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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丁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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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1984年出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卡内基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教学或研究,兼任国内数所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和全球化。

间接联系丁学良教授:dingxueliangxiangang@vip.qq.com(助手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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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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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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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人类心灵世界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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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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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上海的朋友传给我一个网上的帖子,说的是上海年轻人的收入和择偶的关系。作者把年轻人的收入分成几等,低的在2000以下,高的在10000以上,收入对生活选择的影响非常大。这让我想起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一代的贫困化。
香港最早出现这个问题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当时大家以为是暂时的,危机过去以后,年轻人的收入还会上升。但过去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香港的富人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包括2008年秋天以后的金融海啸当中,香港富翁的财富缩水率在亚洲地区是最高的。但是它恢复的也快,今年年的一个调查显示,香港富豪的身价又回来了。富豪财富恢复的速度,在亚洲也算是快的。但在年轻人那里,情形完全不同。金融危机或者是经济困难一来,他们的工资下跌得很快,但经济恢复了,工资上涨却轮不上他们。
香港大学本科生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几年来下跌得很厉害。即使大学生毕业生找到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不是掏大粪,也不是卖猪肉,他们的起薪低的话只有8000多港币。
在香港这个地方,月薪8000多港币相当于上海的月薪3000多块钱,生活都比较紧张。香港房子很昂贵,除了极少数能够在家里住以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在家里住的,因为父母这边本来就小的够呛了,你要在外面单独或者合伙租一个很小的单元,一个月租金就要两千块。上下班的通勤费用,一天要50块港币,一个月要一千五。手机费怎么也要两三百块,青年人总归需要一点交际,香港的伙食比伦敦、纽约要便宜,但是比上海还是要贵一些。供应中饭的公司属于极少数,大部分都要到外面去掏钱吃个中餐,最便宜也要25块钱,加上饮料,需要30块钱,一个月又是一千块钱走掉了。4000多块已经没有了。剩下来的钱才能用在买衣服、早晚两顿饭和交女朋友、偶尔看电影上面。这8000块的话还没刨掉税收。
今天香港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而且他们涨薪水的可能也很低,因为不断有新的大学生涌进来,使他们和雇主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大大减少了。香港的制造业在20年前已经陆续迁走,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这个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收入非常两极分化。上层人士每个月的收入有几十万,最底下月薪只有万把块钱。香港想引进一些其他的产业,但基本上都没有搞起来。这些年香港的GDP在增长,人均GDP也在增长,但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还是出现了持续的贫困化现象。周围的建筑一栋栋地建起来,但跟他没什么关系的。越多的高楼建起,他反而觉得房地产价格越来越上去,压力就更大了。
1993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周末的时候常出去逛逛,还能看到大片很老的区域,里面的住房虽然不很现代化,但是价钱便宜,吃的东西很草根,有很特别的风味。这些老城区近年来都被成片成片地被政府纳入再开发。那些旧旧的、小小的住宅区都没了,低档收入人群能够生存的地方越来越少。这个现象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扭转,我想,这是年轻一代贫困化的一个结构上的原因。
由于工作机会少,薪水低,工资上涨慢,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香港的年轻人很难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最起码的再投资。这导致了愤懑、失望和愤怒的情绪。这几个月来,香港天天在讨论80后的问题。人们发现,80后的对抗情绪和激进情绪在日益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在香港社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工商业和政界人士的反应还很冷淡。从长远看,他们这种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年轻人的贫困将对香港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下一期专栏中还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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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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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最近海南大学的校长在广州宣布,海南大学准备花1000万作为启动资金招聘海归,国内媒体把这件事情当作一条娱乐新闻来报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大的事。

当时在座的还有其他学校的校长,包括上海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等,都不甘示弱。广州大学作为地方性大学,启动资金是5万元、50万元、300万元三个档次。长春理工大学也差不多,校长开出的待遇是,每个人从最低的50万元到最高到500万元不等。长春物价很低,能够给一个海归开这么多钱,意味着什么呢?

根据我的经验,引进人才如果开出50万元的年薪,在国际上就是很富有竞争力的了。我们以香港为例,来说明一下。

香港的大学跟国内大学有一点是一样的:是依靠政府拨款来办的。这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不一样。美国私立大学的钱都是自己的钱,他要用这个钱招聘人才,招多少人政府都不管。但香港这些公立大学,香港政府是要管的,并且立法会和立法局这些机构都要进行审查,政府里有大学拨款委员会,拨款牵涉到教师的编制,一个大学要保持一定的师生比,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钱不是乱开的,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

香港的大学教授的平均薪水,在全世界上算是最高的一档。但他们的工资不是薪酬的全部。除了要给钱,后面还要有其他配套的东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后面这些配套,你聘来了人也留不住。比如,你要支持他开展专业研究,这要靠钱在后面支持。你可以开出一个1000万的天价来,但这1000万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后面有什么样的支撑?须知,招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你要给招来的人才办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可能1000万也够了,如果是一个好实验室,1000万还不够。如果你要给他开一个系,那就更不得了了,1000万是远远不够的。

香港的大学招聘一个助理教授,年薪大概是税前五十万。但这只是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你还要加上20万福利开支。他还要有办公室,有办公用品,还要配备秘书。秘书是按照教师人数来配的。二十个教员需要四名秘书,二十五个教员需要五名秘书,增加了行政费用。学校的图书馆也是和教员人数匹配的,你增加了教员,学校图书馆相应的就要进行扩张,这都要花钱。你招一个人来,不是说用你两三年就完了,要考虑长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长远考虑呢?每年需要涨工资,考虑得更远一点话,还要考虑人员的退休金。

在香港,招聘一个年薪50万的全职教员,每年全部拨款将达到120万到150万。统统这一切,但不包括任何特殊待遇和研究经费,都需要提前做到预算里面去。所以招一个人是很细致、很系统、很严肃的事情。你开50万年薪,实际背后的投入远远大于50万;你开1000万,背后的投入也要和这个1000万相匹配,并且事先要有详细的计划和说明,才能算是符合国际惯例。规规矩矩做事,才能正儿八经地在国际上招到你所需要的人才,招来之后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误会,才能够把你希望的那种水平的人招来能留得住。    

办大学不是开餐馆,你招一个人来待三天,拍拍屁股走了,门口再贴一个条子,另外招一个人来打几天工。你开一个天价,招一个人来,然后说好的事情不兑现,招来的人跑掉了,学生怎么办呢?

国际上,招人是有规则的,不是在一个数字后面随意加零。如果没有详细的计划和说明,没有后续的支持和保障,这种加零游戏属于欺骗性的广告,既是对学校不负责任,对纳税人的钱不负责任,也是对招聘人不负责任,对学生不负责任,这是四个方面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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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媒体与学术不端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意外引起一个争论,那就是大众媒体是不是讨论学术不端问题的合适的场所。我认为,如果所有的大众媒体都来讨论学术界的剽窃问题,是不公平的,但要阻止严肃的媒体讨论学术界的剽窃问题,更加不公平。一个国家出现了影响面很大的关于剽窃问题的争论,如果这个国家的严肃媒体不去关注,并且把争论用严肃的方式向这个国家的公民——至少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公民——进行报道的话,媒体就丧失了公器的基本责任。  

我用英文Media reporting on plagiarism(媒体对抄袭行为的报道)搜索了一下,得到十三万多条搜索结果,然后用Media reporting on academic plagiarism(媒体对学术界抄袭行为的报道)进行搜索,至少有一百四十多万条结果,可见在英语世界,媒体报道学术界的抄袭事件非常常见。不仅常见,还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随着信息传播和资料收集的技术手段的进步,抄袭和反抄袭的博弈在增长,导致严肃媒体对此类事件的关注,也有明显的增长。

当今时代,学术界抄袭行为不但牵涉到知识产权,牵涉到个人荣誉和学术界内部人际关系,还牵涉到公共资源(资助研究活动的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的使用是否得当。如果媒体不报道,请问,媒体对这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岂非严重失职?

把黑箱中的东西曝光出来,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曝光黑箱作业一定会触动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会出来想尽办法封杀严肃媒体对此的报道。在过去20年里,这种事情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比比皆是。媒体报道让公众有机会利用舆论纠正潜规则,培育公民意识,是媒体发挥公共利益守护者的体现。

当然,做报道与下结论是两回事。媒体对任何专业领域的事务的报道,不能替代专业人士的专业判断。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纪之交物理学界最大的一次学术丑闻,以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丑闻发生在德国学者J.H. 舍恩(J.H.SCHONE)身上。1998年,他从德国来到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一年后成为博士后研究员,研究超薄塑料的超导性能。接下来的几年,他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好几篇重量级的论文,影响极大,被认为世纪之交物理学界最大的明星,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但过了一段时间,很多科学家开始报告,根据舍恩论文中发表的实验过程,无法得到同样的结果。贝尔实验室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应用物理实验室,曾经出过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得到报告之后,马上成立内部调查委员会,调查舍恩在实验中是否存在不端行为。贝尔实验室还深怕内部调查不公正,不具备权威性,又在2002年召集了一个外部调查委员会,其成员都不是贝尔实验室的成员。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舍恩确实存在严重的多次欺诈行为。报告公布之后,成为爆炸性的丑闻。对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领域内的不轨行为,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大概有几十万条。

贝尔实验室处理此事的流程是一个标准。他们先是组织了内部调查,接着又组织了外部调查,为什么中国学术界,包括清华大学,至今没有采取这两个步骤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清华大学采取了这两个步骤,还会有今天的争论吗?

所以,学术界自己进行的及时、公正、透明的调查,是最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一直不出现,说明学术界存在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黑洞。

如果学术界或教育界出现有关抄袭的争议,学术界和教育界作为专业团体又不去采取即时措施,进行公正、及时、有效的调查,媒体的高度关注就显得更加必要。因为专业团体已经失职,向它们持续施加压力,防止情况又被封锁在黑箱里,是媒体的义务。

如果反过来指责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以及人们对此事的评论,难道要把此事变成下一个三鹿奶粉吗?

 

蹊跷的沉默

区分抄袭和不规范的标准是什么?根据学术界的常识,抄袭是学术不规范中的严重行为。学术不规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有对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我们才能够做出判断,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现象。

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大谈抄袭与不规范的区别,没有价值,反而容易搅浑水、扰乱视听、误导非专业人士和公众,使得独立、有效、公正的调查变成不可能。

如果把证据交给一个有公信力的调查委员会,判断有没有抄袭并不困难,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对照,就能够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当然,如果委员会本身没有公信力,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几年前,也有一个学术界的评奖委员会,把所评的奖项授给了自己。有这样的先例的话,我们就知道,独立和有公信力的委员会在中国是多么的难。(指2000年的“长江读书奖”事件。李嘉诚出资、《读书》杂志承办了首届“长江读书奖”,汪晖当时任《读书》杂志主编,是评奖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著作《汪晖自选集》是得奖著作之一,引起了很大争议。——编者)

为调查学术不端行为而召集起来的调查委员会,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他们的判例,公众可以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提高对抄袭和剽窃行为的警觉。调查本身就是学术界和全社会进步的必要的台阶。这也是舍恩和黄禹锡的不端行为被揭穿之后受到严厉处罚的原因。

如果有人指控一位学者行为不端,他有沉默的权利吗?当然有。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之前,他当然可以对公众和媒体保持沉默。

但他不能对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保持沉默。而且,一旦调查结论公布,结果对他不利,他就没有权利继续沉默下去。韩国的功勋科学家黄禹锡,在造假指控被证实之后,最后不是向韩国民众道歉了吗?

法律是一回事,职业伦理又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学者被指控抄袭,如果他具有普通水平的职业道德,在此事成为公众事件之后,通常会主动出来有个交待;如果他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感特别强,即便别人对他的指控还没有被公众知晓,他也会主动出来解释。只有那些完全不尊重专业和职业道德的人,才会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我读书的时候,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有个著名的讲座教授,同时又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他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哈佛非常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中心。当年有人举报,说他多年以前的一篇论文有抄袭行为。他马上主动承认,进行道歉,同时为自己辩护说,那不是有意的,而是个疏忽。他继续留在哈佛当教授,但辞去了所有学术机构的领导职务。这要得益于他的教授职务是很多成果累积起来的,而那篇论文是唯一被举报的案例。换句话说,假设他的教授的职务主要是依赖这篇论文的话,连教授的位置也保不住。

这个案例给学生的教育是很深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名声有多大,不管是哪一年的学术成果涉嫌抄袭,只要被举报了,就会一查到底。学术界的规章制度如此严厉而有效,每个经历此事的人,都终身不会忘记。

即便真的是疏忽导致的不规范,如果你还没有忘记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职业道德的话,你马上就应该出来做一个解释,为此道歉,而不是期待这个事情悄无声息就过去了。只有把职业道德和学术规矩完全不当一回事的人,才会死猪不怕开水烫。

而那些学术头衔——包括中国的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一种额外附加的荣誉,一经查出当事人有抄袭剽窃的行为,必须取消。这种头衔绝对不能和不端行为有关联,不然就是鼓励更多的学术不端行为。

有人有这样的顾虑:如果学者面对任何指控,都必须自证清白,会不会鼓励恶意的攻击行为,从而干扰正常的学术工作?

我们把防止剽窃和抄袭作为一个优先的价值对待,确实可能引来各种麻烦。但由此带来的不便,是我们为了保护知识创新而不得不忍受的代价。

如果通过调查,发现举报人是有意陷害,可以对他采取法律手段。但这些事情都要以独立、公正、透明、有效的调查为前提。首先是要弄清事实。弄清事实之后,才能对争议牵涉到的各方的行为,做一个公正的判别,然后根据规章制度,进行激励或惩罚。

这就像有人举报餐馆用“地沟油”,如果有人举报医院里用过期药品,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调查,调查举报是否属实。如果你拒绝调查,还要指责举报者,那是非对错就完全颠倒了。

 

八十年代的遗留问题

在中国,抄袭行为的确曾经比较普遍。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社会上不再把知识创新、学术创新、思想创新和观念创新当做是最重要的价值,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能做的就是为圣人做注释。注释做久了,哪一点是这个人的成就,哪一点是那个人的成就,其间的界限慢慢就淡化了。这是历史原因。1979年之前的30年里,学术界、知识界的自由越来越少,主要工作是为领袖著作做注释,更加谈不上独创性。这是政治原因。

这两个原因导致学术界对抄袭的意识非常淡漠。所以才有些八十年代的过来人,喜欢强调八十年代的学术规范和如今不一样,让人觉得,用现在的学术标准去衡量八十年代的作品,不够公平。

恰好我也是个过来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中国对学术规范的强调,恰恰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看过于光远先生的一个讲话,他提议创办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刊物,就像《中国科学》一样,有中英文两个版,体例跟国际一致,引用、注释都要遵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这说明80年代已经开始强调学术规范了。

这本由于光远倡议创办的刊物就是《中国社会科学》,这本杂志一开始对体例的要求就已经相当的严格。对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篇论文投过去以后,匿名评审通过了,但字数超出了很多,编辑部喊我过去,要求我压缩。我说,正文已经是从80000字压过来的,没有办法再压了,唯一能压的,就是把大量的注释给压掉。几位资深的老编审商量了半天,说注释不能压掉,现在做社会科学,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体例。你引用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有根据、有来源。

在80年代初期,学术规范虽然不能说是普遍共识,但已经在大声呼吁地这样做了。历史有案可查。说学术规范没有人提、没有人强调、没有人推动,错了!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调。黑格尔说,天黑以后,所有的牛都是黑的。那个时候天已经不黑了。有些人提到这个问题,目的是把水搅浑,不但要把水搅浑,而且要身边所有的人都拖进去,涂得人人都是黑牛。把所有人都涂成黑牛,他就安全了。

还有人认为,写一本书很不容易,但要举报这本书不规范是很容易的,同样是搅浑水的说法。我赞成对学术不端进行举报,尤其赞成实名举报。但对举报而言,关键不是实名,而是有没有实据。举报抄袭和举报性骚扰有很大不同,举报他人抄袭一定会有白纸黑字的证据。相比起来,抄袭最容易核实,也不难处理。

处理抄袭行为,有几个原则可以把握。比如,抄袭行为发生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越靠近七十年代末,处理上就要轻微一点。前提是抄袭者必须道歉。中国的法律说坦白从宽,你不能不坦白就要从宽。

第二,如果抄袭行为发生时间很早,还要看抄袭者有没有对抄袭行为进行更正。如果著作再版加印的时候还是老样子,说明你延续了抄袭行为,处理应该从重。

第三,如果抄袭行为发生的时间很早,抄袭者并没有从抄袭行为中间获得任何的好处,,也可以从轻处理。

这是三个政策标准,非常合理。如果举报过于夸大,你自己认为只是一个疏忽,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不道歉,不吭声,不纠正著作,就是要求全国人民忘掉这件事,然后继续享受特殊待遇,还要对举报人进行追究。这不是混淆是非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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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ZT

家电市场再起硝烟 孰能胜出?






 

   用什么话样的来概括我国家电市场现状呢?似乎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词语。业内人士总爱这样来描述,诸如:空调业狼烟四起;彩电业寒风料峭;冰箱业土洋之争;洗衣机业易水风寒等等,一切都显得那么不明朗。

 

笔者发现,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物联网热潮便以掀起,物联网产业化速度发展迅猛,其中尤以家电业为最。物联网冰箱、物联网洗衣机、物联网空调等等一如海棠初艳,家电市场以百米跑冲刺速度进入了物联网时代。物联网时代的来临也同样意味着物联网产品竞争时代来临,那么,孰能胜出?未来将会怎样?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7月中旬,笔者有幸参观了世博会世贸中心馆“海尔物联之家”活动,很多业界知名专家和媒体记者也出席了启动仪式。从09年的“我的e家智慧屋”,到“U-home” 技术展示,再到此次世贸馆海尔周“海尔物联之家”活动,笔者惊喜的发现,海尔物联网产品的层次更加完善,智能高科技含量日益丰富——“物联之家”向人们演示了绿色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先进应用,同时生动展现了海尔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的绿色物联生活解决方案,以及海尔美好住居生活的产品和理念。海尔将“智能物联”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新结合,以全球化的视野彰显出一个国际大企业的前瞻性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物联网”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了未来10年、20年的生活蓝图。可以预见的是,物联网时代一旦真正来临,必然会引发家电企业的跟风。这就导致了,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各家电企业都会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提升产品档次,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拉动家电产业再上台阶。

 

 

不过文章至此,应该提醒各位读者明晰一个常识:任何企业都不会盲目跟风,因为产品的更新换代必然带来研发成本和市场推广投入的大幅增加,此外,物流成本、上游产业及配件成熟度、市场环境、政府态度等等复合因素都是需要考虑的。

换言之,最终决定企业发展程度的根本因素是“投入产出比”,市场的开拓、全球化进程与产业的升级一路相随。从第一代的联合“E家联盟”进行标准制定,到“U-home”再到“物联网之家”,海尔已申报了近千项物联网相关专利,开拓出家电物联网领域的众多科技创新成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海尔富有前瞻性的看到了物联技术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流。但是其他企业受制于实力原因,虽有“向上延伸”的欲望,却无与“物联网”相匹配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那就注定不会在这条路上走的太远。

最后从营销层面看,借助世博会这个企业国际化营销的一个绝好机遇,“海尔物联之家”联系海尔冰箱、空调、电视等各大产品线,推出整合型体验营销,让全球消费者与海尔物联智能家电进行亲密接触,通过消费者的口碑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不失为明智之举,也进一步彰显了海尔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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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

丁学良博士《愿生汉唐》专栏

《南方周末 -- 名牌》杂志高级编辑 严晓霖硕士主持

 

 

(标题)“此等按摩,天上才有——把你当做了一团柔若无骨的面团”

 

(导语)

她就好像中国北方农村里揉面的老太太,我就好像一团面团。她好像忘记了我是有骨头的,我也慢慢失去了知觉。那是我长大懂事以来最深沉的一次睡眠,忘记了一切的一切的一切。

 

(主文)

 

泰国人从文明承袭上说有两个源流:一部分来自印度,这影响了泰国的语言和宗教;另一部分来自中原,主要就是中国的云南,其中的遗产包括带进来中医推拿的知识和技艺。

 

很多人到泰国去,尤其是欧美人,最享受的就是古典式按摩,其中便有印度瑜伽和中医推拿双重渊源。按摩店在泰国随处可见,尤其在旅游景点可能比在中国旅游点的餐馆还多。但是与传统手艺在中国日渐消亡的尴尬境地相仿,真正有家族传承的按摩师傅已经非常少了,这就好比中国随处可见的扬州师傅敲背捏脚,多半名盛于实。

 

2003年我曾在泰北山区做调研,地方偏僻,路况差,加上我严重晕车,直颠得骨头架子快要散掉,回到曼谷朋友一见说脸都白了,要带我去体验一次绝无仅有的按摩,好好保养一下身体。我这个朋友可不是一般人,英文名叫Viboon,我叫他陈大律师。华裔,祖上是潮州人,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高材生,远东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是泰国有关中泰间经济往来的头号法律权威。

 

一个周末的早晨,我们开车上路,去往曼谷北部的古都大城(Ayutthaya)。那里原先是泰国的皇城,几个世纪前与缅甸战败后被对方一把火烧掉过。陈大律师带着我简单参观了下古城,我以为就是在这里按摩了,他却卖关子说这才是他给我准备的头盘而已,主菜还在后面呢。

 

继续开车,越往乡村走路越窄,最后就是土路了。好在不是雨季,车虽颠簸但还开得动,终于来到一个村子。下车一看,我可傻了眼。这位老兄就是一个古典建筑狂!赚的钱多得不得了,生活却过得很简单,所有钱财都拿来收购全国各地一百年以上要拆迁的老房子里他认为最有艺术性且保存完好的木制部分,比如窗棂、门、屋檐等,集中运到这里。按照泰国两百年前的建筑风格,请他认为最好的木工,尽可能不用一个钉子,组合成了一座超级大宅。三面用大木桩围成院子,留一面临河,两岸的陆地都是红土,河水也便是红色的。“我就是想给泰国古代民间建筑留下一座博物馆。”这是他的理想,为此耗费几十年的时间和积蓄在所不惜。不过现在的市场价值已经超亿。

 

泰国的古式房子不着地,而是以巨大的木桩支撑悬空。这个建筑参照的是贵族规格,离地足有250公分高。屋下正中放置有一张两米长、一米多宽、不到一米高的条桌,木质考究,看年轮不下百年。等来等去,来者是一位身材矮小、差不多60岁的老太太,黑黑瘦瘦,结实精干,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不似一般农村妇女。陈大律师介绍说,她祖上四代都是给皇家做按摩的,家族在村子里的另一职能和主要生计则是做巫师做法驱魔。这一好似寺庙中香案的条桌,便是依她的建议购置。

 

老太太不会说英文,陈大律师帮我翻译。按摩前首先要喝杯清水,去厕所清理一下肠胃;而后沐浴,身体要干净,头发也要梳理整齐;最后换上泰国传统的麻质睡衣,没有扣子,只轻轻地罩在身上。

 

我首先脸朝下躺下,老太太一只脚踩在条桌上,另一只脚的脚后跟、脚掌、脚尖、脚趾骨一一揉捏我背部的每个角落;接着双脚完全站在我的背上,一只脚导引我的四肢配合她活动,另一只脚帮我从耳后纵向按过;一只脚向下、一只脚向上将腰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像拉面一样拉扯开;再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将身体像摊烙饼一样横向推拉;而后身体两侧,而后正面脸朝上。她的脚板很硬,可能一天到晚打赤脚的缘故。


她的嘴里轻轻哼着不知名的旋律,据说是做法时具有催眠作用的歌曲。她就好像中国北方农村里揉面的老太太,我就好像一团面团。她好像忘记了我是有骨头的,我也慢慢失去了知觉。那是我长大懂事以来最深沉的一次睡眠,忘记了一切的一切。待到醒来时太阳已将落山,45个小时过去了,老太太已经离开。我再也没有感受过那样的睡眠,此后至少一周里每天都感觉身轻如燕、心情开朗、精力充沛,完全不打瞌睡,头脑灵通,只想干活。

 

老太太没有传人,几个孩子都在城里的工厂打工。而按照她遵循的天地人宇宙观,寸步不愿离开家乡,只好外面的人慕名而来进村找她。老太太喜欢吃些零食,这样的一次按摩付与她40美元已算厚待,权当是请她的喝茶费。而其实这等程度的技艺,便是两百美元也不为过。此绝技若失传,才是真遗憾,堪称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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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中国的学术腐败还有救吗???

  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7月26日“思考周刊”(原“评论周刊”)第33版、35版

  本报评论高级记者 周筱赟  采写

  采访对象:
  丁学良: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教授
  方舟子: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术打假网站“新语丝”创建

  邹至庄:知名美籍华人经济学家、芝加哥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熊丙奇:上海交通大学编审、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排名不分先后)

  近日,西南交通大学正式对外公布,该校副校长黄庆涉嫌博士论文抄袭一事,
经该校学术委员会认定成立,决定取消其博士学位,撤销其研究生导师资格。今
年3月15日,教育部部长周济在“高校学术风气建设座谈会”上强调,对学术不
端行为要像体育界反兴奋剂一样,像对待假冒伪劣产品一样“零容忍”,实行
“一票否决”,西南交大的举动,是教育部这一表态之后,国内高校首次对涉嫌
学术腐败的高校领导进行处理。

  今年以来,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最年轻市长”周森锋、广州体育学院
院长许永刚、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等论文抄袭被揭露,学术界的乱象愈演
愈烈,至今当事人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实际上,被揭露的学术腐败只是冰山一角,
高校不是隔绝于社会的象牙塔,发生在大学围墙内的学术腐败只是整个社会腐败
的缩影而已。


  学术腐败只是整个社会腐败的缩影

  周筱赟:近几年来,有关部门和媒体都在谈反对学术腐败,但是现实情况,
却似乎是学术腐败越反越多了。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方舟子:近年来进入公众视野的学术腐败事件越来越多,主要是媒体对这方
面的报道尺度放宽、更加关注的缘故,未必是学术腐败越反越多。由于有了一些
舆论监督,胆小的人可能有些收敛,但是学术造假在当前无疑仍是非常严重的,
这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例如,受官场腐败影响的官本位的科研体制,刺激造
假的学术评估体制,纵容造假的社会风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处罚,对学生缺乏
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方面的教育,等等,都是原因。

  周筱赟:那中国的学术腐败,从制度上怎么解决呢?

  丁学良:中国的学术,没希望!比起国内其他领域的腐败,学术界的腐败根
本不是最严重的。中国其他领域的腐败太多了,所以学术界自己都觉得这些根本
不算什么。我私下里问过一些学术界的人,他们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他们说你还
没见过更腐败的呢。

  周筱赟:据我曾经在大学就读时的观察,科研经费的申报、使用这块猫腻最
多。现在能申请下来经费的就是牛人,然后找一大帮学生低价或免费干活。一些
热门的学科,如经济、管理等等,一个导师带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研究生的情况很
多。

  熊丙奇:这就是因为中国的科研机制比较急功近利。葛剑雄教授就曾经说过,
现在没有失败的课题,每个课题结项时,都说是成功的。现在的课题,基本都是
中短期的,一般一年就要出成果,长期的课题最多也不会超过五年。到了时间就
要交差,交差就是论文或专著。这么短的时间,一旦没法交差,现在的机制又不
允许出现不成功的课题,就只能去作弊。大学里学术造假形成了风气之后,各个
利益关系人都是彼此制约的,没有人会去曝光。

  周筱赟:就是说,所有的参与者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只要各方利益都照
顾到了,就不会出问题。

  熊丙奇:对,现在有一种说法是“做人要厚道”。现在被曝光的学术造假行
为,都是做人不够厚道,被那些感觉没得到好处的人举报了。这样反而得出一个
反面教训,就是做人不能太张扬,只要把各方利益摆平就没事了。

  周筱赟:反而是得出这么一个反面教训。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今年2月,
被指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造假、剽窃论文事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就指
责打假者祝国光“动机不纯”,称举报者是因为企图收买他不成,才去举报的。
其实,举报者动机是否不纯,不会影响是否存在学术造假的定性,重要的是举报
的事实是否真实。


  学术腐败的根源是利益驱动
  熊丙奇:尽管针对这些学术造假,也出台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是,大学里大
部分博导、行政官员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是反对这类改革的。他们都是现行
体制下的得利者,当然会认为目前这种体制是最好的。很多在高校外的人可能根
本不知道,申请到科研经费就可以有项目提成,现在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纵向课
题(即政府课题,包括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部委课题等)算管得严的,一
般都在10%,而横向课题(即和企业合作的项目)提成可以高达40%。如果申请到
1000万元的科研项目,就可以马上到手100万元,乃至400万元。科研还没做,自
己就变成富翁了。

  周筱赟:原来如此,怪不得现在的博导都那么有钱。那拿到几千万乃至上亿
的项目,岂不是太发财了!据传某大学校长和一位教授聊天,说某老师,据说你
现在身家千万啊。那位教授问,校长,你问的是总收入,还是年收入啊?

  熊丙奇:这是制度问题,不是这些博导个人的问题。现在的制度,就是把学
术当作一个致富的工具了。

  周筱赟:这几年经常被揭露的一种学术腐败,是一些海归学者,作为海外引
进的人才回国后,夸大乃至编造自己在国外的学术成绩,骗取国内大学的职位,
申请到大量的学术经费。还有就是在国外担任全职教授的学者,在国内也担任全
职教授,丘成桐教授就曾痛斥这类名不副实的“全职教授”,称北大等名校很多
经费都是这样骗来的。

  丁学良:这类骗局,大部分都是背后有你看不见的利益勾结。没有利益勾结,
这类骗局就搞不下去了。现在又不是30年前还没有打开国门,对国外情况什么都
搞不清楚。一些海归的骗子,回国来拿几百万上千万元研究经费的大项目,只有
极少数被捅破了。为什么这些学校不去认真地调查呢?其实,就是这些学校从海
外找个人回来,去骗政府预算的。这个海外背景的人,就是北京人所说的“托”。
现在很多人谈学术腐败,动不动就用道德来分析,其实关键是经济利益。

  周筱赟:所以,这个“托”的所谓海外的头衔,到底是真是假就无所谓了,
对吧?

  丁学良:不对,这个“托”如果是真的,反而麻烦,就是要找个假的!如果
他是真的话,成本就很高了。很简单的道理——你如果要把诺贝尔奖得主请到中
国作报告,成本就很高,而你如果搞个假的,申报时说我们从海外高薪聘请来一
位教授,花了50万元,给他10万元,我们拿40万元,那就一切OK了。搞个真的来,
只给人家10万元,人家不干的。我看这些问题,都是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我
不会说这些人道德上有问题,他们这些行为背后都是有利益驱动的。


  改变中国科研体制不能解决学术腐败

  周筱赟:以您的接触,您觉得目前美国是否存在学术腐败,情况如何?

  邹至庄:如果说学术腐败,你是指学生使用他人的文章来作为自己的,或者
是教授使用他人的文章来发表。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但是并不常见,因
为老师和那些审阅期刊文章的审阅人有足够的能力去抓住那些学术冒犯者。

  周筱赟:很多人谈到科研体制的设计缺失,导致中国的学术腐败,您对此如
何看?

  邹至庄:改变科研体制不能解决学术腐败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存在于许
多有影响力但却没有什么学识的学者身上。而美国的学术界是很有才智的,学术
界的大多数成员负责研究经费和申请科研经费项目质量的审批。因此,拿到科研
经费通常是一个有好的研究课题的标志。在美国,在一个教授获得研究经费后,
他将不会有太多的机会去“剥削”学生,因为研究生们可以自己选择论文导师或
为哪个教授工作。教授们不得不为了聘到好的学生而竞争。在中国,当学生进入
研究生院时,他们就会被分配去为某一个指定的教授工作。 也许这就是中国的
教授们可以“剥削”学生的原因了。(在这里,我给“剥削”这个词语以宽泛的
定义)。

  周筱赟:您认为设计一套制度无法解决学术腐败问题?

  邹至庄:正如我刚才说的:剽窃的问题是不能依靠设计一套制度来解决的。
美国可以防学术不端行为是因为院系教师有高水准的学术知识。要想欺骗有知识
的人是很困难的。在中国,有人剽窃是因为看到其他的人剽窃并且成功了。一个
有水平的学者可以分辨出劣质和剽窃的研究报告,并且可以确定剽窃在他们那里
是行不通的。在(中国的)学术界的水平没有提高以前,你说的问题需要一段时
间才能解决。关于学术上的不诚实,一个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低水平的学者们不
了解最前沿的科研以及没有能力判断是否为原作。

  周筱赟:美国学术腐败比较少,到底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呢?

  方舟子:美国的高校、科研机构比较独立,不受政府官员领导,没有官本位
的弊端。科研资金的分配由同行评议,而不是由外行的政府官员说了算。机构内
部由科研人员掌握学术权力,行政人员是为科研人员提供服务的,而不是管人的。
高校、科研机构是非赢利机构,不搞产业化、商业化。科研人员有较充分的学术
自由。对学术造假的处罚非常严厉。这些制度设计确保了学术界相对比较纯洁,
不容易受其他领域的腐败和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就可以防止学术腐败的发生。


  美国的大学校长职责不是做研究

  周筱赟:中国的大学,完全靠行政主导,而不是靠学术的信用。

  熊丙奇:在对高校教师的评价里,基本上是院长、系主任说了算。就是说,
行政权和学术权是连在一起的,表面上都是教授,但其实都是行政权在起作用。
他们的管理完全是看重数字,这是学校领导的政绩。这个学院今年发表了120篇
论文,那个学院发表了100篇,这个学院就比那个学院好。所以,其实从学校自
身来说,是有鼓励学术造假的冲动的,也是不愿意曝光学术造假行为的。

  周筱赟:目前国内的大学行政化,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级别,校长、书记凭
借权力都是教授、博导。但由于有大量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学术研究、指导
学生,近期揭露的几个学术腐败事件,都是学生抄袭,导师挂名。当然,导师挂
了名,就要负责。在西方,校长同样需要处理大量行政事务,他们是如何设计学
校的权力结构呢?是否行政职务和学术职位完全分离?

  邹至庄:在美国,大学的校长们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在行政上面,只有少数仍
然坚持做研究。研究的工作留给了教师和研究生们。

  方舟子:美国高校的校长不是由政府部门任命的,而是由学校董事会挑选、
任命的,向董事会负责。公立学校的董事会是由选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向选民负
责。校长的职责主要是搞好管理和拉资助,而不是做学术研究。他们不一定是学
者。我读研究生时,我的母校的校长原来是美国银行的常务副总裁。现在的校长
是学管理出身的,一直从事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他们都不从事学术研究。有的
校长本身是科研人员,但当了校长就不再做科研了,或者只维持一个规模不大的
实验室。例如密歇根大学的校长原先是生化学家,已不做科研了。又如加州理工
学院的前校长、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卫?巴尔的摩一直在做科研,但只带4名研究生,
这在国内是难以想像的。

  周筱赟:我们经常听说,国外可以允许一个教授10年不出任何成果,而国内
的课题,都要求短期就出成果,这才导致学术抄袭频发。我很想知道,国外的体
制怎么保证这个教授10年不出成果仍然是称职的教授呢?毕竟学术职称不是作风
险投资,预测这个人将来是否能出成果。他可能经过10年的积累有重大成果,也
可能什么也没有。

  方舟子:这种情况如果有的话,也是极为罕见的特例。国外教授同样需要经
常发表论文报告自己的科研成果,证明自己的科研能力。一个助理教授如果没有
发表足够的论文,是不可能升为终身教授的。终身教授虽然不发表论文不会丢饭
碗,但是没有论文是难以申请到科研资金的,也就无法继续从事科研。这种教授
也不可能带研究生。

  周筱赟:请问普林斯顿大学的情况如何呢?

  邹至庄:只有获得了终身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和所有副教授和其
他许多美国大学的正教授和部分副教授都是终身教授),才会冒险去做10年以后
才有结果的研究。没有终身教授头衔的助理教授,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足够
的研究成果才可以晋升为终身教授。


  解决学术腐败需要公正的同行评价

  周筱赟:我觉得中国人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意识,和从小学开始的应试教育
有关。让学生死记硬背,考试完全复制标准答案,作文里摘抄一些名句,就能得
高分,根本没有培养“凡是引用他人语句、观点,不注明出处就是抄袭”的观念。
反而都是在鼓励抄袭。乃至什么“天下文章一大抄”,根本不以此为耻。今年4
月,云南中医学院院长李庆生被指论文抄袭,校方组织的调查鉴定结论竟然是
“过度引用”。

  方舟子:美国学生从小就有学术规范方面的教育,知道抄袭可耻以及如何避
免抄袭。本科生、研究生也有关于学术规范、学术道德方面的课程。学生抄袭会
被取消成绩,乃至被开除。

  周筱赟:在国外,即使有严格的制度,也很难完全避免没有学术腐败。那事
发后的惩处制度就很重要。一旦被发现,如何处理呢?能否举几个近期比较重大
的例子呢?

  方舟子:一旦经过调查认定有学术不端行为,会指名道姓地公布调查结果,
由学校、科研机构做出行政方面的处理(降级、开除等),政府部门则会做出禁
止其几年之内申请政府资金、在政府委员会任职的处罚。严重的还会被追究法律
责任。最严厉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原佛蒙特大学医学院教授波尔曼被发现在
1992年到2002年期间,捏造数据申请获得290万美元资金。美国政府为此终身禁
止波尔曼申请联邦政府科研基金和参与联邦政府项目,并对波尔曼提起刑事诉讼。
波尔曼认罪,同意支付19.9万美元的罚款,被判入狱1年零1天。最近的一个例子
是,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科研诚信办公室在7月7日宣布,阿拉巴马大学助理教
授Juan Luis Contreras的7篇论文伪造实验结果,禁止其在3年内申请政府科研
资金和在政府委员会任职。

  周筱赟:在国外,对于论文的质量,有一个学术共同体做出圈内公认的评价,
这种同行评价,对国内有什么借鉴?

  方舟子:同行评价并无一定的标准,论文被正面引用的多少,资金申请时同
行评委的打分情况,升职称时同行做的鉴定,是否被权威期刊邀请写综述,是否
被学术会议邀请作主题报告,是否担任学术期刊的编委,是否获得重要的学术奖,
等等,都能反映同行评价的情况。国内国家自然基金委员会的资金发放借鉴了国
外同行评价制度,由科研人员提出资金申请,交给多位同行匿名评议、打分,根
据分数高低决定是否给予资金支持。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仍受许多因素的干扰。

  周筱赟:现在国内评定论文质量只能看发表刊物的档次,以及数量。前者就
导致学术期刊黑幕,后者则导致大量低水平重复。这个问题,美国如何解决呢?

  邹至庄:在美国有很多好的期刊都是由一些在该领域被公认是权威的人来编
辑的。在它上面发表文章是做出高质量研究的标志。中国目前在许多领域都还没
有这样的期刊,因为学者们在那些领域还不是权威。许多中国的大学把在国际期
刊上发表的文章作为评判教师质量的标准。就像我们先前讨论过的中国学术界别
的缺陷,一个学术共同体不能单靠设计来建立,没有充分的优秀分子是不行的。

  我记得曾经有个来自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家代表团访问普林斯顿大学。他们
想找到让普林斯顿大学成为顶尖学府的组织章程,并且希望把它搬回自己的大学。
我告诉他们,让普林斯顿大学优秀的是它的教师。如果你们可以找到同样优秀的
教师到你们学校教书,那么你们的大学就会和普林斯顿大学一样好。

  为了解决学术腐败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些学术领导人来作榜样。我欢迎中国
学术界同仁提供建议来解决这个问题。希望我们一同努力来改进学术风气。

  (熊丙奇访谈部分由亓坤坤、胡梅录音整理;邹至庄访谈部分由张燕燕译,
邹至庄、北京大学沈艳教授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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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从通讯工具看新中国60年变化

 

 

就在刚才写下这个题目之前,我还在用手机看央视网的国庆报道。毋庸置疑,手机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随身物件,但它早已超越了作为通讯工具的功能,更多的成为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无论你身在哪里,只需拿出手机,各类新闻资讯、众多精彩节目尽在掌握。想要看看国庆60周年大阅兵最新报道?那就打开“CCTV手机电视”,让你第一时间了解最直接最全面的国庆庆典资讯。用手机看电视,这是央视网为60周年庆典报道开辟的除电视之外又一新的传播形式,作为一个权威的国家级媒体平台,可以看出,央视网为国庆庆典投入了强大的采编队伍,除手机电视外,通过IPTV、巴士在线等对国庆资讯进行最大化传播,随时随地让人们了解到国庆信息。“大阅兵网络直播”、“建国60年手机影像馆”等,通过网络和手机我们可以获得独家、唯一的内容和资讯,了解最真实、最全面的光影记录,更有海量的独家珍贵资料,展现新中国60年的光辉历程。

 

或许,在60年前人们还想像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互联网如此的发达,能用手机掌握天下资讯,60年时间,弹指一挥间,那我们就从通讯工具这一小细节来感悟一下60年的大变化。

 

对比60年前的通讯方式,真是天壤之别。改革开放前经济落后,人们唯一可以采用的通讯方式就是捎口信,经常会听到“我明天回老家,有没有话要带给你家人啊?”“小张,你妈让你回家走一趟!”那时的人大多都不识字,所以才有代写家书的人,不知道李永波《一封家书》是不是因此有感而发。写完的信投进邮筒后就得眼巴巴的盼着,搞不好半年才收到,最要命的若是老婆给出外的丈夫写信说怀孕了,估计信到的时候,孩子都满月了,呵呵…

其实当时还有比较快的一种方式就是拍电报,但是电报可是够贵的,一个字就要几毛钱,除非是非常紧急的事情,不然是不会拍电报的。曾经听到一个经典的笑话说一打工妹给家里姐妹发电报说:“钱多人傻,速来”。

邓爷爷把“改革开放”的大旗一挥,咱的通信工具也跟着进化了不少。八十年代用的是手摇式电话,每次打个电话,还要先接到邮电局,然后再转接至某个地方或某个单位,遇上信号不好的话,打个电话也要急死个人,呼叫上一天才能接通。

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按通话次数收费的投币式公用电话,想起了《飞来横福》里老钱给女朋友打电话的情节,打电话的人是缠缠绵绵,排队的人可是哀声叹气,反正每次就5分钱,不唠白不唠。可能是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于是乎就出现了IC卡公用电话。

90年代,腰间跨着BP机的有钱人可拽了。传呼机可以随身携带,可以随时呼叫联系人,每每发出叫声,还要故意装作听不见,让它多响几下。

进入新世纪后,大哥大又成了身份的象征。大哥大厚实笨重,状如黑色砖块,貌似重量不低于一斤。持有者不仅要用上与自己身高不成比例的嗓音大喊,还得夹杂着地方语同时进行,这样的面子才十足。

后来出现的这个黑白屏手机应该是比大哥大先进吧,小巧轻便。一开始的手机只能打电话,慢慢才有了发短信的功能。

2008年又出现了3G技术,手机不仅能视频通话,上网的速度“嗖”地提高了不少。以前刚上大学那会,对俺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来说,手机就是奢侈品,现在换手机就跟换衣服似的……

近几年,电讯科技飞速发展,一日千里,速度快得让人连想都不敢想。起初,手机由大变小,品种由少变多,样式由旧变新,功能由少变多,价格由高变低,用户由少变多。白屏变成了彩屏,单纯通话变为可以听歌曲、发短信、上网聊天、上网炒股、上网看电视、玩游戏等等,手机已不单单是一种通话工具,而是一种人们必不可少的现代新潮多功能用具,已普及到了每个家庭。

 

有手机、用手机,已不再成为新鲜事,但它却刻下了我国通讯几十年的发展历程。如今手机的用途和功能在无限发展和延伸着。前不久,央视网和苹果公司正式签约,在5000万部iPhone手机中内置了央视网手机电视客户端,从而做到了对全球各大运营商用户的大面积覆盖,这不仅是央视网平台与智能手机终端的一次跨界融合,更首次实现了中国新媒体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60周年国庆报道让手机又成为了一种新传播平台,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等通讯工具还会有更多变化。通讯工具的发展充分体现了我国60年的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让人感到高兴、喜悦、自豪和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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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6-25 2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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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专栏得奖说明

2009年度亚洲出版人奖(SOPA Awards)揭晓。FT中文网专栏作家 丁学良博士 获年度最佳特稿奖(Award of Excellence in Feature Writing)。FT英文版还同时获得包括年度记者奖、年度独家新闻奖、年度版面设计等六大奖项。

丁学良的得奖作品是其专栏系列《回望中国改革”三十年”》。评奖委员会的评语是:宏观的视野,透彻的深度分析。凸显写作功力(Macroscopic perspective, thorough and in-depth analysis.Well-written)。

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表示,FT中文网自2007年起参评亚洲出版人奖以来,这是三年来第三度获奖,谢谢亚洲新闻界同仁的鼓励。作为社会学家的丁学良,他所关注的是中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市场革命所伴随的社会政治转型。在《回望中国改革”三十年”》系列中,他的文章《大乱、大治与“大窒” 》《说说“人民” 》《大震能否推进“良治”?》《大众资本主义:中国的出路》《中国执政党的“第三春?》以及《官僚制与中国改革》等,在中国知识界与读者中激起反响与公共讨论。

张力奋说,丁学良的文字触及了中国制度转型中诸多“绕不过去的问题”。FT中文网相信,在经济自由化改革30年之后,对制度议题的公共讨论有益于中国的政治进步与利益公平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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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丁学良:《从我经历过的三种医保体制看中国的医保改制》

〈财经文摘〉月刊(北京/ 香港)专栏主任杨政文、副主任符佳林,最近主持〈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制度改革方案〉的座谈会,以下是丁学良同志的发言摘要, 未经本人审阅。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医改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31日 17:50  《财经文摘》

《财经文摘》2009年第6期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香港科技大学 丁学良 说:
  如果一个社会法治程度不高,媒体制约不是十分有力,政党竞争缺乏,没有常规性的选举,出现扭曲、操纵甚至绑架公共政策的危险性就比较大,这是我对中国医疗改革最担忧的地方。
  2007年年初,中央对医改确实有比较开放的心态,要借鉴先进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医疗卫生经验,为中国设计一种既有国际先进经验,又比较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医疗卫生体制。 当时,高层将眼光放到海外,这是因为中国的医疗卫生系统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太远,自己的经验相当有限。据我所知,当时在国际上,以北美为主,包括欧洲在内,有五家跨国智库在给中国做医改方面的研究。

  落脚点是 "delivery"

  要搞好医疗改革的前提是要找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介入口,否则就会出现重复研究的情况,不具有操作性。当时有一家智库将介入口选在了 "delivery" 上,这个单词的中文意思是:物品递送到接受人手中的最后一个环节,简单说就是落脚点,而不是链条的上游和中游。
  西方智库在给本国和其他国家,比如中欧、拉丁美洲所做的研究中,发现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老百姓的抱怨和反弹的大部分问题都集中在这个落脚点上。
  举例说,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决定在5年内每年对公共卫生系统注资多少,这个大方案出来后,最后的服务对象,也就是医疗产品的最终消费者究竟获得了多少数量、多少效率和多少成本的服务产品,这才是最容易扭曲出问题的地方。
  研究医改的智库发现,delivery 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尤其成为一大问题。原因是:第一,中国太大;其次,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延续的时间太长;第三,一些写得天花乱坠的政策方案和法律制度到了中国基层会走样得十分严重。像香港这样的地方,人口不过七百万,地方最高层将方案设计好以后,执行情况能自上而下贯穿到底,纠偏和整治就容易找到问题的根源,扭转的速度也很快。而中国大陆呢?从最上层对方案的拍板到最后的 delivery,层次多达五六层。如果将农村偏远地区的信息传递和老百姓向上反馈信息的时间计算在内,那就更难计算了。
  联合国从本世纪初开始强调社会发展和以人为本,从中可以看出,在过去30年中,一个国家的GDP最有比较意义的是两项内容,一是公共医疗的比重,二是军费的比重。这两个指标孰高孰低过去30年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但又非常敏感,能反映一个国家的社会发展、以人为本以及公共治理的良好程度。
  美国的军费开支全球第一,其一国的军费比排在后面的9个国家的总和还要多。美国2008年的军费达到7000亿美元,而其同一财政年度花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经费高达2.4万亿美元,占美国当年GDP的16.6%。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如此巨大,但仍有近8000万人没有常年医疗保险。
  这个问题说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发展程度越高,公共治理趋势越良好,国家财富中用于公共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也会显著上升。
  这是一个很硬的指标。过去很多国家,特别是指令型经济国家,一直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将国民健康当作一项消费,是财富的减项,而不是增项,这种观念对中国的影响巨大。过去二三十年来,所有良治的国家都在这一点上转变了观念,越来越多的国家将花在健康上的GDP视为国家基础建设中最核心的一项内容,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高低。
  事实上,所谓基础设施还有两项内容,一是人力资本的训练,比如培训和教育,这是基础设施中的软项,中国的重视程度差一些;其次才是硬件基础设施,比如公路、机场、铁路建设,中国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官员对硬性基础设施建设很感兴趣,这也是4万亿投资的主要方向。

  医改始终是常规话题

  随着全世界在医疗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进步,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目前在医疗保险方面的制度设计已经成为社会公正问题中最敏感的领域。因为现代医学科技的进步,使得那些过去对人们威胁最大病症的绝大部分都有办法治疗,这就涉及到成本问题。
  以前中国人常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21世纪初期,我们完全可以说,一个人的生死不是由天决定的,而是由钱决定的。这正是社会的大变化。现代医疗能提供的产品如此之多,能不能买得起就成为社会公正最敏感的问题。这部分纳税人的钱生产出来的公共资产,不管怎么花,公共管理和治理都成为最敏感的问题。
  过去20多年来,发达国家的大选有几个话题属于基本话题。其中,医疗保险是我在很多国家工作、研究、学习和生活亲眼见到的一个常规话题。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有其他议题超过它,比如美国9-11反恐问题。
  从世界发展的常规角度来讲,中国还处于中等偏下的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而由于中国人口基数的庞大,以及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一系列弊病,过去30年来,中国处于转轨的特殊时期,从而造成医疗保险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中等偏下的发展中国家也成为一个常规的首要问题。
  由于此问题涉及社会财富和社会公正的敏感性,因此必须对医疗的改革和发展有非常清醒和理性的认识:在这个领域里,不可能没有既得利益集团和强势利益集团的插手和操纵。
  但是,在提到强势利益集团插手和绑架的时候,我们要分两个层次来看待问题。第一是公共监管层次,这个层次管大政策和法律架构。在这个层次上,存在利益集团如何游说、影响、试图构造对他们最有利的政策和法律架构。
  第二个层次是操作和从业者层次,这个层次的含义是,在最高层的法律和政策架构基本确定后,接下来就涉及什么样的医疗机构和药品机构在生产、销售等环节的参与,以及什么样的义务人员,或者从业者、从业机构来deliver。这个层次照样有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插手、操纵甚至绑架。这两个层次一定要分开。
  在法治程度比较高、媒体比较自由、民主程度高的社会里,第一个层次上的利益集团的绑架和操纵不至于太过分,制衡和纠偏的渠道很多。引申来说,如果一个社会法治程度不高,媒体制约不是十分有力,政党竞争缺乏,没有常规性的选举,在这个层次上出现扭曲、操纵甚至绑架公共政策的危险性就比较大。这就是我对中国医疗改革最担忧的地方。

  我所见到的海外医疗模式

  在发达社会,比如克林顿在任期内也曾对美国动过大手术。当时,克林顿让下面的人找两个样本做参照。一是西欧模式,二是澳大利亚模式。克林顿对澳大利亚模式最看好。一是比较公平,二是效率不算低,不至于出现巨大浪费。
  我在美国生活了10年,在澳大利亚生活了3年,在欧洲做研究待了两年。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中,美国是一个模式,欧洲以英国模式较为典型,此外,就是澳大利亚模式。事实上,中国香港模式是英国模式和美国模式的拼凑。
  最简单地说,美国的医疗保险是跟着雇用机构走的。如果你有幸被一个非常有钱的机构聘请,同时,这个机构对职员的医疗保险也比较关注,它能够在法律的底线之内做得很好,那么,你得到的医疗保险的质和量就相当好,而个人和家庭所要分摊的那部分就很少。
  相反,如果你是自我雇用,就像中国的个体户和家庭企业一样,或者不是被全职雇用,雇用机构就可以在法律上钻漏洞。他们要么一点也不提供,要么提供的数量极少,而个人需要承担的比例极大。像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一年花2.4万亿美元在公共医疗卫生上,还有近8000万人没有常规的医疗保险,差不多占了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原因就在这里。在美国,职业的变动非常大,除了大学终身教授,很少有人被终身雇用。
  英国模式则基本上是全民都有医疗保险。但正因为全民化,个人出钱的比例很小,所以英国公共医疗的 delivery 慢到人们不敢相信的程度。道理很简单,在这种体制下,小病可以当中病看,中病可以当大病看,但医院的医疗资源有限,这就给英国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人们在评价英国医疗制度的时候,浪费和无效都是抱怨的对象。英国有一种极端情况,当有人感觉自己身体有问题,得排队等到一两年后才轮到自己,但等到那个时候已经太晚。
  香港模式则是二者的拼凑。香港永久居民中没有找到很好雇用机构的人,可以享受公立医院的服务,花钱很少。比如,第一次去公立医院挂号看病只付100港币,同样的病复诊,只要再付60港币。哪怕是住急诊病房,医院派出价格很高的专门医疗小组服务,每天也只要付100港币。这个费用包括护士、药品、住院以及医生的诊疗等。
  但香港公立医院还没到英国公立医院那样慢的程度。这可能和地方的大小有关,香港是个城市,英国则是一个国家。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香港有一个提供私人医疗服务的庞大从业队伍。香港有钱人不少,还有一些被很好的机构雇用的人,比如大学教授,可以在雇主提供的保险计划的前提下,不用求助于公立医院。这样得到的服务就要快捷得多,得到名医服务的机会也多。香港公私并立的体制,使公立医院的负担不是很重。对于私人诊所,中国必须制定好相关法律让它们很好地发展起来。在公立医院,有钱人和没钱人花费同样的资源,结果一定会造成十分扭曲的现象。
  澳大利亚的全民医疗保险模式和英国相差不大,但其公立医院效率要高很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澳大利亚的人口基数小,全国人口还不到2000万,资源却非常丰富。
  中国大陆一些条件较好的城市,应该学习香港,公私并立,有分流。而中国医疗保险的制度问题真正较为严重的是在农村。
  20世纪90年代中期,李登辉为了拉选票,很匆忙地推出了全民医疗保险计划,那个时候台湾人均GDP还不是很高,到现在已经实行了10余年。台湾和香港不一样的是,台湾还有3到4成的人口在农村,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社会。中国大陆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制度应该好好借鉴一下台湾过去10余年的经验教训。尽管不能照搬,但台湾的成败得失对大陆非常有用。

  赤脚医生难回头

  有人说,当年的赤脚医生制度是不是应该拿回来。很坦率地说,作为一种制度,赤脚医生不可能再回去,但一些具体做法当然可以借鉴。
  赤脚医生制度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完全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或政治动员,将那些不愿意到农村去的、受过教育的人“赶”下去。当年赤脚医生很多都是用强制的办法从城里赶下去的,但今天已经很难做到这一点了。这是决定赤脚医生制度能否实行下去的政治前提。
  二是当时农村存在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度。比如,在一个上千人的生产大队可能有一到两个赤脚医生,小诊所就在大队部旁边,赤脚医生给队员打针和发放药品不收钱,他们的收入由工分保障。
  比如在我的老家安徽南方,当年一个男青壮年劳动力每天出满工算10分,青壮年妇女满工8分,赤脚医生的工分一般是比照出满工的妇女,这对赤脚医生来说已经很不错,因为她(他)们的劳动强度要低得多,而且,医生计算出满工的日子比干农活的妇女要多得多。
  事实上,那些能被挑选出来当赤脚医生的,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特殊的关系。她(他)们的收入相对来说较高,劳动强度却很低。这个制度实际上是变相的交税。当然,一个工分究竟值多少钱多少粮食事先并不知道,只有到了秋收以后根据收成情况才能算出来。
  所以,要把赤脚医生这个制度再拿回来已经不可能了,制度的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都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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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美国为何拍中国马屁
  
  《美国拍中国马屁的主要原因之一》
  
   丁学良:2006年8月至2008年8月的两年间,我任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首要任务是协调该基金会参与的两项国际合作研究工作——全球化对美中关系的挑战,及其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这段工作经历对我刺激最大的一点,是环境污染导致的气候变化多种问题已经造成的、正在造成的、未来极可能造成的一连串灾难性后果。
  
  在这之前,我仅仅是一个关心环保和身体力行的绿色公民;而这两年的协调工作,使我从多国环境问题的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经过他们的合作研究而发现和得出的知识。我逐渐变成了一个有点专业知识的环保主义份子。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来美国很多机构——既包括非官方的,也包括官方的——拼命拍中国的马屁:因为中国从2007-2008年起,已经取代美国,成了全世界二氧化碳废气的第一号排放大国。没有中国的有效配合,地球上生态系统的任何一个大问题,你都没办法解决。
  
  以下的报道所引用的那份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是原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名经济学家塞克思。他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地球研究所”,研究一些非传统的问题。
  
   (编译)第一份关于气候变迁带给人类成本的全面报告警告,气候变迁每年导致全球30万人死亡,及至少1250亿美元主要是农业经济方面的损失。
  
   该报告还警告,目前世界上有逾3亿的人口被气候变迁这个“沉默的危机”所影响,这个数字在2030年时将会加倍。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今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可能是“避免全球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份名为“人类冲击的报告:气候变迁----一个沉默危机的剖析”(Human Impact Report: Climate Change -- The Anatomy of a Silent Crisis)的报告是由“全球性人道主义论坛”(Global Humanitarian Forum)委托撰写的。在距离2009年底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United Nations Climate Conference)前六个月公布,是希望唤起各国政府及民间的重视,使得该会议能为2012年及以后塑造一个替代之前京都议定书的后京都气候协议的版本。
  
   这份调查报告警告说,世界上有超过3亿个人已经严重的被逐渐暖化的地球所影响,而且这个数字到了2030年将会变成为6亿人。论坛的总裁、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告诉CNN说:“气候变迁的影响不在是等着看会发生什么,而是已经严重影响世界上许多人的生活,。” 他告诉CNN,气候的变迁将会威胁我们的健康,威胁食物的生产,威胁安全。这个气候的变迁将提高政治的紧张,将会使得人们处于四处迁移的状态,且他们将继续迁移,而这将带来更多的紧张。
  
   这份报告的震惊数字主要是,地球大气在1906年到2005年之间暖化了摄氏0.74度,而无论哥本哈根会议当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协议,温度将会再上升摄氏两度。报告中说的温度将提高两度,“这将会是灾难性的。” 报告指出,海水上升、沙漠化及降雨型态的改变,都减少了人们饮用的安全水及食物,最后造成人们拉肚子、疟疾及营养失调。因为气候变迁而造成的每年丧失30万个生命当中,十分之九与逐渐恶化的环境有关;而与气候相关的营养失调、腹泻及疟疾所引起的死亡,超过因为气候相关的疾病而直接致死的数目。
  
   绝大多数的死亡,大约有99%的死亡,来自于碳排放量少于世界总排放量百分之一的开发中国家。 这份报告说,估计处于长期饥饿的9亿人口中,有大约4,500万人是由于气候变迁的关系造成的。在20年以后这个数目预期将会是两倍。同时食物生产预期会减少,这将会使得食物价格上提20%。 被认为最脆弱的国家是那些从撒哈拉∕萨赫尔(Sahara/Sahel)到中东和中亚(包括中国的西北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Sub-Saharan Africa)、南亚和东南亚、拉丁美洲及美国的一部份,小海岛国家和北极地区的半干旱地带。
  
   澳大利亚是已开发地区中对气候改变的直接冲击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国家。在过去15年,温度上升和较低的降雨量这个组合,造成了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历史记录中最坏的干旱。
  
   气候变化的总经济成本被认为是每年大约为1250亿美元,不过论坛警告,这个数字也许太过于保守,因为未考虑到对“健康、供水和其他冲击的影响。”
  
   这份研究虽然是委托全球性人道主义论坛进行的,但报告内容却是经过包括对于气候变迁的跨政府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为IPCC)的主席Rajendra Pachauri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学院的Jeffrey Sachs及全球NGO慈善机构Oxfam的Barbara Stocking所组成的专家小组审核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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