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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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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1984年出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卡内基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教学或研究,兼任国内数所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和全球化。

间接联系丁学良教授:dingxueliangxiangang@vip.qq.com(助手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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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丁学良:改革开放最大成就是把中国推向世界主流

2009年珠三角经济经济高层论坛7月11日在广州举行。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表示,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不是在细节上做了多少事,而是把中国推向了世界经济的主流。

以下是丁学良的发言实录:

丁:非常感谢会议的主持单位,邀请我到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对中国目前经济和社会形势认识以及我们下一步应该考虑的问题是在哪些方面。

刚才保育钧会长,和石小敏先生,都提到了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选择方面,提出的严重的任务或挑战。听起来压力很大。所以,我试图给大家鼓一点气。为了给大家鼓气,让我也用一个很了不起的乐观主义者的名言,看看在座多少人知道这个话是谁说的。

整整90年以前,1919年,那个时候全世界资本主义遇到了一次及其严重的危机,大部分人的心态都非常悲观。但是有一个人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要认为,或者你相信目前的资本主义的危机是没有出路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错!”在座的人恐怕很少有人知道这个话是谁说得。

这个话是领导了全世界第一个成功的社会主义的列宁说的。列宁对资本主义走出经济危机的潜力,比绝大部分人都更有信心。所以,90年以后的今天,虽然现在全球到处都在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都在谈日多么难过,都在谈资本主义是不是就这么完蛋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走住危机的潜力是非常看好。并不是说没有困难,我不相信他会向日本一样要花10年时间才能走出来。

我本来是会议的主持方第一次给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要我讲讲企业的创新,经济的创新,和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来源。不过,在组织过程中,我接到领导最新指示,说这个题目太小了。我们广东这代民营企业家,心胸非常广阔,并不只是考虑这些问题,能不能换一个大题目。

回顾一下我们改革30年,最重要的做了什么事,还有什么事没有做。下一步如何做。这更符合我们广东的具有世界胸怀的企业家的要求。所以现在讲讲这个内容。

我按照会议的规定,我讲40分钟。对于中国改革的30周年的评价,你们在国内,你们的经验和看法,肯定和我不会完全一样。因为我是只参加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当时是作为一个年轻人,一个学者,然后参与政治的调研,84年的8月份,就在美国留学。在很多国家学习工作生活,所以在有一部分上和你们看法一样,而在很大问题上,和你们看法不一样。

根据我所学习和研究的资料。对中国30年改革的评价,如果你要站在一个非常宏观的角度上,你会拿出一大叠数字,宏观,是把中国当做一个整体,把中国经济国民经济当做一个整体,把中国当做一个民主国家,把前中国当做一个中华民族,从这个宏观角度,你对中国30年的改革,会拿出一大叠数字,所有这些数字都是鼓舞人心的,都是美好的,正面的,都是玫瑰色的。

另外一种评价,就是从微观的角度。但是这个微观分好几个层次。你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评价。你把中国的国民经济,不是当做一个整体,而是按照我们通常分的国有控股,还是民营经济,你如果这么一分,你会听到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把微观层次更减低一点,减低到个人层面上,你会听到每一个人,30年很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可以天到关于中国改革30年的不同的故事。

这是两个不一样的维度,宏观和微观。

你不是站在国际立场上,而是站在中国国内立场上,看这30年至少会有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出发点。第一个是站在政治精英,我们讲领导层,政府,国家权力的立场上,你会对30年有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如果我们站在普通的老百姓的立场上,你觉得30年的感受,我刚才讲的政治精英层非常不一样。所以,有关这些非常不一样的评价,我们对改革30年走过的路,就会用非常不一样的尺度。

今天,我想,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词。我本身在国外学宏观,宏观现代化比较研究,从70年代初期开始,在美国变得非常……我80年代到美国去的时候正是这个学派作出非常重要贡献的时候,这个研究把先现代化的国家和后现代化的国家作比较,把欧美模式个非欧美的模式做比较。把中国沿海地方的发展和后现代化的国家比较。

从这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30年,我们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这对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怎么做,具有非常重要的前提意义。

美国俄亥俄州…是研究美国的工业化的,他看了中国的……他说,中国过去30年经济的发展,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分水岭,比得上19世纪后班期美国取代英国对全世界的影响。这是他的看法。在过去30年中间,我们都知道,我们国内的统计数字说,我们差不多年均的GDP的增长率保持在10%。国际上对10%打了折扣。中国GDP的年平均增长大概是8.6%,即便如此,30年了,年均增长8.6%,这已经是达到了有统计数字记载以来,世界经济史上最佳的档次。这个档次就是我们在国际上统称的东亚模式。日本在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都有过类似的表现,所以我们中国大陆作为最大的经济体,30年来有这么一个重大的表现,非常了不起。

那么国内,大家看过大国的崛起,我一直反对这个提法,因为它不具有历史感。我把过去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我一直强调,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国经济的再崛起。反复强调用一个“再”为什么是再崛起?这把我们30年的成就和我们历史上的成就放在一个时间框架之内,因为知道1870年代为止,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超过美国。因为中国人口多。你不要看中国的工业化有过很多的……但是中国也是比较早的尝试了……仅仅以工业的产出,在全球工业产出中所占的比较中,1860年的中国工业产出,占全世界19.7%,这个比较非常高,而那个时候美国只站7.2%。所以研究世界经济史的专家,最有名的就是编世界经济的长期的表,按箍死曼德森(音)他做的这个研究,对我学习……欧也希望大家能够看看。这个书是北京经济出版社出版的。

他说,早在公元元年就是西汉年代,那时叫汉朝。中国的经济总产值那时已经是全球经济的四分之一。过了一千年,到了宋朝了,中国的经济总产值稍微有一点下降,但是仍然接近于世界经济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到了1820年的时候,是中国的GDP总量最好的时候,即鸦片战争之前,那时已经上升全球三分之一的时候。问题是出在以后,就是说1840年以后,并不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才持续下降。

清朝腐败,但是总体来讲,经济的持续下降,不是因为中国出了问题,而是中国按照常规在发展,欧洲走运了。欧洲来了一个工业革命,一下子,他是加速度发展,一下子把全球抛在了后面。

所以,到了1949年,1950年,中国的整个的经济总产值,只占全世界的5%。你想信,130年的过程中间,从占三分之一,降到……这是很可怕的,因为中国在按照老的速度在走路,而西方有了工业革命。所以,按照他的表格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伟大胜利,……虽然天天讲伟大胜利,到了文革后期,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已经降到了世界的5%以下。即便是按照人均收入来看,这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都是叫中国……公民……如果按照1990年的物价标准,这是很硬的,生活的必需品,按照物价标准算,公元元年,西汉年间,中国的人均年收入是450美元,全世界第一。

那么,到了1949年,1950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年收入反而下降了,降到了43几美元。而工业化国家在快速上升。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他中国重新推回到世界发展的主流,以前我们是主流,但是前面我们不是主流,改革开放最伟大的事情,不是在细节上,而是把中国推回到世界发展的主流,这在广东福建沿海地带,感受应该最深。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GDP已经占到世界总数的15%。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就。看问题,横着看,也要竖着看。看小的,也要看大的。虽然这个成就非常伟大,但是,我们现在在我们总结我们改革开放周年的时候,快要庆祝我们建国60周年的时候,遇到了金融危机,我们要考虑下一步如何做,我完全同意刚才保育钧会长个石小敏同志所讲的。你要从……意义不大,最关键的还是大的方向。大的政策框架,大的战略,大的结构性的调整。如果大的问题不解决,小的方面……

那么,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始终在重大问题上……哪些看起来很能够激动人心的,有时甚至是很能够迷惑人的提法,那些主张,那些声音。我们要始终清醒地知道,哪些选择过去做过,实际效率怎么样,所以我们能够在遇到风浪的时候,又被以前做过的错误的观念所误导。

话要讲得缓和一点,第一,我们要始终坚持一个观念,就是中国科持续的发展,有赖于中国科持续的改革。如果中国的改革是不可吃率,持续不下去……中国每一步改革都是靠……如果有一一天我们停止了改革,越改……一个可的的改革,很不容易。每天都在讲话中间,强调改革,不是可持续的改革,我讲的可持续改革是政策可落实的层面上,而不是宣传层面上。老百姓说……有些是利用改革做损人利己的事,所以改革两个字变成了……我讲的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够有持续的改革的话,即便我们很不容易……就有可能……用另外一种非常蛊惑人心的东西……这种观念需要在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的状况中去。

这30年,还不如1977年……过去30年,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出过很多的失误,虽然造成很多人受伤,虽然银企很多人不满,但是,要想用77年底前体制来解决今天的下一步的问题,这是一历史性的问题。这非常重要。

今天有了金融危机了,很多人说,资本主义完蛋了,民营经济不行了,现在要重新回到当年,计划经济,要重新回到当年国家直接插手经济,管理经济,国家直接控制所有……现在不是看美国完蛋了,欧洲完蛋了,大家都完蛋了,这是非常错误的!当然今天我不能把国际上关于金融危机在多大程度上现有的经济体制哪些方面要改革,我不能完成讲到。

所以,下一步是要持续改革,不能够有78年以前的中国的模式来经济2009年以后中国的国情。不能以为,有了世界金融危机,就要回到78年以前,国营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非常糟糕的想法。

第二点,我感受很深的,如果没有去年的金融危机,也许我们中国的结构性调整,会做得顺利得多。中国的结构性的调整,已经被国内外学者和做政策研究的人,已经提过好多年了,但是一直不觉得需要很快的改。到了去年,上面终于了一些政策的调整,但是很不巧,遇到了金融危机。但是我的感受是,利用这次金融危机的机会,想想,我们如何走出去。原来我们的发展模式,尽量使它更好一点,不要再为发达世界打工了,而是进可能获利。这个东西,讲起来当然很容易,你们做企业的都知道,讲讲容易,做起来难。

我们现在看中国的基本国策,我们讲自主创新,因为这才是有竞争力的主要的道路。但是我的感受是,我们自主创新到现在为止,基本上还是一个口号,并没有在具体政策层面上有配套的措施,很多东西没有落到实处。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应该自主新,但是要想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做到自主创新,首先中国的法律政策中国的措施,要让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国民和个人,中国的大学,中国的研究机构,中国的公司,要让他们自主。不给他们自主权,就不能指望他们去创新。你不能命令一个个人,一个公民,一个公司一个企业,去创新。创新不是在命令之下能做出来的。

没有自主,就没有创新。这个不但对一个国家,更重要的是对一个企业,对一个个人,对一个公民,对一个大学,对一个研究机构是这样。中国现在很多政策,具体做法,把个人公民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的自主权拿走了太多。给的限制太多,给的束缚态多,需要经过批准的东西太多。需要台下台上打通关系的东西太多。

假定中国下一步不想做世界的打工者,而是想把更多的利益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那么总重要的是要从微观层面上自主创新。如果没有微观层面上的自主创新,我们宏观上的自主创新只是一个口号,不可能成为现实。我感受非常深。

只有我们学校研究机构有充分的稳定的不断增长的自主权,中国才会有创新的企业和创新的现实,创新不可能在行政主导之下通过命令方式做出来,这是过去200年来全球创新教导给我们的。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最重要的感受。

第三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在讲要建设和谐社会。我在美国呆了10年,在欧洲做研究、学习,呆了两连。在澳大利亚做研究呆了3年。其余时间在香港台湾,我在这么多地方学习工作生活,研究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我的感受了,要想创造一个和谐社会,有三点是支撑和谐社会,如果和谐社会是一个面。我们学过基础数学的都知道,三点一面是最稳定的。至少要有三点支撑。

哪三点?第一点,和谐社会,必须要有一个严谨而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政府的……这在我们做比较研究上,用的字眼翻译过来就是良好的制度。良治,是和谐社会的第一个字眼。没有一个廉洁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免谈和谐社会,那是一个梦。

什么是廉洁有效的公共治理的体系?会有很多的指标。七个、八个指标等等。这些指标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拿到我们中国人自己切身的体会来讲,我有一个体会很深,看公共的行政管理体系,它是不是廉洁而有效的。就是看它是否能够把大的麻烦,通过和平的方式,化成中等的麻烦。把中等的麻烦用和平的方式,化解成小麻烦,把小麻烦用和平方式,化解成无。如果你有一个公共管理的体制,小问题上去了,解决不了,搞成中等问题,中等问题反复上去还解决不了,搞成大问题。大问题上去了造成了严重的暴力冲突。我们在国际上经常遇到这种事情。

看一个行政管理体制,优秀不优质,就看它能不能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去随便抓人。我解决问题之前,老子先把你给解决了。这不行。要把大麻烦大冲突化解成中等冲突。

第二个治理靠什么?和谐社会,要靠一个长富与民的经济结构。我刚才讲了宏观的数字,GDP年均增长……三大贸易国,中国现在有多少外汇储备,等等。如果我们看一些宏观数字下面的数字,有些事情就很值得我们担忧,我们现在的经济结构,是长富与民。还是相反的?在这里,我要念一组数据,我希望国内做研究的人,给我提供更好的数据,因为我这个数据是从耶鲁大学拿来的。

这个数据,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担忧。他说,从90年代的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财富的分配机制,分配架构,有了显著的变化。到了2007年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全国三亿七千万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年前,即改革的头一年增加了四千万人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是最先验的。最显眼的数字是全国资产性的总量,到2007年底为止,76%掌握在政府手里。只有24%掌握在民间。

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革以来,到……同时期,城镇居民收入只增长1.6倍,农民增长1.2倍。这个结构,我们讲的长富于民的想法背道而驰。我希望中国以后……能够慢慢……

因为如果不是一个常服渔民的……你这个社会里面一定会严重贫富不均,一定会运量非常激烈的再一次革命的思潮。现在国内很多人在讲……我非常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一个常服渔民的经济结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国家的税收政策,从长时期看,对民营经济,对个人所得,税率要越来越透明、公平,有可能的话,节可能保持在一个××的水平。

在这点上,我在香港的生活经验,通过在东南亚的考察,对我的刺激很大。在菲律宾甚至最糟糕的时候,大概在90年代的初期,财税总局的局长,向香港的税务局请教,我们菲律宾人口是你们10倍以上,但是我们每年政府……老是不够。你们香港……你们人口比我们四分之一还少,为什么你们还每年收到这么多税,香港税务局的官员讲了以课,讲了两个小时,最后总结成几句话: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大陆同样使用“因为你们费率品的税收制度太复杂,太不透明,太不公平。因此,太容易给老实的企业带来太大负担。因此,稍微聪明的人想办法偷税,我们能收这么多人的税,因为我们的税收制度尽可能简单,透明,尽可能不诱使人们去逃税,漏税。”我在香港我知道,每年的收入……只要超出贫困线以上……被称为是海归之中的高…这下子他们就……16到17%…所以我说,一个常服渔民的经济结构,靠两个长期,一是税收制度,要公平合理透明,进可能保持在……的水平上,第二个就是要尽可能让那些本国的民营企业,本国公民的私营企业,让他们能够安心地赚钱,能够长期赚钱,能够不担心自己赚钱赚多了要倒霉。不担心忽然有一天被人带走了。然后这个企业就没有了。

长期的经济信心,就靠这些做支撑。你看看香港,香港什么资源?连淡水都没有,吃的东西都靠大陆支持。香港的最根本的优势,就是他的大的经济架构,让民营企业,让私营企业能够长期地放心地大胆地合理地去赚钱。如果我们没有这两条政策做保障,我们也不可能建立起和谐社会。

我还有最后两分钟。和谐社会的三角形的最后一个支点是,我们要在法制保障上……良性运转的民间社会。第三点是民间社会,指在政府和企业之外的那一块,既不是政府行为,也不是企业的盈利行为。

这第三块由很多东西组成,比如说,医生的,会计的,包括我们专业人的一些协会,包括各种各样的社区的做慈善事业的社团,关心艾子病人的,关心单身妈妈的,没有子女抚养的鳏寡孤独的,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没有这样一个在……良性运转的民间的话,和谐社会也是建立不起来的。也是维持不下去的,因为这样一个民间社会,能够把政府和企业双防不能够照顾到的,甚至很容易受到政府和企业不公平对待的,社会的正义,社会的理解,社会的和平,包括性别之间的关系,不同年龄之间的关系,职业之间的关系,贫富之间的差距,不通过这些一些持续的调整,持续的和解,持续的理解和持续的互助……

如果我们中国有这三个支撑点,我们就可以相信,我们和谐社会的目标,这个目标,可以讲,既有两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期待,也是我们未来在21世纪我们每一个中国国民,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生活于其中的一个良好社会,这样的社会,要靠这三个支撑点,少一个,只有这这三个支撑点,都能够恩稳固发展,我们中国才会有一个人人都感受到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社会,这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这是一个能赚钱的社会,这是值得我奉献我的生命的社会。我想大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事业就能够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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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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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上海的朋友传给我一个网上的帖子,说的是上海年轻人的收入和择偶的关系。作者把年轻人的收入分成几等,低的在2000以下,高的在10000以上,收入对生活选择的影响非常大。这让我想起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一代的贫困化。
香港最早出现这个问题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当时大家以为是暂时的,危机过去以后,年轻人的收入还会上升。但过去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香港的富人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包括2008年秋天以后的金融海啸当中,香港富翁的财富缩水率在亚洲地区是最高的。但是它恢复的也快,今年年的一个调查显示,香港富豪的身价又回来了。富豪财富恢复的速度,在亚洲也算是快的。但在年轻人那里,情形完全不同。金融危机或者是经济困难一来,他们的工资下跌得很快,但经济恢复了,工资上涨却轮不上他们。
香港大学本科生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几年来下跌得很厉害。即使大学生毕业生找到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不是掏大粪,也不是卖猪肉,他们的起薪低的话只有8000多港币。
在香港这个地方,月薪8000多港币相当于上海的月薪3000多块钱,生活都比较紧张。香港房子很昂贵,除了极少数能够在家里住以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在家里住的,因为父母这边本来就小的够呛了,你要在外面单独或者合伙租一个很小的单元,一个月租金就要两千块。上下班的通勤费用,一天要50块港币,一个月要一千五。手机费怎么也要两三百块,青年人总归需要一点交际,香港的伙食比伦敦、纽约要便宜,但是比上海还是要贵一些。供应中饭的公司属于极少数,大部分都要到外面去掏钱吃个中餐,最便宜也要25块钱,加上饮料,需要30块钱,一个月又是一千块钱走掉了。4000多块已经没有了。剩下来的钱才能用在买衣服、早晚两顿饭和交女朋友、偶尔看电影上面。这8000块的话还没刨掉税收。
今天香港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而且他们涨薪水的可能也很低,因为不断有新的大学生涌进来,使他们和雇主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大大减少了。香港的制造业在20年前已经陆续迁走,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这个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收入非常两极分化。上层人士每个月的收入有几十万,最底下月薪只有万把块钱。香港想引进一些其他的产业,但基本上都没有搞起来。这些年香港的GDP在增长,人均GDP也在增长,但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还是出现了持续的贫困化现象。周围的建筑一栋栋地建起来,但跟他没什么关系的。越多的高楼建起,他反而觉得房地产价格越来越上去,压力就更大了。
1993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周末的时候常出去逛逛,还能看到大片很老的区域,里面的住房虽然不很现代化,但是价钱便宜,吃的东西很草根,有很特别的风味。这些老城区近年来都被成片成片地被政府纳入再开发。那些旧旧的、小小的住宅区都没了,低档收入人群能够生存的地方越来越少。这个现象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扭转,我想,这是年轻一代贫困化的一个结构上的原因。
由于工作机会少,薪水低,工资上涨慢,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香港的年轻人很难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最起码的再投资。这导致了愤懑、失望和愤怒的情绪。这几个月来,香港天天在讨论80后的问题。人们发现,80后的对抗情绪和激进情绪在日益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在香港社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工商业和政界人士的反应还很冷淡。从长远看,他们这种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年轻人的贫困将对香港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下一期专栏中还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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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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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最近海南大学的校长在广州宣布,海南大学准备花1000万作为启动资金招聘海归,国内媒体把这件事情当作一条娱乐新闻来报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大的事。

当时在座的还有其他学校的校长,包括上海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等,都不甘示弱。广州大学作为地方性大学,启动资金是5万元、50万元、300万元三个档次。长春理工大学也差不多,校长开出的待遇是,每个人从最低的50万元到最高到500万元不等。长春物价很低,能够给一个海归开这么多钱,意味着什么呢?

根据我的经验,引进人才如果开出50万元的年薪,在国际上就是很富有竞争力的了。我们以香港为例,来说明一下。

香港的大学跟国内大学有一点是一样的:是依靠政府拨款来办的。这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不一样。美国私立大学的钱都是自己的钱,他要用这个钱招聘人才,招多少人政府都不管。但香港这些公立大学,香港政府是要管的,并且立法会和立法局这些机构都要进行审查,政府里有大学拨款委员会,拨款牵涉到教师的编制,一个大学要保持一定的师生比,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钱不是乱开的,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

香港的大学教授的平均薪水,在全世界上算是最高的一档。但他们的工资不是薪酬的全部。除了要给钱,后面还要有其他配套的东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后面这些配套,你聘来了人也留不住。比如,你要支持他开展专业研究,这要靠钱在后面支持。你可以开出一个1000万的天价来,但这1000万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后面有什么样的支撑?须知,招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你要给招来的人才办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可能1000万也够了,如果是一个好实验室,1000万还不够。如果你要给他开一个系,那就更不得了了,1000万是远远不够的。

香港的大学招聘一个助理教授,年薪大概是税前五十万。但这只是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你还要加上20万福利开支。他还要有办公室,有办公用品,还要配备秘书。秘书是按照教师人数来配的。二十个教员需要四名秘书,二十五个教员需要五名秘书,增加了行政费用。学校的图书馆也是和教员人数匹配的,你增加了教员,学校图书馆相应的就要进行扩张,这都要花钱。你招一个人来,不是说用你两三年就完了,要考虑长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长远考虑呢?每年需要涨工资,考虑得更远一点话,还要考虑人员的退休金。

在香港,招聘一个年薪50万的全职教员,每年全部拨款将达到120万到150万。统统这一切,但不包括任何特殊待遇和研究经费,都需要提前做到预算里面去。所以招一个人是很细致、很系统、很严肃的事情。你开50万年薪,实际背后的投入远远大于50万;你开1000万,背后的投入也要和这个1000万相匹配,并且事先要有详细的计划和说明,才能算是符合国际惯例。规规矩矩做事,才能正儿八经地在国际上招到你所需要的人才,招来之后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误会,才能够把你希望的那种水平的人招来能留得住。    

办大学不是开餐馆,你招一个人来待三天,拍拍屁股走了,门口再贴一个条子,另外招一个人来打几天工。你开一个天价,招一个人来,然后说好的事情不兑现,招来的人跑掉了,学生怎么办呢?

国际上,招人是有规则的,不是在一个数字后面随意加零。如果没有详细的计划和说明,没有后续的支持和保障,这种加零游戏属于欺骗性的广告,既是对学校不负责任,对纳税人的钱不负责任,也是对招聘人不负责任,对学生不负责任,这是四个方面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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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大陆正在发生“国进民退”现象,明眼人都看得到。有必要把这个话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中来解读一下。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1年的历史中,“国进民退”不是第一次发生,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一点,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当中,“国进民退”也不是中国才有的现象。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国进民退”,要比今天在大陆上演的严重得多。我希望那种情形今天再也不要出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的时候,对所有制问题进行过好几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1949年之后,执政党要不要继续保持40年代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承诺。那个承诺的核心思想就是“不与民争利”。也即除了极少数的产业由国家控制之外,其他绝大部分产业的利润,应该留给民间,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概念。49年之后,中共很多高级干部认为,有必要保持这个承诺,以便使中国的经济得到比较平衡的发展,最终能够藏富于民。
可惜的是,这个政策最后被一步步抛弃掉了,由此形成的计划和国有经济体制,直到1979年才发生转向。去年中国刚刚庆祝了改革开放30周年,须知,31年之前,人们讨论的问题就是“国进民退”的问题。1979年,人们觉得,当年的“国进民退”太激烈,措施太强制性,造成的伤害太大,然后才有了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次“国退民进”,也就是让民营企业一步步地恢复,给它们一个比较好的成长空间。
还没有人把这两年的“国进民退”等同于50年代的“国进民退”,但我们要警惕这种状况。在中国有一种思维认为,给民营企业更多的空间是一种让步政策,是临时性的,是照顾性。权力把市场看作自己的禁脔,民间没有权利插手,只有在中国形势艰难,经济不好的时候,才允许民营企业存在发展。一旦形势好转,政府手里的钱多了,官员手里的钱多了,原先让三步的,变成让两步,甚至只让一步了。
这种心态很危险,可是在中国老是出头,因为它的历史太久远了。有人说: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只有那些有政治权力的人,才有发大财、发横财的机会。看到中国的官僚就能够明白这一点。财富积累的源泉不是商业上的交换所得,而是来自于对老百姓的剥夺,以及老百姓为了买通官府而支付的贿赂。因为官府拥有随意予夺的权利。
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间,物质上的、个人的创造发明,新型的收入和事业,经常处于一种不保险的状态,随时可能遭到统治阶级及其官僚们的任意处置。统治阶级及其官僚要么攫取和垄断发财的机会,使私有经济的资本形成断了来源,要么用传统的观念组织经济创新,惟恐创新会扰乱社会的安定。因为缺乏政治上和程序上的可预测性,中国传统政治中,政府权力的专断是非常显眼的。朝廷和地方官员朝令夕改,好恶无常。在这种体制下,个别的人也可能发财,只要他精明地审时度势,利用特殊关系。特权一旦到手,就有无限的机会。但显而易见,这种环境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是很难发展起来和正常运作的。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企业必须为着大众市场的需要而组织劳工进行生产和销售,必须依靠对事态的预测,必须能够指望法制持续和客观公正,必须指望政府合理的和可以预料地运作。
这段话是马克思·韦伯在整整一个世纪以前说的。这几年我们老是在讨论,政府给民营经济的边界划在那里,是收还是放,这是很难预测的一件事。因为有这种不可预测性,导致中国企业家的短期行为。人们常常从道德上谴责中国的企业家只知道拉关系、肯蒙拐骗,不愿意从事创新和持续地创造财富,但这种行为方式实际上有比道德更深的制度性原因。换一种体制环境,中国的企业家完全可以转向创新和持续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依靠的是一种特权,而不是它应有、并且有宪法保证的权利。政府可以给你一个特权,也可以拿回来。在几千年来的官僚政治传统和61年来的“让步心态”的影响下,政府掌握着予取予夺的权利,可以自由决定是“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这就是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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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媒体与学术不端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意外引起一个争论,那就是大众媒体是不是讨论学术不端问题的合适的场所。我认为,如果所有的大众媒体都来讨论学术界的剽窃问题,是不公平的,但要阻止严肃的媒体讨论学术界的剽窃问题,更加不公平。一个国家出现了影响面很大的关于剽窃问题的争论,如果这个国家的严肃媒体不去关注,并且把争论用严肃的方式向这个国家的公民——至少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公民——进行报道的话,媒体就丧失了公器的基本责任。  

我用英文Media reporting on plagiarism(媒体对抄袭行为的报道)搜索了一下,得到十三万多条搜索结果,然后用Media reporting on academic plagiarism(媒体对学术界抄袭行为的报道)进行搜索,至少有一百四十多万条结果,可见在英语世界,媒体报道学术界的抄袭事件非常常见。不仅常见,还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随着信息传播和资料收集的技术手段的进步,抄袭和反抄袭的博弈在增长,导致严肃媒体对此类事件的关注,也有明显的增长。

当今时代,学术界抄袭行为不但牵涉到知识产权,牵涉到个人荣誉和学术界内部人际关系,还牵涉到公共资源(资助研究活动的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的使用是否得当。如果媒体不报道,请问,媒体对这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岂非严重失职?

把黑箱中的东西曝光出来,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曝光黑箱作业一定会触动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会出来想尽办法封杀严肃媒体对此的报道。在过去20年里,这种事情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比比皆是。媒体报道让公众有机会利用舆论纠正潜规则,培育公民意识,是媒体发挥公共利益守护者的体现。

当然,做报道与下结论是两回事。媒体对任何专业领域的事务的报道,不能替代专业人士的专业判断。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纪之交物理学界最大的一次学术丑闻,以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丑闻发生在德国学者J.H. 舍恩(J.H.SCHONE)身上。1998年,他从德国来到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一年后成为博士后研究员,研究超薄塑料的超导性能。接下来的几年,他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好几篇重量级的论文,影响极大,被认为世纪之交物理学界最大的明星,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但过了一段时间,很多科学家开始报告,根据舍恩论文中发表的实验过程,无法得到同样的结果。贝尔实验室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应用物理实验室,曾经出过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得到报告之后,马上成立内部调查委员会,调查舍恩在实验中是否存在不端行为。贝尔实验室还深怕内部调查不公正,不具备权威性,又在2002年召集了一个外部调查委员会,其成员都不是贝尔实验室的成员。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舍恩确实存在严重的多次欺诈行为。报告公布之后,成为爆炸性的丑闻。对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领域内的不轨行为,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大概有几十万条。

贝尔实验室处理此事的流程是一个标准。他们先是组织了内部调查,接着又组织了外部调查,为什么中国学术界,包括清华大学,至今没有采取这两个步骤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清华大学采取了这两个步骤,还会有今天的争论吗?

所以,学术界自己进行的及时、公正、透明的调查,是最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一直不出现,说明学术界存在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黑洞。

如果学术界或教育界出现有关抄袭的争议,学术界和教育界作为专业团体又不去采取即时措施,进行公正、及时、有效的调查,媒体的高度关注就显得更加必要。因为专业团体已经失职,向它们持续施加压力,防止情况又被封锁在黑箱里,是媒体的义务。

如果反过来指责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以及人们对此事的评论,难道要把此事变成下一个三鹿奶粉吗?

 

蹊跷的沉默

区分抄袭和不规范的标准是什么?根据学术界的常识,抄袭是学术不规范中的严重行为。学术不规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有对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我们才能够做出判断,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现象。

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大谈抄袭与不规范的区别,没有价值,反而容易搅浑水、扰乱视听、误导非专业人士和公众,使得独立、有效、公正的调查变成不可能。

如果把证据交给一个有公信力的调查委员会,判断有没有抄袭并不困难,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对照,就能够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当然,如果委员会本身没有公信力,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几年前,也有一个学术界的评奖委员会,把所评的奖项授给了自己。有这样的先例的话,我们就知道,独立和有公信力的委员会在中国是多么的难。(指2000年的“长江读书奖”事件。李嘉诚出资、《读书》杂志承办了首届“长江读书奖”,汪晖当时任《读书》杂志主编,是评奖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著作《汪晖自选集》是得奖著作之一,引起了很大争议。——编者)

为调查学术不端行为而召集起来的调查委员会,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他们的判例,公众可以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提高对抄袭和剽窃行为的警觉。调查本身就是学术界和全社会进步的必要的台阶。这也是舍恩和黄禹锡的不端行为被揭穿之后受到严厉处罚的原因。

如果有人指控一位学者行为不端,他有沉默的权利吗?当然有。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之前,他当然可以对公众和媒体保持沉默。

但他不能对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保持沉默。而且,一旦调查结论公布,结果对他不利,他就没有权利继续沉默下去。韩国的功勋科学家黄禹锡,在造假指控被证实之后,最后不是向韩国民众道歉了吗?

法律是一回事,职业伦理又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学者被指控抄袭,如果他具有普通水平的职业道德,在此事成为公众事件之后,通常会主动出来有个交待;如果他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感特别强,即便别人对他的指控还没有被公众知晓,他也会主动出来解释。只有那些完全不尊重专业和职业道德的人,才会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我读书的时候,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有个著名的讲座教授,同时又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他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哈佛非常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中心。当年有人举报,说他多年以前的一篇论文有抄袭行为。他马上主动承认,进行道歉,同时为自己辩护说,那不是有意的,而是个疏忽。他继续留在哈佛当教授,但辞去了所有学术机构的领导职务。这要得益于他的教授职务是很多成果累积起来的,而那篇论文是唯一被举报的案例。换句话说,假设他的教授的职务主要是依赖这篇论文的话,连教授的位置也保不住。

这个案例给学生的教育是很深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名声有多大,不管是哪一年的学术成果涉嫌抄袭,只要被举报了,就会一查到底。学术界的规章制度如此严厉而有效,每个经历此事的人,都终身不会忘记。

即便真的是疏忽导致的不规范,如果你还没有忘记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职业道德的话,你马上就应该出来做一个解释,为此道歉,而不是期待这个事情悄无声息就过去了。只有把职业道德和学术规矩完全不当一回事的人,才会死猪不怕开水烫。

而那些学术头衔——包括中国的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一种额外附加的荣誉,一经查出当事人有抄袭剽窃的行为,必须取消。这种头衔绝对不能和不端行为有关联,不然就是鼓励更多的学术不端行为。

有人有这样的顾虑:如果学者面对任何指控,都必须自证清白,会不会鼓励恶意的攻击行为,从而干扰正常的学术工作?

我们把防止剽窃和抄袭作为一个优先的价值对待,确实可能引来各种麻烦。但由此带来的不便,是我们为了保护知识创新而不得不忍受的代价。

如果通过调查,发现举报人是有意陷害,可以对他采取法律手段。但这些事情都要以独立、公正、透明、有效的调查为前提。首先是要弄清事实。弄清事实之后,才能对争议牵涉到的各方的行为,做一个公正的判别,然后根据规章制度,进行激励或惩罚。

这就像有人举报餐馆用“地沟油”,如果有人举报医院里用过期药品,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调查,调查举报是否属实。如果你拒绝调查,还要指责举报者,那是非对错就完全颠倒了。

 

八十年代的遗留问题

在中国,抄袭行为的确曾经比较普遍。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社会上不再把知识创新、学术创新、思想创新和观念创新当做是最重要的价值,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能做的就是为圣人做注释。注释做久了,哪一点是这个人的成就,哪一点是那个人的成就,其间的界限慢慢就淡化了。这是历史原因。1979年之前的30年里,学术界、知识界的自由越来越少,主要工作是为领袖著作做注释,更加谈不上独创性。这是政治原因。

这两个原因导致学术界对抄袭的意识非常淡漠。所以才有些八十年代的过来人,喜欢强调八十年代的学术规范和如今不一样,让人觉得,用现在的学术标准去衡量八十年代的作品,不够公平。

恰好我也是个过来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中国对学术规范的强调,恰恰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看过于光远先生的一个讲话,他提议创办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刊物,就像《中国科学》一样,有中英文两个版,体例跟国际一致,引用、注释都要遵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这说明80年代已经开始强调学术规范了。

这本由于光远倡议创办的刊物就是《中国社会科学》,这本杂志一开始对体例的要求就已经相当的严格。对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篇论文投过去以后,匿名评审通过了,但字数超出了很多,编辑部喊我过去,要求我压缩。我说,正文已经是从80000字压过来的,没有办法再压了,唯一能压的,就是把大量的注释给压掉。几位资深的老编审商量了半天,说注释不能压掉,现在做社会科学,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体例。你引用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有根据、有来源。

在80年代初期,学术规范虽然不能说是普遍共识,但已经在大声呼吁地这样做了。历史有案可查。说学术规范没有人提、没有人强调、没有人推动,错了!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调。黑格尔说,天黑以后,所有的牛都是黑的。那个时候天已经不黑了。有些人提到这个问题,目的是把水搅浑,不但要把水搅浑,而且要身边所有的人都拖进去,涂得人人都是黑牛。把所有人都涂成黑牛,他就安全了。

还有人认为,写一本书很不容易,但要举报这本书不规范是很容易的,同样是搅浑水的说法。我赞成对学术不端进行举报,尤其赞成实名举报。但对举报而言,关键不是实名,而是有没有实据。举报抄袭和举报性骚扰有很大不同,举报他人抄袭一定会有白纸黑字的证据。相比起来,抄袭最容易核实,也不难处理。

处理抄袭行为,有几个原则可以把握。比如,抄袭行为发生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越靠近七十年代末,处理上就要轻微一点。前提是抄袭者必须道歉。中国的法律说坦白从宽,你不能不坦白就要从宽。

第二,如果抄袭行为发生时间很早,还要看抄袭者有没有对抄袭行为进行更正。如果著作再版加印的时候还是老样子,说明你延续了抄袭行为,处理应该从重。

第三,如果抄袭行为发生的时间很早,抄袭者并没有从抄袭行为中间获得任何的好处,,也可以从轻处理。

这是三个政策标准,非常合理。如果举报过于夸大,你自己认为只是一个疏忽,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不道歉,不吭声,不纠正著作,就是要求全国人民忘掉这件事,然后继续享受特殊待遇,还要对举报人进行追究。这不是混淆是非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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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精神重建”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说“中国缺少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中国不是没这个传统,而是缺少平台(arena)。
  
  “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
  中国百年来的大转型中,有两个重大时期,知识分子真正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一是清末,即延续两千多年的帝王制度走向绝路的时候,当时知识分子数量虽然不多,但起的作用非常大。另一个时期,今天通常用“五四”这个牌子把他们圈起来,但实际上,这些知识分子所起的作用远非这个概念所能概括。1930年代以后,中国的转型之路遇到了战争的极大冲击。这种冲击一直延续到上世纪40年代末,然后进入一个相对的和平期。
  1949年以后,也有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两个时期,但由于大环境使然,知识分子已难以发挥前两次那样独立的作用。一是1957年反右运动前的一段,但这段很短。二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都认为那是解放思想的一段时间,但回顾当时的言论,无论是尖锐度、深度,还是身边的政治现实、社会现实、经济现实和文化氛围,都比前两次差了一大截。此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深层变化。所谓看不见,不是说你感觉不到,而是在媒体上没办法讨论的事。而看得见的东西,就是过去30多年来商业化越来越重了,这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商业化时代,人们变得世俗、功利,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再也难以像以前一样惊天动地。与此密切相连的,是社会分工越来越趋专业化,这也使得知识分子发生了严重分化。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越来越趋专业化后,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成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比如会计、医生、教师等。这批专业人士的数量,过去30多年增长最快,这也是中国社会从低度发达进入中度发达的一个标志。但严格地说,专业人士不算知识分子。所以进入高度分化的时代以后,人们通常在“知识分子”前面加上“公共”二字,即指超过自己的专业领域,在公共领域发表言论的,才能称为知识分子。原来把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称为知识分子,其实是不对的。
  如果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那股改革的劲头能够延续下来,今天的中国可能很不一样。后来,受过高等教育,愿意当、敢于当知识分子的人大大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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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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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幽默

丁学良

 

[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规,这恰巧是产生优质政治幽默的黄金时代,我们真是生逢其时!任何一个国家,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该国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弗洛依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回望30年的专栏至今为止,多数是严肃沉重的话题。今天我愿意选一个稍微轻松的角度,谈谈"自由"与"幽默"的关系。就像毛泽东常引用成语教导他手下的那些高干,"文武之道,一张一驰"。

 

我最早对这个话题产生兴趣,是在美国读书时。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l)刚被哈佛大学聘为教授。他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权威,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尽管没选上,他的学术影响还是很大的。著名的"软约束"、"短缺经济"概念都出自他。

 

那时,科尔奈开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学生大部分来自中国和苏联阵营。因为有了这个机会,我就能经常听到各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生带来的政治幽默。比如,"宣传部手册上的问答: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它成功地克服了在其它的社会制度下不会出现的种种困难。"
 

我对苏联东欧的学者很钦佩,他们之间流传的政治笑话,包含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黑色幽默。稍微回顾一下,整个中东欧范围内,在19-20世纪,出现过多少伟大的作家,你就知道那绝不是偶然,一切均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二十世纪最有名的黑色幽默作家卡夫卡就来自这里。

 

相比之下,因为语言障碍,中国的政治幽默翻译成英文后,效果远比不上苏联东欧的幽默译成英文的效果。我一直在收集这方面的笑话,并请教老一辈的洋人教授。1996-1998年,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遇到一位退休的美籍犹太人,他研究苏联东欧的政治文化,也有一个习惯,收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幽默。他常与我分享他的成果,他比我大二十多岁,政治笑话比我多得多。

 

有了这个经验,刺激我产生开一门《政治文化与政治幽默》课的念头,我还真的开始着手准备了。但后来发现这个课很难,难的是语言,因为幽默的东西在母语中不用解释,就能刺激人。一旦译成别种语言,效果差得太多。

 

这是个很难克服的障碍,我也没那么多的钱请高手翻译几个国家的资料,所以这门课到现在也还没开。但在备课过程中,我还是收集了不少资料,有很多心得。

 

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在中国,所以有了与我在1984年出国前的中国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该国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弗洛依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我有几个主要的体会——

 

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带有悲剧色彩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这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它就已经过去了。

 

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它必须是在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只有在刚走出那个阴影之时,幽默感才有闲暇得以发挥。同样,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而吊诡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产生于一个太自由的国家。这是最有趣的现象:一个国家太不自由,政治幽默当然流传不出;但一个国家太自由,也无助于产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因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人们的不满抗议等等,就会进入正规的渠道去,而用不着以幽默的方式表达。这是我的观察中最有趣的一点。

 

下面所举的例子,都是我以前为了备课而收集的。有些资料很久了,但仍然能够反映那个特定时代、那个国家特定的状况通过政治幽默的绝妙体现。

 

中国在毛时代尤其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严酷的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与迫害。西方以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国的封闭状态以及对文化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下完了。在毛刚去世时,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才有机会访华。当他们一有机会跟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级官员接触时,发现中国人还是有幽默的——这一点让他们很欣慰。

 

以后我到美国遇到几位,他们说,当他们得到这些幽默后,发现中国传统中那些博大精深的东西,还没被完全毁掉。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两个人跟我讲了两个幽默,都产生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初期。

 

第一个大概以1977年为背景。那位美国人第一次去中国,中国人看到他一个白人带两个小孩,就问:这两个孩子怎么长得这么胖,这么壮,他们吃什么?那时中国经济很困难,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所以很好奇这两个孩子这么胖。那位白人父亲回答:"我这两个孩子什么都不吃,就喝他妈妈的milk"。英文中,奶水通常只用一个词表达:milk。而那个中国人就认真的回去查了一下,看看milk是什么,因为他也想把孩子养胖。结果大吃一惊,"哇,他太太还能产牛奶呐!"

 

另一位是教政治学的教授。他第一次访华是在1964年,那时中国人到哪儿都讲一套官话。文革结束不久,他又去中国,专门去了一趟山东,上次他曾来过这里。一位陪他的官员告诉他,林彪一倒台,中国就开始"批林批孔",山东当地的农民走上讲台愤怒申讨林彪。一位农民发言:"你这个林彪,你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马列主义的外衣,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披,你这个林秃子怎么能披?"

 

只有在较宽松的氛围下,类似的幽默才能出来,否则会有大麻烦。1970年我们那儿一位姓王的大队书记曾想幽默一下,却为此被抓了起来。那时,林彪在"九大"后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这位王书记在对群众讲话时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向林副主席学习。林副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喜欢吃黄豆,给女儿取名叫林豆豆。我王书记最喜欢吃大鱼大肉,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儿改名为王鱼鱼,把我儿子改名为王肉肉——用实际行动向林副统帅学习。"王书记旋即被抓,被关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头。

 

前面提到,政治幽默要在一个国家严酷的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发酵、窖藏",也就是足够的沉淀,它的释放需要一个因素才行,即官方宣传已被大部分人认识到是谎言。这种宣传在最初时,老百姓还认识不到。只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普通百姓慢慢地悟出来后,优质的政治幽默才能产生。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史无先例。三十年苏联的"大清洗",七百多万人被捕,三百万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苏共老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被杀。斯大林在世时,人们不敢传播政治幽默,到赫鲁晓夫执政后,它们就出来了。

 

一个是讲斯大林时期,工厂上班是早上8点。有的工人为了表现积极,7点半就到了。谁知一进厂门,就被克格勃带走。"为什么我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要抓我?"工人纳闷地问。"你提前半小时,肯定是趁大家还没到,进厂里来搞破坏。"克格勃回答。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对其他同事震撼很大。第二天,很多工人特意延迟到8点15分来上班。没想到也被抓起来了,工人抱怨,克格勃的回答是:"八点钟上班,你们八点一刻才到,这不是消极怠工、破坏社会主义吗!"到了第三天,其他工人都准时来上班。结果,又被抓了起来。工人申诉:"我们准时上班,怎么也给抓起来?"克格勃回答:"你们到得这么准时,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国手表——苏联国产的手表哪有这么准?你们是走私犯!"

 

这个政治幽默把那个制度的残酷不讲理,以及苏联产品的低劣都凸现出来。另一则是,一批工农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致敬。接见结束后,斯大林发现他的烟斗不见了,就怀疑有人顺便拿走了。他打电话给克格勃主席贝利亚:"刚才那些代表,不要让他们把我的烟斗带走。"到了下午,斯大林忽然发现烟斗在他的办公桌上,压在一大叠报纸和文件下面。于是,他又打电话给贝利亚:"烟斗不用找了,让他们走吧。"贝利亚回答:"烟斗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到了?"斯大林很吃惊。贝利亚高兴地报告:"所有那些人,经过我们刑讯室审问后,都承认偷了烟斗——现在我已经找到20多把烟斗了……"。

 

朝鲜则是一个对比的例子。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已经历两代的家族统治,成为地球上最严酷闭塞的国家。但至今很难收集到来自朝鲜的政治幽默,原因主要是他们还没有起码的自由。仅有的一个带点初级幽默水平的,大概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流传出来。一位金日成大学的教授问学生,世界上现存多少种政治经济体制?学生答:"有三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是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的,还有一种就是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混杂的。"教授接着问:"那么这三种体制,哪一种最优越?"学生说:"这个问题难回答。"教授不满道:"怎么会难?再清楚不过,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它一定会征服亚洲和世界,推动全世界的发展。"那个学生就说:"我们的制度确实是最优越的,只是我担心,如果其他的制度都被我们取代了,那么谁给我们粮食救济呢?"

 

我希望有一天,真的能把这门政治幽默的课开起来。它们反映的社会现实及人间苦难,是留给后代的遗产。联合报前社长张先生是台湾最早访问大陆的人之一,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经过颇多周折才进入大陆。他觉得中国大陆的人特别幽默,在北京的一个大国营商店里,他赫然发现墙上贴着《优秀售货员守则》,有十几条,其中一条是 "不随便打骂顾客"。意思大概是,只要是慎重一点,即便打骂了顾客,也能够当上国营商店的优秀售货员。

 

黑格尔有句名言,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全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没有。这从政治幽默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文革期间,谁敢"幽"当时政治的"默",弄不好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全国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幽默,那就是毛主席本人。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一份档案中,收有一条。1973217号,毛接见基辛格,对他说:"我们现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少得可怜,中国是一个穷国,东西不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很多,就是女人多。"基辛格也很聪明,立刻就玩笑地说:"你们中国如果向美国输送妇女,我们可以免关税。"毛马上表示:"在我们国家,女人真是太多了,不停地生孩子。如果把她们都送到你们美国去,就给你们制造灾难了——你们负担就会很重了。"毛讲了这话后,他身边的女翻译唐闻生等非常尴尬。毛见此,马上讲,他关于中国妇女的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但他不在乎传出去。

 

毛之后,中国人的自由程度虽然没达到高级阶段,但还是大大提升了。于是,政治幽默就生产得既多又好。我认识很多在中国各界做事的人,常发来政治幽默。湖南的基层干部发来的一个说,最近几位中国院士经过研究,得出一个新的重要结论并获科技成果奖,就是屁股比脸蛋更优秀。理由有几条:一光滑,不起皱纹;二细腻,不长粉刺、水痘、雀斑;三节俭,不用花钱保养美容;四美观,造型简洁时尚;五庄重,大气且福相;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诚,不会皮笑肉不笑、两面三刀;七谦虚谨慎,深藏不露;八辩证,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九高尚,忍辱负重,经常代人受过挨打;十踏实,既能连坐连战,也不怕压成阿扁。

 

这个政治幽默,既把很多中国基层干部的苦处总结出来,又把最近两岸之间的政治互动也概括了进去。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一方面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但也不是那么多、那么正规,这恰巧是产生优质政治幽默的黄金时代,我们真是生逢其时!在这个有着悠久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间旺盛的创造力虽不能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得以表达,但至少能通过私人间流传的政治幽默体现出来。相信再过若干年,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国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来出版,传给后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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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ZT

家电市场再起硝烟 孰能胜出?






 

   用什么话样的来概括我国家电市场现状呢?似乎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词语。业内人士总爱这样来描述,诸如:空调业狼烟四起;彩电业寒风料峭;冰箱业土洋之争;洗衣机业易水风寒等等,一切都显得那么不明朗。

 

笔者发现,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物联网热潮便以掀起,物联网产业化速度发展迅猛,其中尤以家电业为最。物联网冰箱、物联网洗衣机、物联网空调等等一如海棠初艳,家电市场以百米跑冲刺速度进入了物联网时代。物联网时代的来临也同样意味着物联网产品竞争时代来临,那么,孰能胜出?未来将会怎样?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7月中旬,笔者有幸参观了世博会世贸中心馆“海尔物联之家”活动,很多业界知名专家和媒体记者也出席了启动仪式。从09年的“我的e家智慧屋”,到“U-home” 技术展示,再到此次世贸馆海尔周“海尔物联之家”活动,笔者惊喜的发现,海尔物联网产品的层次更加完善,智能高科技含量日益丰富——“物联之家”向人们演示了绿色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先进应用,同时生动展现了海尔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的绿色物联生活解决方案,以及海尔美好住居生活的产品和理念。海尔将“智能物联”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新结合,以全球化的视野彰显出一个国际大企业的前瞻性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物联网”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了未来10年、20年的生活蓝图。可以预见的是,物联网时代一旦真正来临,必然会引发家电企业的跟风。这就导致了,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各家电企业都会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提升产品档次,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拉动家电产业再上台阶。

 

 

不过文章至此,应该提醒各位读者明晰一个常识:任何企业都不会盲目跟风,因为产品的更新换代必然带来研发成本和市场推广投入的大幅增加,此外,物流成本、上游产业及配件成熟度、市场环境、政府态度等等复合因素都是需要考虑的。

换言之,最终决定企业发展程度的根本因素是“投入产出比”,市场的开拓、全球化进程与产业的升级一路相随。从第一代的联合“E家联盟”进行标准制定,到“U-home”再到“物联网之家”,海尔已申报了近千项物联网相关专利,开拓出家电物联网领域的众多科技创新成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海尔富有前瞻性的看到了物联技术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流。但是其他企业受制于实力原因,虽有“向上延伸”的欲望,却无与“物联网”相匹配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那就注定不会在这条路上走的太远。

最后从营销层面看,借助世博会这个企业国际化营销的一个绝好机遇,“海尔物联之家”联系海尔冰箱、空调、电视等各大产品线,推出整合型体验营销,让全球消费者与海尔物联智能家电进行亲密接触,通过消费者的口碑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不失为明智之举,也进一步彰显了海尔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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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种族骚乱后,洛杉矶如何恢复繁荣?

丁学良口述《南方周末》大参考版资深编辑 戴志勇主持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种族最多,种族关系最复杂。我在美国学的专业尽管不属于种族研究,但只要上有关美国的课程,无论是政治、经济、商业、社会、法律,离开了种族关系就没法讲。要理解美国的任何领域,种族关系都是一个深层要素。它建国近300年,因种族问题造成的暴力冲突无数起。

 

比如美国的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历史上是有名的种族冲突之地。1965811日,一个白人警察逮捕了一个骑摩托车的黑人,过度使用暴力,引起六天暴乱,打死四个人,1千多人受伤,4千多人被捕,损失4千多万美元。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种族骚乱发生在1992429日,我那时找工作要做Job talk,就因为这事闹得太大,没办法去该城。“4/29”种族骚乱成为美国种族关系的经典案例,也是美国通俗文化,包括电影、歌曲创作的一个大源泉。

起因很偶然。199133日,四个洛杉矶警察开车追一个骑摩托车超速闯红灯的黑人Rodney King,追上后把他按到在地上,长时间打他,被附近一个居民用自己的摄像机拍下来,交给了当地电视台。四个警察不是黑人,而被打的是黑人,不断播放后,一下引起了非裔人的愤怒。(该录像成为美国史上第一次非专业的新闻拍摄。从此,全世界媒体就开始主动要非记者提供他们碰巧拍摄的镜头,在新闻史上留下了一页。)然后就组织了审判,警察被起诉过度使用暴力和种族歧视。为免受干扰,审判挪到旁边一个县。该县居民比较保守、有钱,基本上没有黑人,陪审团里有10个白人,一个西班牙裔人,一个亚裔人,唯一的黑人是起诉官。1992429号,法院宣布审判结果,说King当时要反抗,会引起警察受伤,结果四名警察全部无罪释放。这一宣布,暴乱就起来了,在洛杉矶延续了四天,财产损失超过10亿美元,3600起纵火,1100起房屋被烧,53人在暴乱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

第一天,洛杉矶市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本地警力不够,向州长求救,加州州长派了2000名国民卫队士兵,也解决不了问题,又向联邦求救,总统老布什说,不能允许无政府主义蔓延,宣布联邦政府马上派出正规部队。当时已到星期五,士兵拿不到武器,一直拖到第三天。州和联邦政府从各地调去了总共4000名士兵,包括正规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一般情况下美国军队不能用来解决国内麻烦,除非遇到特大灾难。这次调动军队在美国历史上极罕见。直升飞机上天,装甲车上街。在电视上看,就像一场内战。到第六天,大部分地区平静了,少量部队留下来。

4/29”骚乱还有一个前奏。1991316日,在洛杉矶的黑人居住区,一个15岁黑人女孩在朝鲜族人开的杂货店里买东西,为了一瓶橙汁吵起来了。这个朝鲜族人拔枪把她打死了,闭路电视把过程全录下来。结果法庭判这个店主有罪,但只判了他7年缓刑,不用坐牢。连续两个事件,导致了最严重的种族暴乱。

这个事件就像内窥镜,反射出很深刻的问题。“4/29”在洛杉矶,大部分冲突不是发生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黑人,朝鲜族人,西班牙人三个群体之间,而洛杉矶是全球最大的朝鲜族移民集中地。这场骚乱至少有三个层次的原因:第一是警察打人时被拍下来了;第二是黑人老早就建立起对警察与司法系统不公正的怨愤;第三是经济上的原因,贫困和失业。黑人、西班牙裔和朝鲜族人都只能到城里最破败的地方住和开店。这里早先的居民都是黑人,他们传统的地盘被一步步蚕食掉了,而且朝鲜族人开店又不雇佣本地黑人,给他们的印象就是歧视。

美国怎么回应这些老大难问题?

老布什一方面宣布,街头暴乱、杀人放火是不允许的,同时也宣布司法不公正也不能被容忍。司法部出面,联邦要成立一个新的大陪审团,秉公而断。这个宣布很重要。联邦大陪审团经过一年多调查取证后审理的结果是,四个警察中两个有罪,被判刑坐牢,另两个被开除了。

为了对洛杉矶地区的警察进行整顿,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调查发现洛杉矶的警察队伍里确实有种族歧视和过度暴力的问题。提出的应对措施,是限制警察局长的任职期,报告出来后,洛杉矶第一次雇佣了黑人做警察局长。

地方政府和联邦政府决定对穷困地区进行社区再造,民间包括公司的捐款有10多亿美元,银行也给与重建家园者较好的贷款条件。

改善社会的治安和种族关系有几个措施。一是让洛杉矶负责一个小范围的警察(类似我们中国的派出所片警)与所管的居民小区,定期作圆桌对话,与本地居民有更多的沟通和理解,大大减少了居民对警察的误会和敌意。“4/29”骚乱时那些无业的小青年,属于几千个小帮派,很多跟贩毒有关,经常互相动刀动枪打,造成很多警民冲突。所以警察跟本地居民的沟通很重要,是地方治安的社会基础。

第二个措施,是让开店的朝鲜族人同周围黑人居民也进行对话。很多朝鲜族移民在本国受过大学教育,但英语差,祖国的学历不被承认。为孩子的前途考虑,他们开小店,当厨师,洗衣店,送外卖,也很辛苦。在重要的节日,让他们跟穷困的黑人互相搞社区活动,也鼓励他们尽量雇佣本地黑人做帮手,减少不同族群之间的误解。西班牙移民也起了很大作用,他们进入黑人邻里,组织公益活动,努力重建社区。

更深层次的融合发生在教育领域。政府促使多族裔的孩子在一起受教育,让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传统通过密切接触发现共同关怀。10年以后,当年目击骚乱的小孩子重聚一起座谈时,感受最深的是,上一代无意播下来的误解和仇恨已经得到大面积消解乃至根除。不同族裔的孩子一起上学后,成了朋友,对对方有了更具体的了解,不再把对方作为一个抽象整体,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人交往,就敢到对方的区域甚至家里去玩。从第二代起,以前受到的伤害慢慢淡化。洛杉矶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种族骚乱。

1992年大暴乱中,有一些感人的事情,多次在媒体上播放,对缓和大规模种族冲突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有个白人工人,刚好经过暴乱区,被黑人帮派从车里拖出来,打得人事不省,连警察都没法去救他,最后一个没有武装的黑人看到这个场面实在受不了,从家里冲出去,把他送到医院去救了他的命。尽管这个白人受到永久损伤,好多年都在治疗,但这个事情曝光后,还是大大缓解了种族仇恨,白人知道并不是所有黑人都是暴力分子。另一个例子,一个白人司机带的两千美元被抢,被打得人事不醒,周围的暴民拿刀划他皮肤,一个路过的黑人牧师跑过来,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跟周围的暴民说,你们要杀他的话,就先杀掉我。这些黑人奋不顾身救“异族”的实例,感化了大众。在暴乱的第四天,不同种族的人上街举行和平游行,那个King在电视上呼吁说,别打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共同和平生活在一起吗?美国最有名的黑人喜剧明星Cosby,也在电视上呼吁大家不要出来打仗,留在家里看他主演的电视。这些细节都很感人。

通过民间、政府、公司、教育界、媒体的自发性和有组织的多种多样的努力,曾经被严重撕裂的种族伤痕慢慢平复了,洛杉矶依然变得更大更繁荣。而King,后来也获得洛杉矶政府380万美元的民事赔偿,开了一个小建筑公司,而他原来曾经有过多起小犯法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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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他们最有能量和胆量改变游戏规则》

丁学良 〈中国企业家〉杂志

 

丁学良强调:“大家在呼吁公民社会的时候不要忘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原始推动力”。“不要停留在情绪化的仇富抑富表面上。在凡是有引起仇富的民怨的那些问题上,负责任的公民都应该深刻思考当地政府的作用和官员的行为。”                     

                 公民社会与商人阶层不对立

 个较好的社会状况,既不应该是完全由政府管一切,但也不应该完全由资本管一切。在二者的中间,应该有一个健康成长的公民社会。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在社会科学上被称之为“原子化”的社会。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的近30年里,基本上消除了社会中除了国家机器以外一切独立运作的组织。最明显的就是它没有民营企业,没有私有财产,只剩下一些个人财产即个人生活所用的物品和现金。私有财产是可用作盈利活动的,而那时的个人财产,就是日常生活的消费品。

    原子化社会最基本的特点是,人们不可以发展超出于他们工作单位之外的社会交往网络。比如,你不可以组织自己的公民团体,不管组织这个公民团体是出于什么目的。你不能提议说,我们这些人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就组成一个欣赏古典音乐的小组吧——你不能这么做,因为国家机器里有专门管理音乐活动的机构。人们之间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以他们的工作单位为最基本的枢纽,个人变成了单个的、互不联系的“原子”。有了什么问题,出了什么事情,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够帮你的、不属于国家机器系统的组织。

    这是我们改革开放前的城镇社会的基本状况。在农村里面,情况稍微有些不同。人们世世代代在那块土地上耕作,保留了一点早期乡土的人际关系。但这种人际关系,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也遭到很大的冲击和破坏。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社会原子化的状况慢慢走出来,恢复到比较正常的社会基本结构,但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在这个过程中间,最早我们看到的一点点迹象,首先就是经济关系非国有化的改变,包括在城市里面有了个体户,然后有了比个体户稍微大一点的小型民营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些超过了纯粹经济交往的自发性质的社会交往。当代中国的公民社会就是这么一点一滴地复活的。

我们经常讲中国要发展公民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公民社会呢?因为一个长期良性循环的、比较好的社会状况,它既不应该是完全由政府管一切,也不应该完全由资本管一切,必须是在政府和资本这两个强大的力量之间,有那些既不拥有政府的权力、也不拥有资本的力量的个人和他们自发合法的组织常规地运转,这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讨论公民社会最重要的着眼点。

组成公民社会非常重要的一块,就是在非国有经济中活动的人,不管他是作为所有者,作为经理,还是作为一般的雇员。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角度看,他们是公民社会最早的一群人。民营经济和市场制度、公民社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没有民营经济充分的发展,就没有他们服务的对象和客户,也没有雇佣他们的人,当然也就没有由他们在良法保障之下成立和运转的公民社会组织。

白领阶层在中国社会里,比作为所有者的老板多得多。一方面它跟中国民营经济本身的发展水平相关,到了一定的规模和一定的素质之后,民营企业里面,白领管理者这个层次的人才会比较多。另外很重要的一点,这些人本身因为受不同的教育和训练,拥有不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他们被老板雇佣来管理公司、指挥工人是一回事,但是他们要想对本身作为一个群体的利益进行保护的话,还得要有自己的团体。而他们的这些团体在一个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体里面,一定多的不得了。比如香港有会计师审计师协会、经纪人协会、土地测量师协会、牙医协会、医生协会、护士协会、教师协会、律师协会、大律师协会等等。

这些团体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间,被称为“支撑市场发展的从业者团体”(market-supporting professions and associations)。它们跟民营经济的长期发展命运相关,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支撑市场发展的主体,以及这些白领专业人员所组成的团体,最重要的是两种。一个团体是跟法律有关系,因为没有法律,就不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市场经济运作。市场很早就有了,在人类社会已经有几千年了,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还是近代的现象,它必须是在法律保护下,市场和市场体系是两个不同层次的主体。这个市场体系之所以运转,最重要的原因是有支撑这个市场体系的专业人士在工作。另外一个团体是会计师,这里的会计师是广义的,包括做审计的。在比较好的市场体系里,这些团体的力量都大得不得了,谁都知道律师团体的力量很大,虽然从业人员不是太多,律师上面还有法官呢。会计师、审计师,如果你把会计师、审计师这个概念稍微放广一点的话,土地测量师都是属于他们中的一部分。

    由此看来,中国现在的公民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很重要的一点,是专业人士这一块非常薄弱,规模尚小,素质也不是很高,组织力量更谈不上很大。同时,在中国还有点特殊情况,就是合法的宗教团体很少。而在西方社会里面,特别是美国,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中间有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合法宗教团体。在香港也是挺多的,它们在社会遭遇突发的天灾人祸的关头,比如2003年的SARS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期间,发挥着精神创伤抚慰和社会救援组织的广泛作用。   

现在中国发展公民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商人的力量发育程度相对来说很弱。过去30年的经济政策,虽然给了民营经济一点余地,有些方面有明显的改进或扩大,但政府还是把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控制在自己手里。中国的民营经济虽然是整个国民经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那纯粹是从经济活动来讲的;从社会活动这个层面看,中国的民营经济无论是地位还是影响,相对于自己的经济实力,要差很多很多。

比如现在,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刺激投资没有直接对那些有非常好潜力的民营企业给予足够的扶持。而被大力支持的一些国有、国控企业,是效益很不彰显的浪费大户。从综合社会效果来看,这既不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利于扩大就业,不利于财富流入各社会阶层,当然也就不利于支撑市场运转的主体之发展。如果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足够强大了,就会试图劝说政府多支持它们中的矫矫者。

在当今世界的发达社会里,最有本事游说的是两个集团,第一个有钱,就是商人;第二个就是律师,因为律师懂法。但是律师从某种意义上,对社会公正的领域更关注一点,他们本来就是为受到损害的权益打官司的。而商界作游说,基本上就是从它一个行业、一个利益集团出发的。比如做房地产的,当然希望政府通过的法律和政策对房地产有促进作用,做银行的当然希望政府向银行业倾斜,做高速公路和汽车业的,当然都希望政府别把太多的资源铁路行业倾斜,这些是很正常的事情。中国现在的游说集团,大部分还是在台下使劲,主要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公正的法律框架。

国内民众常常抨击官商勾结,对此,我虽然非常理解,但却要提议他们不应该把怨气和愤怒一视同仁地引到“恨官仇商”的极端。无论是依据实际案例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凡是发生导致民怨民愤的官商勾结的严重事件(比如20096月末的上海莲花河畔景苑倒塌楼盘丑闻)中,理智的公民都应该更多地反思当地政府的作用和官员的行为。因为他们才是最有力量和胆量扭曲游戏规则、“逼商为娼”的一方。

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既取决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中国的政府官员并没有任何动机,来主动和积极地推进一个公民社会。中国之所以出现了萌芽状态、初级阶段的公民社会的要素(现在还不能叫已经出现了“公民社会”),根本上是因为中国30年以前,不得不在经济上要放松一点,让民间多一点活力搞生产搞流通,是这样才顺便牵动起来的。当时并不是为了“公民社会”的要求,只而是为了活命,为了把肚子吃饱。

所以,公民社会下一步会怎么样,一方面要看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会怎么样。如果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民营的部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而且层次越来越高的话,我们就可以预言,同这一部分密切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专业团体就会发展起来。这是公民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来源。

另外一个动力来源,就是中国跟国际社会的互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要素发展非常重要,环保就很明显。我当年从美国到香港来,带的第一批研究生里有一个香港本土的,他就讲香港的绿色社会运动,就是从香港到英国、美国去留学的白领人士回来以后做起来的。中国这些年来,社会里自发的环境保护活动越来越多了,这也是因为与国际社会互动激发起来的。国内的环保组织,不论是观念也好,还是价值目标、运作方式、乃至它们需要的物质和财政支援,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国际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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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丁学良谈《令执政党头痛的“千锤百炼”的芝麻官》


  根据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字,2008年全国有1739名村党支部书记,1111名村委会主任成为职务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沿海一些富裕农村,村干部腐败案件涉案金额惊人。
“千锤百炼”的意思是他们久经三道(白道,黄道,乃至黑道)考验,啥都精通。

 

  中国基层官员的举止近来不断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从邓玉娇刺官案到最近安徽肥西县多名镇干部酒后殴打服务员事件都凸现出中国基层官员素质之不堪。

 

  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丁学良同志表示,以他的观察,中国乡镇一级以及乡镇以下干部的素质大部分确实让人不放心。第一,他们受过的教育很差,尽管有些人还有“研究生”学位。第二他们没有法制观念,尽管有些人进过干校“法律讲习班”受训。第三,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粗放型的,上下两头都不懂得克制。不过,到了县市一级,有些官员的素质过去一些年来还是有所提高。

 

  《南方周末》去年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谈到一些地方官员书架上大同小异的秘密读物,看后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这些读物中包括《厚黑学》、《中国历代君臣权谋大观》、《蒋介石的权术》、《教你如何聪明工作往上爬》和《八卦透解财官运》等等。

 

  丁学良认为,中国官场流行这类教授"不择手段为官之道"的书籍同中国官员的行为举止有直接的关系。

他在中国大陆看到,不仅是小的书店,而且在大书店,甚至大学周围的书店里,有太多的诸如厚黑学,官场秘诀这样的书,教人如何搞阴谋诡计。

 

  丁学良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一个基本的政治文化传统。这个政治文化传统就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只要能达到效果,用的手段是不是合法,是不是合乎道德根本就不考虑。

 

  他认为,过去多年来,不仅仅是中国的基层干部的大部分阅读资料是围绕这些只问目的,不择手段的东西,中国企业负责人的大量的知识来源也是这些东西。这里除了1949年以后结构性的,体制性的东西以外,也同中国过去一两千年官场的作为和传统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官员的素质可以说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着作用。近年来中国各地不断出现因为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的不当举止而导致的所谓群体事件。

 

  这些大规模的群众对抗行为,甚至暴力行为,很多时候同复杂的政治意识形态并不相关。而是因为某些具体官员的具体行为触犯了当地老百姓实在不能忍受的底线。

 

  目前,基层官员的素质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重视。前不久,有报道说中央要让地方基层官员分期分批到党校学习。然而,丁学良教授认为,没有体制上的改变,这种短期学习,作用有限。 "马克思有一句话,存在决定意识。这些官员在党校学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正面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则。但回到现实生活中之后,如果按照这些冠冕堂皇的规则去做的话,很多事情就会做不成。也就是说,中国官场的现实,中国社会生活的现实中有太多的东西同纸面上的党纪国法和行规差别太大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没有很扎实的慢慢从中国的政治现实,经济现实和社会生活的现实中去除那些只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为的话,仅仅靠党校的短期训练恐怕是起不到长期的,有效地和全面的作用"。

 

  丁学良教授建议,改变中国基层官员素质应该看一看正面的经验。

  "台湾1949年以后过去的国民党官员很多一开始腐败得不得了。相当一段时间里,地方官员也经常有一些同厚黑学一脉相承的官场规则,官场的博弈技巧等等。但是这种状况在1990年代初台湾实行了民主化改革以后,尤其是开放了媒体以后,有了很大改变。那些民主化的措施对官员的行为约束虽然说不是立刻就见效,没有达到香港的水平,但比较起台湾以前的状况还是有了很显著的进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还是应该看一看其他社会,特别是华人社会的民主化改革。提高官员素质,法制建设,开放报媒体禁那些进步的措施才是比较而言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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