肠的兄长在这个节骨眼上拉了我一把，让我渡过了难关，更让我在认识到了自己的虚妄之后开始努力做个靠谱的人，这个大恩，我永世难忘。
    1999年之后我和慧生往来得少了，一是因为开始有了一摊自己的事儿，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已经永久性地戒酒了，再不能陪着慧生开怀畅饮。但时不时，我和他也还是能在北大静园草坪上见到，大家伙儿围坐弹琴唱歌，骂一切可骂的，笑一切可笑的和不可笑的。我最后一次听慧生唱歌就是在静园草坪上，大概是在2000年的夏天。那天好几拨人无意中凑一块儿了，在琴上行走的朋友很多，印象中除了慧生，还有杨一、许秋汉、陈涌海、大杨、王敖、石可等人，还有现在不知是否尚在人世的诗人马骅，那晚我似乎是第一次听马骅弹唱他写的绝唱《青蛙》。那天晚上慧生弹得非常尽兴，唱了他谱曲的《九月》，也唱了他写的《圆明园的孩子》。《九月》其实我在那之前就听过很多次，但不知为何，那晚在盛大的星空下听这首歌，感觉尤其强烈。
    我是90年代初读着海子的诗开始写诗的，尽管后来写的路子完全不同，但我对海子一直有一种村里出来的土孩子对乡村教师的崇敬和感激之情。那时候已经有不少人在给海子的诗谱曲了，但我觉得很多都是瞎胡闹，气场完全不搭，只有慧生谱的《九月》，听得我既觉得揪心又觉得酣畅，仔细想来，可能是因为在慧生的内心世界里面，有一条和海子的精神世界相通达的荒凉而寂寥的大道。海子这首诗悲气太重，如果要用音乐演绎出来，必须得有一种很有力量的东西把刺骨的悲气控制住，让它往开阔的地方走，而不是一味地渗到骨髓里自我销融掉。慧生的弹唱恰好就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他弹吉他的手法很独特，劲道很足，他的声音也异常苍劲，足以和悲气相抗，所以他演绎出来的《九月》让听的人几乎有过耳难忘的震撼感。当然，后来周云蓬的重新演绎的《九月》也是经典中的经典，云蓬的声音里有和慧生不一样的另一种强大的力量：包容力，吸纳一切苍凉并为一切悲伤的事体安魂的包容力。
    2001年秋天，我听说慧生状况不是很好，那时候他已经搬出了圆明园东门，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一直琢磨着哪天去看看他。2001年11月的某天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狮子座流行雨，我溜达出去看天上的热闹去了，那阵子我用的是爱立信大砖头手机，带着不方便，就搁在了宿舍里。等我深夜回来的时候，看见有一个未接来电，拨回去，是个公用电话，大概就是慧生住的那一带的，我没怎么在意，以为慧生酒瘾犯了，打电话拽人喝酒来着。几天后，我得知一个噩耗：张慧生在租的房子里上吊自杀了，就是在狮子座流星雨那个晚上。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直到现在，我都一直在琢磨，为什么他会选择流星雨之夜离开人世，而那个电话如果打通了，他又会对我这么一个比较边缘的小兄弟说些什么话，我又能怎样劝他。他帮我渡过了人生中的一道坎，而我却没能帮到他什么，这么简洁明了的对比，是个人心里都不会好受。
    慧生长得很帅，人中凹得特别鲜明，给人一种特别值得信赖的耿直感，有时候会留两撇很朴拙的小胡子。慧生辞世以后有那么几年，满大街都是切•格瓦拉的头像，我总是觉得这哥们儿的模样有点像什么人，有一天我突然想起来，对身边新一茬朋友说：“我发现切•格瓦拉长得特别像张慧生！”可惜，这新的一茬朋友里面没人知道他。我曾经一度以为慧生的《九月》会像当代的《广陵散》一样和他的热忱、他的友善、他的慷慨大气、他的1980年代一道在世间消失了，没曾想到后来又听见了周云蓬根据慧生的曲子整理、传唱的《九月》。我想慧生若是在天国得知此事，亦会开心得邀海子一道畅饮通宵。有多少人知道张慧生并不重要：一个歌者消失的生命和一首歌完全融为了一体，并在一个又一个惺惺相惜的歌者的嗓音中若隐若现地、无限次地复活，这正是我们热爱这个世界的理由之一。

   2009年10月26日

2000年7月，甘南草原，香巴拉艺术节。

尽管当时用的是尼康，但放了这么多年，再经过翻拍，效果也只能这样了。

我喜欢第一张。

今天一直在听周云蓬的《九月》，这也是我最早听到的他的歌。

    网络上有一种帖子，专门收集世界各国各地的奇怪法律，比如：“在美国迈阿密，溜着滑板进入警察局是违法的”，“在佛罗里达，未婚女性在周日跳伞会受到监禁”，“在佛蒙特州，女性要想戴假牙，必须先征得其丈夫的允许”，“在内华达州的尤里卡，有胡须的男亲吻异性是违法的”。 
    我怀疑其中个别条目属于杜撰或者以讹传讹，或者是脱离了原文语境之后显出了怪异，却不怀疑这种法律条文的确实存在，一方面，以世界之大，各国各地恐怕确有许多我们想象不到的情况和民风民俗，比如迈阿密，可能滑板格外盛行，溜滑板入警局是经常发生的事，但另一方面，我认为，那些国家或者地区撰出这种条目，不过是出于精雕细刻、锦上添花的需要，看，我们已经可以细致入微到这种地步，可以孜孜以求，无限深究，给现代生活的一切细节套上规则。
    即便隔着地理和心理上的鸿沟，外国人的这种精雕细刻，我们也能领略得到，他们坐着飞机，全世界飞来飞去，讨论如何减少牛羊这类反刍动物打嗝和放屁排出的甲烷，并打算向人征收“放屁税”，他们对一切虐待动物的行为严阵以待，拍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时，主人公要将食物中的一条蛆拿出来喂鸟，因为整个拍摄过程有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全程监督，剧组不得不找一条自然死亡的蛆虫作为道具。
    是因为在乎动物放屁？一条蛆的未来？不，这里面有一种自信，一种拿得出手的得意：别的事情已经解决好了——宝塔已经建起，开始专注于毫米见方范围内的花纹，社会的框架已经能够自动运行了，所以才能留神屁和蛆虫之类的细枝末节。
    从前，我们常常遗憾我国的法律法规，乃至临时法令没有这种有趣的细节，但这两年，我们开始有了这种细节，而且古怪程度一点不逊色，比如要求报考公务员的女性“第二性征发育正常，乳房对称无包块”、“不准为男领导配女秘书”、“不按规定走路方式走路的要挨罚”，还有上海的新规“穿睡衣睡裤不能出门”。
    基于我在机关工作十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这种条文需要层层上报，多次上会才能获得出台，如果是拟条文的小职员脑子坏掉，写出了这种条款，不出两步就会被否决掉，除非是各层决策者的脑子不约而同地坏掉，或者主事的人脑子坏掉，它们既然最终出台，说明集体坏掉或者主事的人脑子坏掉的可能性极大，当然，之所以集体坏掉，还是基于一种心理：我们也可以！我们可以如此细致入微精雕细刻！
    但是，我们真的已经可以这么细致入微了吗？我们生活里的那些大事解决好了吗？
    但我还是为上海市民感到高兴，因为，我毫不怀疑“睡衣”法规能够得到执行，因其执行成本并不高。就是说，上海人将拥有一条真的得到执行的法规！和那些生活在给联合国看或者其他人格分裂式法律法规荫庇下的人们相比，上海人的幸福实在难以言喻！

2009年11月5号，小河和周云蓬上《鲁豫有约》。

赠送一段节目录制背后的花絮，摘自刘东明的日记：

    鲁豫剧组的人去云蓬周先生家里抓些生活片段，让老周演示下他是怎样上网的，老周随机的就打开他小组里讨论这次《鲁豫有约》请他们去的帖子，然后电脑就读起来了：“鲁豫就是一傻比，鲁大头杀到豆瓣来了”现场气氛顿时尴尬，老周忙说哎呀不好，我电脑中毒了，怎么还骂起人了呢这没出息的。剧组人也不傻，说行了周云蓬，别装孙子了，咱们节目上瞧，说着就日日日的阴笑起来。事情搞的老周心情一落千丈，借中秋月圆之际把我约了出去喝酒消愁，拉着我的手说鲁大头的节目不易上了。

在报纸上看到一段关于刁斗的采访，原来那首《脚印》是他作词的。

找有关的资料，找到这个文章。

打赌

刁斗

    背 景 材 料
    二十多年前，作曲家谷建芬谱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其中有两首与我这个故事有关，一首是张枚同作词的“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一首是我作词的“洁白的雪花飞满天，白雪覆盖着我的校园……”
    先说我作词的那首。那首叫《脚印》的歌曲唱开以后，我这个在校大学生收到不少听众来信，其中有一封来自东南地区的张集市，写信人叫罗雪绒，是个幼儿艺术师范学校的在读女生。罗雪绒说她没见过雪，却因为名字里边有个“雪”字，对雪，尤其对东北那种“真正的”雪，极有好感。我对罗雪绒的长信也有好感，与她的联系就建立了起来，后来看到她寄来的照片，把她视为仙女，假期跑去见上一面，就天南地北地谈起了恋爱。毕业时，我要求去张集工作，正好当时张集大学有个新设没几年的新闻系，学校把我分到了那里。
    那里确实缺人，我一报到，就被安排教二年级的新闻写作，同时替个生小孩的女教师当四年级编采班的辅导员，那个班，将是张大新闻系的第一个毕业班。
    那个班的大部分学生与我格格不入。可能因为我与他们认识的时间短吧，而且他们也不是初进校门的低年级生，都大人了，他们不肯把我这个与他们同龄的东北小老师当一回事。在那些明显对我不屑一顾的学生中，有个叫徐盼的我印象深刻，他高大，白净，俊朗，是学校排球队的主攻手，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帅哥。我承认，他的傲慢自有道理，因为他并不只是个花瓶似的体育棒子，他学习也好。他的聪明是公认的。毕业实习时，他和另五个男生一道在张集电台新闻部当见习记者，恰好那会，刚刚成为张集青少年宫艺术辅导老师的罗雪绒常带学生去电台文艺部录制节目，就认识了徐盼。我还记得，罗雪绒第二次去过电台，就和我提到了徐盼，言谈中对他充满感激和欣赏。当然了，那时她并不知道徐盼叫徐盼，她只知道他是我学生，但她稍做描述，我就知道她说的是谁了。那时，徐盼以及我所有的学生，都不知道我有恋人，学校的个别领导和同事知道我在张集有个恋人，却也不清楚她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那时候的人活得谨慎，正经八百地谈恋爱也喜欢秘密进行，不像现在，通奸都可以敲锣打鼓。
    电台院内有个排球场，实习期间，每天吃过午饭，徐盼都率领其他五个同学与电台的编辑记者打几局球；而这时，已安顿好学生们午休的罗雪绒无所事事，也愿意坐到球场边的矮木凳上看看热闹。第一天，甚至第一眼，罗雪绒就注意到了技艺与长相均很出众的徐盼，可徐盼是否也注意她了，则无从判断——看球的人有二三十呢。然后就是第二天了。第二天，罗雪绒坐上矮木凳时，她牛仔裤前边的拉链由于质量不好，绽开了，对此她却一无所知。如果站着，牛仔裤的前开门会自动抿上，没人能看出拉链的问题；可以半蹲的高度坐上木凳，那个前开门，正好会冲着球场敞开个菱形。其实敞开也没关系，别说里边还有裤衩和衬裤，即使没有，那样一个小小的开口也露不出什么。关键是不雅。后来罗雪绒说，通过回忆球场上那十二个男人的表情和眼神，她敢断定，他们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看到了她的不雅，因为他们打球已心不在焉，他们那一束束鬼祟的目光，斜向她两腿之间时直蹿火苗。这时候，大约在罗雪绒坐下十分钟后，场上的球往她身边滚了过来，她正想伸脚挡住，追球而来的徐盼也赶到了。她觉得徐盼并没看她，可哈腰拣球时，又分明对她说了句话，因为那声音控制得只有她一个人可以听到：对不起，你裤子，拉链开了。说罢，他人已回到排球场上。罗雪绒也是聪明姑娘，沉着冷静是她的特点。她就没看徐盼，也没低头，只是并紧双腿，假装侧身向远处张望，好像忽然听到远处有人叫她。然后，她巧妙地借助屁股下边报纸的遮挡，离开了球场。
    罗雪绒对徐盼的好感不言而喻。拉链事件后，好几次我们闲聊时，她都拐弯抹角地打听徐盼。除了没写过流行歌曲，徐盼处处比我出色，我就不愿意多涉及他；罗雪绒理解我的小心眼，也就不再多问。那以后，徐盼在我俩嘴里成了禁忌。
    就在这次毕业实习期间，徐盼他们的六人小组中有人丢了钱，经过由我、由新闻系张主任和学生处李处长组成的调查小组的一番了解，我们认为，徐盼偷钱的嫌疑大些。但徐盼坚决予以否认。他说那同学的衣兜里有钱他的确知道，打球间隙，他也的确单独去堆放他们衣服的地方拿过烟，而打完球穿衣服时，那同学也的确立刻就发现钱没了。可这就证明我偷了吗？谁能保证我们打球没留意时，没别人碰过我们衣服呢？他的辩白挺诚恳，不像狡辩。这样的案子，放在经验丰富的警察手里也只能悬置。可当时，学生处李处长对自己的推理技巧充满自信，又被一种验证自己刑侦能力的渴望烧得浑身躁热，就坚决要一查到底，说破了这个案，也可以打打徐盼那种目中无人的嚣张气焰。一个毛孩子，他说，撬他嘴比开个啤酒瓶盖还要容易。他软硬兼施地逼徐盼就范。徐盼很无奈，可也固执，他不体谅李处长的刑侦热情，一点也不配合呼应李处长的分析判断，让李处长很没面子。后来事情就过去了，后来，就到了徐盼他们毕业的时候。给学生做鉴定时，刚刚荣升副校长的李处长来找我，让我把徐盼偷钱的情况写入档案。我说这不好吧，档案可是要跟学生一辈子的，别说咱不能证明徐盼是贼，即使证明了，对年轻人的偶一失足，也该谨慎从事。李副校长非常生气，好像我已经隐瞒包庇了徐盼的劣迹，说我对党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不负责任。我还是下不了手，就去找张主任。张主任资历更老一些，不把新任副校长放在眼里，两人脖子粗脸红地吵了起来。就是这时候，正值两人吵得不可开交时，学校广播站的大喇叭里，忽然声音很大地播出了张枚同作词的流行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他们下意识地停止争吵，愣愣地听起那首歌来。那首歌，他们肯定都耳熟能详，可此刻听它，竟让他们听出了新意，而那新意，也就诱导着他们把一个新的主题引入了争吵。
    二十年后，徐盼像我们现在这样大了，工作单位要提拔重用他，可一看档案，发现他做过贼。你想想，事实上并没有证据能证明他是贼，咱这么干，不是毁人家嘛。张主任说。
    李副校长说，我就是要毁他。徐盼这种人，我一眼就能看透，别看长得溜光水滑，可骨子里是个贼坯子，是个花花公子，即使他现在不是贼，二十年后也准是，咱现在替他未来的单位提个醒，还可以让那单位少受损失呢。
    结果，也不谁先提的话头，两人就拉开了打赌的架势，要为二十年后打个赌，赌二十年后的徐盼会不会犯罪。他们约定，赌输了的，要去给赢家磕三个响头。
    当时的他们，也就我现在这样的年龄，四十几岁。现在我知道，四十几岁不足以说明任何问题，可当时，在我眼里，四十几岁的他们不光是领导，还是长辈，是德高望重的人，是知识和文明的化身；可他们竟孩子式地打起赌来，未免可笑、滑稽、荒唐、为老不尊。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并没想到，把一个人和他的二十年置于一场赌局之中有多么冷酷——即使从张主任那个角度讲，他认为徐盼肯定错不了，他想维护徐盼的声誉，可这样的赌，也打得恶劣。
    最后协商的结果是，在徐盼档案里，不正式写明他是小偷，只在备注栏里，委婉地附带一笔：他有可能偷过钱。写完这个，张李二人又拉住我，让我作为公证人，在他俩一式复写了三份的打赌文书上签个名字。那份文书规定，二十年后，输方向赢方磕头时，必须有我或我委托的证人在场。
    就这样，徐盼带着他档案袋里我写的备注去了张集电台，而几个月后，我也调离张集回了家乡沈阳。我回沈阳的理由很简单，罗雪绒虽然喜欢“雪”，喜欢那种东北才有的“真正的”雪，可对我这东北人，她却很难“真正地”喜欢起来。我们结束了恋爱关系。
    二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如果说多年来我从未记起过张李二位师长打赌的事，那不现实，但我从未把这局赌博当一回事却是事实。后来我差不多也真的忘记它了。
    但有一天，我却想到了这局特殊的赌博。想到它，是因为我想到了徐盼的档案，想到了档案备注里我受命写下的那半行文字，而想到徐盼的档案，又是因为我一个韩姓朋友偶然说到了自己的档案。
    韩姓朋友已在美国定居七八年了。本来他不愿去，但有些妻子儿子方面的原因，他只能去。出国前他对单位说还可能回来，也就是说，除了请单位月月接收他由亲戚代交的党费，还须保留他的工作关系。这种事国家并不允许，但所有的单位都这么干。离去的人不会给单位找任何麻烦，单位则可以用那份无人领取的空饷发奖金，皆大欢喜，何乐不为呢。但前段时间，韩姓朋友的原单位搞整顿，为了见点整顿成效，就把他除名了，恰好那之后，为给父亲奔丧，韩姓朋友也回了趟国。在我们给他接风的酒桌上，我看到，这个长我近十岁的敦厚兄长流出了眼泪，而他的泪水，很可能就是为档案流的。他先木然地说，也不打个招呼，就不要我了，以后我党费往哪交呢？然后又笑笑，带点自嘲地说，也不知道，我的档案能不能给我。刚毕业时，我偷看过我的档案，学校给我写得那个好呀，像烈士档案。他们可不能把我档案弄丢了呀，以后回国，我还指望它帮我找工作和重新入党呢。就是这时候，他笑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皱纹间的泪水。
    那天晚上，我把我家仓库里一个灰尘爆土的破纸壳箱子翻了出来，在张集时期的一个日记本里，找到了张主任李副校长的打赌文书，看着上边我的签名，我想到了徐盼。二十年的期限，已经过了，张李还记得他们打的赌吗？还记得他们的活人赌具吗？还记得我这个公证人吗？当然我没想去提醒他们，更没想在这件事上做什么文章。我想到它，确实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我意识到，把我的笔偷偷伸进别人的档案，这是我终生的羞愧甚至耻辱：我何德之有，敢凭一己之识去结论别人呢？况且那结论还很可能对别人的一生发生影响；即使为别人“结”一个韩姓朋友那种烈士之“论”，这种背地里的勾当，也如同暗算呀。
    但我从没认为，张李之赌还会帮我成全一个故事。如果有一天，我没接到一个任教于张大文学院的朋友的电话，这件事，可能都不会成为我某部作品中的一个细节；可那新近当了博导的朋友，却于不经意间，把一个完整的故事塞给了我，因为他说：来张集玩两天吧，给我的学生搞个讲座，吃喝嫖赌都能报销。
    我人未到张集，他们就把我在文学院搞讲座的海报贴满了校区，结果，几个还记得我的张大故旧，就和我的朋友打好了招呼，说我来学校后，一定告诉他们一声，这其中，就包括了早已退休的张主任和李副校长。
    他们两个，我是先见到李副校长的。他身体壮实得一如当年，现在是张大老干部委员会主任，据说对学校的大政方针仍有影响力。见张主任，不是在饭桌上，而是在他家，这时他的肺癌已转为脊椎癌，正在床上等死。分别与他俩说话时，他们都没提当初打赌的事，他们都主要赞美我有出息，说他们二十年前就这么认为。自然也提到了徐盼。可那并非因为他们记起了他曾给他们当过学生，并毫不知情地陷身在他们间一场漫长的赌局里；他们提他，更因为不久前他刚被收容审查，并且是卷进了张集市委宣传部部长的腐败案里。我相信，如果徐盼没犯事，仍像其他普通的张大毕业生一样寂寂无闻地生活着工作着，或者只是自己犯了事，没和宣传部长一起制造出近期张集人街谈巷议的头号新闻，他们根本没兴趣提他，没准都已经忘记他了。可现在，徐盼借宣传部长的光成了名人，他们才猛然记起，这名人居然与他们还有些干系，于是才想到把他挂在嘴边，一方面作为谈资，一方面，也作为他们追怀往昔反躬自省时，借题发挥自说自话的酵母引子。
    我知道，如果他们仍记得当初的赌博，仍把徐盼看作一件经久耐用的活赌具，我会鄙视他们；可现在，由于徐盼的“名人”身份，他们只记得他的“名人”履历，而忘记了他与他们还有着一重赌局上的关系，我心里好像更不舒服。
    李副校长和张主任，分别给我提供了两个不同版本的徐盼。
    
    两 个 版 本
    来来，喝喝。你这年轻人还没我老头子酒量大呢，这哪行。破费什么破费，我当头头这么多年，给学校可省老了钱了，哪像现在上来这些人——咱不说他们，都是学生辈的，你虽然是从咱张大出去的，可这么多年了，得算外人了，我不能把家丑往外扬呀。哈哈是不是？我呀，不管别人，能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良心就行。不信你打听，这么多年，糖衣炮弹面前倒下多少干部，可有人说我老李个“不”字吗？我不贪污不受贿，不抽烟不赌博，不买官卖官不出国旅游……嘿你个臭小子，嫖就更找不着我了，我惟一的嗜好就是喝上一口。我自信自己是个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去见马克思那天也问心无愧。哎，对了，我们这里最近有个案子，直追你们沈阳的慕马呀，慕绥新马向东吧？你瞧着，一个月后，我们这的书记市长也全得垮台，看他们还耀武扬威不……啊你知道我们宣传部长那个案子啦？对，有个当年咱校的学生，叫徐盼，妈的，这回咱张大可美名扬了……什么？你认识徐盼？当过他辅导员？你还当过辅导员吗？
    对对，大高个，挺帅挺精个小伙子。我最看不上男人长成那样了，奶油小生。我说我有远见可不是吹，不光看到了你今天有出息，也看到了徐盼不是个好东西，早晚得犯事儿。记得我当学生处长时，他就偷过同学钱，那时候你可能调走了，是我亲自处理的。当时呀，我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利用从侦破小说里学来的推理法，察言观色，声东击西，一家伙就把他心理防线给攻破了。为了挽救他，没把他开除，也没给他处分。可你看这小子多不争气，一点教训也不接受，这么多年了，还是见钱眼开，恶习不改。这回好，一千多万呀，十回枪子儿都够他吃的。你知道我现在庆幸什么吗？我庆幸我有远见，把对他品质的分析判断都写他档案里了，这么多年，虽然他在电台干得挺冲，可根据我的档案，台里对他始终是控制使用的，这么着他才没给党和国家带来更大危害。你想他要当台长了该多可怕，电台可是党的喉舌呀，掌握在这种人手里，他要真里通外国，那就，就……但我现在也有懊悔的地方，就是当初电台提他当农村组副组长时，我本来知道嘛，他们管人事的副台长我也熟嘛，我是应该去提醒一声的；唉，可我光顾忙学校这边自家的事儿了，我等于，眼看着他后来一步步地又攫取了广告部主任的要职，妈的，一千多万的民脂民膏就揣他腰包了。
    这小子在学校时目空一切，可工作以后可会整事儿了，越过台里，和市里那些头头打得一团火热，听说这回要不犯事儿，就调他去电视台当副台长了，还分管广告部。电视台呀，那广告收入比电台多几十倍上百倍呢，你想他要在电视台大权在握了，他得贪多少。我听说他们三五个人一顿饭就能吃下去一两万，真是祸国殃民，祸国殃民哪！来来，咱这一顿就是打个牙祭，算个屁。喝，大点口，毒药哇？
    其实徐盼这小子，脑瓜子比谁都好使，人也大方，不光给上边喂得满意，下边的人，跟着他也都有好处——当然也是跟着他化公为私损公肥私了。不过这一点，许多人还是挺佩服他的，有多少贪官污吏，自己肚子都撑破了，也不肯给别人分一星半点。这回把徐盼牵进去的宣传部长，就是个小器鬼，守财奴。你知道他们怎么出的事儿吗？那小子喜欢女人，咱市文化单位有点姿色的女人，让他搞遍了——我说那部长。有一天，徐盼领他嫖个妓女，他一下就被那妓女迷住了，俩人聊得挺好，看那意思，都情人了，隔两天他就自己又去找人家。可人家是妓女呀，人家是卖身子挣钱的，和你聊得好那是逢场作戏，哪能把身子白给你呢。完事儿了，那妓女要钱，他却像受了多大委屈，说人家不懂感情，扔下一百就要走——听说咱张集也就这价，一百两百的。可这玩艺，也酒似的，有五十一瓶的也有五百一瓶的呀。人家那妓女能让你这阅女人无数的大部长都着迷，自然不会就一两百的身价吧，人家要三百，说因为有感情了，就要个最低价。可部长偏不给，还拿人开心，说一百二行不，一百八行不，说最多给二百五，是骂那妓女二百五呀。妓女被他逗急眼了，叫一嗓子，就进来两个彪形大汉，把部长揍了个鼻青脸肿。这么着，事儿就大了，就把徐盼也扯进去了，又把经济上的事勾了出来，还勾上不少更大的官呢。小老弟呀，你等着看热闹吧。唉，一个个人五人六的，这回好，叭——脑袋都得被崩开花……
    他老婆呀？听说他被抓进去没几天，就和他离婚了。人家肯定早有准备，早把钱转移国外去了——那帮贪官全这么干，等你想起来没收财产，啥都没了……没见过没见过，好像是个音乐家吧。徐盼那小子招女人喜欢，花花公子，要不他和宣传部长咋那么哥们呢。俩人臭味相投，打一壶酒喝。
    最后干一个，这杯喝完我就不攀你了！你呀，哪像东北大汉……
   
   
    哦，没变没变，走街上我也认得出你。稍稍胖点——不过你年轻那会有点瘦。咝——没事，说话没事，不动就行，一动弹，没动好，哪都疼。也习惯啦，也疼不了几天了，大夫说我能活三个月，我这都六个月了，超指标了。
    这么多年没联系，可我真没忘你，你有才呀。当一辈子老师，我就喜欢有才的学生——你别挑我，虽然咱是同事，可当初，我是把你当学生看的……谢谢谢谢，哪里哪里，现在可不敢了——有你这样有才的学生，有那么多让我跟着荣耀的学生，我也死而无憾啦。有时真想把你们，把我过去格外喜欢的学生都找来，见一面；可现在，久不联系，大部分都不知道在哪了，干什么呢，还有的呀……哎，最近张集出了个大新闻，也是我学生制造的呢，可惜呀，不是好新闻是坏新闻，是恶新闻。有个徐盼——唔？是吗？你带过他那班？对对，我想起来了，你就带过那一个班。这徐盼，也有才呀，可他搅到张集第一大腐败案里去了。
    徐盼这事儿呀，我一听说，我就想，咱当老师的，虽然是多少年前的老师了，可也有责任呀——我这不是虚话，不是官腔，我又不是官，我是有具体所指的。当初毕业实习时——你还没调走嘛，他们那个实习小组有人丢了钱，我不知你是不是还记得？记得哈，对，当时系里和学校都怀疑是徐盼……也记得哈。这些天哪，我总想，一个二十出头的学生，一个那么要面子的年轻人，咱又没抓住人家任何把柄，就天天让人家承认偷了钱，连蒙带唬连吓带诈的，那不对呀，那会给学生心理上带来多大影响呀，会在学生思想上留下多大阴影呀。那小伙子是有点狂，连老师都瞧不起；可不能因为他狂就那么整人家呀。咳，那会我对他有成见，也不怎么一小心眼，就在他档案里写了一句，说他可能，偷过钱……什么？你写的？你不用安慰我这快死的人，我老张从来敢作敢当，即使徐盼摊上极刑了，过些天，到地狱里去找我麻烦，我也不改口，当过小人就是小人。哦，你吃吧，这水果你们东北可能没有。
    你想想，一个年轻人，带着污点参加了工作，可那污点对他自己来说却是个盲点，别人都能看到，偏偏他自己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他身上背了个污点，完全蒙在鼓里，这该是种什么滋味。长此以往呀，这个似是而非的污点就能把人搞糊涂，搞扭曲。我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贪婪，为什么冒着风险弄了几百万，却大部分都给了宣传部长他们上边的人，得打溜须呀！总提不上去他不平衡，可他又要强，只能选择这样的捷径。这么多年，有时我听别人说起他，说他干得挺出色，才干能力都很突出，可台里就是不重用他，我脸红呀，因为我猜得出台里对他为什么那么不公平。刚到台里那会，他们采访都不用他，出差的人手多紧，也不往外派他，让个对工作一腔热情的大小伙子坐在办公室编“报刊文摘”节目，那活是老太太干的呀。我记得有一回他来学校办什么事，还和我发了通牢骚，但最后仍然表示，你不用我我也好好干，别人花一分力气我花五分，别人花五分力气我花十分，就不信你们眼睛总瞎。我挺感动，一个劲鼓励他应该这样想，我甚至说，这天下根本没公平可言，所以你不要多想台里是不是对你有偏见。照理说，我这当老师的不该这么说话呀。后来，多少年过去了，他才被弄到最苦最累的农村组去当记者，他的出头之日也才慢慢来到，当上副组长了，当上组长了，当上广告部副主任了。电台竞聘各部主任时，大家公认，在新闻中心这边，他在哪个部当头头都最合格，可领导非把他弄广告部去，觉得在那边，他这有前科的人不能犯政治错误。这帮人多蠢哪，如果真因为档案里怀疑他是贼就提防他戒备他，那恰恰应该给他个新闻中心这边的头头当，怎么能让他去那个总跟钱打交道的广告部呢……没事儿没事儿，我没激动。如果他真是个爱小的人，他最不会犯的就是政治错误，你说是不是？
    罪孽呀，罪孽，他怎么胆子那么大，弄出来五百万。我总觉得，我要不在他档案上那么写，凭他实力，没准他早当上台长了，没准那宣传部长的位置都是他的；可我那么写了，他又不知道他爬不上去的原因是什么，就只能一个劲地用钱铺路。咳，他怎么，怎么非得当那个官呢？这些年里，据说他倒和不少当官的打得火热，要在平常，遇点麻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有可能；可现在，正赶在了点儿上呀，多大的官都自身难保了，谁帮得了谁呢……至少也得判二十年哪。二十年，二十年，这徐盼，前二十年蹲在文字档案砌的看守所里，后二十年蹲在高墙电网垒的监狱里，这人的一辈子……命呀，当年不有那么一首歌嘛，过了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二十年后，这世界上早没我啦，你要能见着徐盼，能和他相会，就替我，说说我的歉意……
    他妻子？听说过，听说他妻子是个教员，教音乐的，具体在哪个学校不知道。听说他这一进去，学校那边也立刻不许他妻子上课了，也得停职反省。真是荒唐，如今怎么还搞这种株连九族的事儿呢……没疼没疼，这药吃下去就好了。你还坐这，坐这我看你看得清楚。
    
     补 充 说 明
    那份张主任和李副校长的打赌文书，随我去了张集，然后又随我回到沈阳。在张集的四天，我没拿出来看它一眼，自然也没对任何人提过一句。回到家里，我断定它完全失去了存在价值，留在手里也只是废纸一张。可不知为什么，我把这张发黄的废纸看几遍后，没撕碎扔掉，而是又翻出那个灰尘爆土的纸壳箱子，把它夹在了我张集时期的一本旧日记里。
    其实，我的日记，我从十岁出头写至今天的所有日记，都与这份打赌文书一样，在写的同时就成了垃圾，留在手边和烧成灰烬，都没区别。有朋友知道我有写日记的癖好，就要么笑话我老古董，像个闭锁深闺的思春少女，要么挖苦我太自恋，居然十几岁就有了写自传的蓄谋。说我古董我不同意，但说我自恋，我可以部分承认，而且前些年，我还的确为我老来的自传拟好了书名：《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爱》，写我写小说的事和谈恋爱的事。但这些年来，我已意识到自己的想法有多天真，我就决定，即使将来混得像萨特与波伏瓦或克林顿与莱温斯基那么热闹，也不写自传。事实上，在我清醒之前，我就知道，写自传的话，我也不会用日记当砖瓦水泥。这一点，我很早就明白，与我想象中刁斗的写小说谈恋爱比，日记中刁斗的写小说谈恋爱太苍白了，太失真了，苍白和失真得如同一纸打赌文书。而我之所以一直还写日记，没把这个一点都不与时俱进的小女生习惯顺手丢掉，那可以用我一直抽烟做出解释。抽烟并没得到什么，可不抽，就会觉得少了什么。至于我没写完一本日记就烧掉一本，反把它们保留了起来，我想，那可能与我家从来都有一间装杂物的仓库有关——我不愿意拥有一间库房却让它空着。
    有一天，在我结束张集之行的半年以后，我接到一个来自张集的电话。
    “你好，刁斗吗？”
    “你是——罗雪绒？”
    “天哪，我们二十多年没说过话了……我记得，十八年前我们通过信，我告诉你我要结婚了，你回信祝福我，写了三十九个字。”
    “雪绒……我这电话，有来电显示，我知道张集的区号，我……”
    “可你不会说你在张集只认识我一个女的吧？我还是挺高兴，挺感动。真的。”
    “我当时，实在不知道怎么回信……”
    “我理解。哎，我听说你春天来过张集，最近才听说的。我也听到一些别人对你的议论和评价，觉得你真——挺了不起的。”
    “对不起雪绒，当时来去匆匆，也没什么接洽的人能打听到你，就没见你。”
    “我知道，我没怪你的意思。再说了，那时候见了又说什么呢，没准当时你找着我了我也不能露面，那会儿我都没人样了，活像八十岁的老太婆。在你眼里，我不该那么丑。”
    “别那么说雪绒，你真八十岁了也不会丑。我不是拣好听的说，我真这么认为。”
    “谢谢你这么认为。我知道刁斗不能说真话时宁可闭嘴，也不说假话。”
    “谢谢。”
    “能猜到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吗？”
    “许多事情不需要理由。但你非要我猜，我想——真的雪绒，不管别人当时怎么说，我也知道那就是倒霉，用我们东北话讲叫点儿背。所有人都那么干，谁撞枪口上了算谁运气不好，也只能认命。我真的很惦记你，可我知道，即使找到你了，我也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怎么做……现在听到你说话的声音，我觉得有理由放心一些了。我希望，你已经走出来了，而且以后，我也希望你尽量，开心点，没心没肺点，阿Q点……”
    “你说的对；可只有你用这种话劝我呀，我真应该一开始就接受你的心理治疗。不过我现在确实都看开了，像个傻瓜那么无忧无虑……可是，你真一点儿不关心徐盼？”
    “实话说吧雪绒，就个人关系来说，我不关心他，在这些问题上我没好奇心；可我关心你，所以我又恨不得知道他的一切，他是你的一个部分。”
    “刁斗，是全部。”
    “哦，我理解你的感情。他现在怎么样？”
    “我就是为了告诉你这个。我不想让你听别人瞎说，觉得我是和个贪婪的骗子或毫无操守的小丑一起生活。他这人……请你相信我，他非常好，非常优秀；如果我和你结婚了，我想，我不一定会感受到那么多的幸福，即使在他出事以后。我这样说，你生气吗？”
    “不，我知道我不是个好丈夫。”
    “他出来了刁斗，在里边，他总共待了二百一十七天，我在外边花出去四十多万，终于把他弄出来了。判三缓三，最后定的罪是挪用公款，挪的还是小金库的十来万，这样可以让罪轻点，公职也算没丢。”
    “这就好，太好了！祝贺你们。”
    “谢谢你。你要有空再来张集，和我联系一下好吗，我特别想见见你，也想让徐盼把这二百多天长的见识给你说说，那真是，真是……”
    “好的，再去张集我一定和你联系。可徐盼他知道，知道咱们——”
    “不知道，我从没和他说过。我愿意做个有秘密的人。”
    “我也是。”
    “那不聊了刁斗，以后有空我再打电话。对了，你也记下我的电话，手机是……你来电显示上这个是我办公室的，我现在在市青少年宫当主任。家里电话就不告诉你了……”
    “好的雪绒，你多保重。再见。”
    “再见，再——见……”
    电话结束在罗雪绒轻微的哽咽声中，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抽一根烟，我又操起电话，想找个张集方面的熟人，打听一下徐盼的情况到底怎样，是否真如罗雪绒所说。可这个电话我最终没打，我愿意相信罗雪绒，也愿意让徐盼的故事就结束在这里。

（发表于二零零五年十一期《山花》月刊）

在大小S和包子看来，我的审美观很成问题。

我只要认为某个人是个美女，必定引起全桌哗然。搞得我当着他们再不敢说人美了，简直像在骂人。

前段时间看到这个女人的照片，我又觉得美得不得了。

贴出来，鉴定一下我的审美观。

是个著名的脱衣舞娘。

不过，我觉得，有一类女人的美，恰恰需要腐朽的生活才能将之唤出并且发扬光大。

比如这个女人，她的纯真年代期，未必有这么好看。

当然，你要跟我讨论妆太浓之类的问题，我也无话可说。

另外，美是多么主观的东西啊。

何况，我有权力觉得一个事物美或者不美。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恐怖片。

文字和视频都转自安东博客。

    《勺子杀人狂》是Richard Gale的一部短片，原名叫“The Horribly Slow Murderer with the Extremely Inefficient Weapon”，直译过来大意是：用极度低效的武器进行的慢得可怕的谋杀。这个“极度低效的武器”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勺子。有点像胡戈的“大杀器”——其实是馒头。
    当然，比起胡戈的江郎才尽，Richard Gale这部短片可谓妙趣横生，恶搞了包括希区柯克的《精神病患者》、凯文·威廉森的《惊声尖叫》在内的数部经典恐怖片，尤其以恶搞《精神病患者》最逗——浴室杀人一场戏，性感美女变成了满身赘肉的大叔，用来行凶的利刃变成了……一把勺子。
    《勺子杀人狂》的情节很简单，讲述了一个可怜的老兄被一个手持勺子的杀人狂疯狂袭击的故事。至于其中寓意，就看你怎么理解了。有个网友对这部短片的评价是：
    “这位胖叔叔的人生是一张桌子，上面摆满了杯具。”

    一条路把镇子分成两半，路左边是当年的生活区和厂区，包括家属区、俱乐部、煤场，甚至还有个小型发电厂，路右边是当初的厂机关，和一些生产配套设施的车间，依稀可以看出，临街的那些房子，老早的时候是铺面，墙壁上还写着“理发”、“花卷馒头”、“四季蔬果”，一些过时的美女招贴画，垮掉了半边，斜斜地挂在没有玻璃的窗户上。夏天午后的阳光，和别处一样猛烈，一点遮拦也没有，直愣愣地烤在人脸上。
    到处都看不见人，一个人都没有。这是一个死掉的工厂小镇。
    这类工厂小镇都不会被标记在地图上，甚至连本地人也意识不到它们的存在。最新一期《中国国家地理》做了关于工业遗产的专题，让我们知道，“三线建设”时期，建了许多这样的工厂，当初的建设方针就是“靠山、分散、隐蔽”，它们的员工也终于习惯了这种独立世外的生活，工厂，成了一个功能完整的小镇，工厂，甚至成了他们的故乡。终于有一天，他们决定搬迁，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离开了，一夜之间，小镇死掉了。小镇成了“寂静岭”。
    西部多的是这类死城，它们曾经是大厂、矿区、部队驻地，都建在荒原深处，乘着车在荒原上奔驰一天之后，它们的出现着实像个梦境。
    并不一定彻底，例如，我们此刻所在的这个小镇，这个在甘肃和青海交界处的庞大的金属冶炼厂，还没有完全死掉，却比死去更加凄凉。穿过废弃的厂房库房、被拆到只剩四面墙的单身职工居住区，在靠近公路的地方，几乎荒废的家属区里，还有人住在那里。老人，穷人，无力搬走的人，还住在那里，那些窗户玻璃还没有完全破损的房屋里，还住着人，房间里还有电视的声音，阳台上，还有鸽子在咕咕叫，但却看不见人，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人们全在这些几近荒废的屋子里躲避热浪。再往前走，在靠近荒地和荒山的地方，还有一幢孤零零的楼房，似乎已经完全没有生活的痕迹，而当我们在那里徘徊张望的时候，楼上却突然传来一个老疯子的喊叫声，我们悚然地向着楼上张望，什么都看不见，只看见某个阳台上有一盆花，在静止的空气里像个图案似地不真实，而疯子的喊叫声越来越强烈，在空荡荡的楼宇间回荡。他们在哪里买菜？生病了能去什么地方打点滴？这些问题，和疯子的叫声一起，突然来了。
    下午六点的时候，我们到达小镇的最边缘，那里有一座庞大的俱乐部，巍然立在荒山下，窗户和门都已被砖封死，墙上画满了黑色的小人。我们坐在俱乐部的台阶上喝水，八十年代舞会、电影院、公判大会的声音在我们背后响起来，成群结队的人似乎正穿过我们的身体走下台阶，背上开始麻麻的。
    山下的家属区里，渐渐有人走出来，有个女人，搬出一把椅子，坐在坍塌的花园里织着毛衣，又有个老人慢慢走出来，怀里鲜艳的一团颜色，居然是个孩子。
    那是2006年6月14日的下午。

我们兰州阿甘镇在全国范围内的扬名，应该归功于杨丽娟。她就是那个地方的人，《南方周末》关于杨丽娟的报道中，某一节的题目是《阿甘镇，寂静岭》，由此你可以想见，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同样是《南周》，后来又做了一组阿甘镇的图片报道，作者是王轶庶。

有好几个朋友都为那里着迷，他们写了好多文章，长年累月在那里拍照片。

而我的梦想之一，就是在大年三十之类的日子，去那里找一个小旅馆住上几天，但我一直没敢付诸行动，怕的是被那种下坠中的眩晕般的颓废感给吸引。

昨天，兰州的朋友发了一个豆油，讲了一些阿甘镇的事，征得同意并做了技术处理后，发在这里：

   晚上去一个朋友家聊天来着

    他住在文化宫那边 上西园还是下西园
　　是阿甘镇长大的娃娃
　　给我们讲了好多阿甘镇非正常死亡的事件
　　像极了黑童话
　　我当时就想着回来告诉你
　　1.初中的时候，冬天，早上天还黑着，三三俩俩上学，男生们在后边走，抽着烟，一个女生走前边，在拐弯的时候发出惨叫，那帮男生知道那女生老吓他们，可这次也叫的太惨了，不像假的。就冲过去看怎么回事，原来那女生一脚踩到一具尸体上，是抽大烟抽死的。这帮男生也都见怪不怪（才初中！）就都上学去了。
　　2.阿甘镇考出大学生也不容易，有的好不容易考出去了，结果还死在阿甘镇了。第一个男孩上大学一年回家后和朋友们洗澡，洗完澡爬到澡堂顶上看对面的女澡堂，结果从三楼摔下去，死了。第二个男孩也是假期回来，也就大一大二，和弟兄们喝酒，都喝大了，他非要送一个住在山上的瘸子，结果从山上摔下来了，死得惨，据说是掉到他们供热的排水口下面，那水很热，冲击力也大，第二天河沟里都是油花和尸块。
　　3.就是讲故事的这男人的亲戚，堂哥还是表哥什么的。军官。在军区混得不错。喝多了，有女人问他，你跟不跟我好，他说不。那女人说你不跟我好你就把我杀了。他还真杀了。碎尸。这都关了7年了。据说当时轰动一时。
　　4.还有什么想起来再告诉你哈，反正我记着你写过阿甘镇的。我们认识的这个讲故事的男人就一步步走出了那个叫做烂泥沟的地方。他身边一起的兄弟有开游戏厅的，也有收保护费的，上周有多年没见的发小打电话叫他去广西，说是有工程给他做，他去了，发现是传销，就打了发小一拳，回来了。发现的过程也很搞笑，那里的大头目和他聊天，说的都头头是道，结果过了一阵大头目给他看了一条短信，说，看，这是胡哥发给我的。我们这朋友当时就崩溃了。笑。演着戏就顺利脱身回兰州了，觉得丢人都没给别人说。喝多了才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