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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
丁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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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学良,出生于皖南农村,1984年出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先后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卡内基基金会、香港科技大学教学或研究,兼任国内数所大学客座教授。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大学制度和全球化。

间接联系丁学良教授:dingxueliangxiangang@vip.qq.com(助手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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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也夫

北京大学

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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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北京大学

叶楚华

走入人类心灵世界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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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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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上海的朋友传给我一个网上的帖子,说的是上海年轻人的收入和择偶的关系。作者把年轻人的收入分成几等,低的在2000以下,高的在10000以上,收入对生活选择的影响非常大。这让我想起香港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20岁到35岁的年轻一代的贫困化。
香港最早出现这个问题是1998年金融危机后。当时大家以为是暂时的,危机过去以后,年轻人的收入还会上升。但过去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香港的富人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打击,包括2008年秋天以后的金融海啸当中,香港富翁的财富缩水率在亚洲地区是最高的。但是它恢复的也快,今年年的一个调查显示,香港富豪的身价又回来了。富豪财富恢复的速度,在亚洲也算是快的。但在年轻人那里,情形完全不同。金融危机或者是经济困难一来,他们的工资下跌得很快,但经济恢复了,工资上涨却轮不上他们。
香港大学本科生毕业生的平均起薪,这几年来下跌得很厉害。即使大学生毕业生找到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不是掏大粪,也不是卖猪肉,他们的起薪低的话只有8000多港币。
在香港这个地方,月薪8000多港币相当于上海的月薪3000多块钱,生活都比较紧张。香港房子很昂贵,除了极少数能够在家里住以外,绝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在家里住的,因为父母这边本来就小的够呛了,你要在外面单独或者合伙租一个很小的单元,一个月租金就要两千块。上下班的通勤费用,一天要50块港币,一个月要一千五。手机费怎么也要两三百块,青年人总归需要一点交际,香港的伙食比伦敦、纽约要便宜,但是比上海还是要贵一些。供应中饭的公司属于极少数,大部分都要到外面去掏钱吃个中餐,最便宜也要25块钱,加上饮料,需要30块钱,一个月又是一千块钱走掉了。4000多块已经没有了。剩下来的钱才能用在买衣服、早晚两顿饭和交女朋友、偶尔看电影上面。这8000块的话还没刨掉税收。
今天香港年轻人的压力非常大。而且他们涨薪水的可能也很低,因为不断有新的大学生涌进来,使他们和雇主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大大减少了。香港的制造业在20年前已经陆续迁走,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这个行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很少,收入非常两极分化。上层人士每个月的收入有几十万,最底下月薪只有万把块钱。香港想引进一些其他的产业,但基本上都没有搞起来。这些年香港的GDP在增长,人均GDP也在增长,但20岁到35岁的年轻人还是出现了持续的贫困化现象。周围的建筑一栋栋地建起来,但跟他没什么关系的。越多的高楼建起,他反而觉得房地产价格越来越上去,压力就更大了。
1993年到1995年的时候,我在香港待了将近3年的时间。周末的时候常出去逛逛,还能看到大片很老的区域,里面的住房虽然不很现代化,但是价钱便宜,吃的东西很草根,有很特别的风味。这些老城区近年来都被成片成片地被政府纳入再开发。那些旧旧的、小小的住宅区都没了,低档收入人群能够生存的地方越来越少。这个现象现在看起来基本上没有人能够扭转,我想,这是年轻一代贫困化的一个结构上的原因。
由于工作机会少,薪水低,工资上涨慢,生活成本越来越高,香港的年轻人很难对自己的人生进行最起码的再投资。这导致了愤懑、失望和愤怒的情绪。这几个月来,香港天天在讨论80后的问题。人们发现,80后的对抗情绪和激进情绪在日益上升,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在香港社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工商业和政界人士的反应还很冷淡。从长远看,他们这种态度是非常错误的。年轻人的贫困将对香港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我们在下一期专栏中还会谈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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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7-27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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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最近海南大学的校长在广州宣布,海南大学准备花1000万作为启动资金招聘海归,国内媒体把这件事情当作一条娱乐新闻来报道,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重大的事。

当时在座的还有其他学校的校长,包括上海大学、长春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等,都不甘示弱。广州大学作为地方性大学,启动资金是5万元、50万元、300万元三个档次。长春理工大学也差不多,校长开出的待遇是,每个人从最低的50万元到最高到500万元不等。长春物价很低,能够给一个海归开这么多钱,意味着什么呢?

根据我的经验,引进人才如果开出50万元的年薪,在国际上就是很富有竞争力的了。我们以香港为例,来说明一下。

香港的大学跟国内大学有一点是一样的:是依靠政府拨款来办的。这和美国的私立大学不一样。美国私立大学的钱都是自己的钱,他要用这个钱招聘人才,招多少人政府都不管。但香港这些公立大学,香港政府是要管的,并且立法会和立法局这些机构都要进行审查,政府里有大学拨款委员会,拨款牵涉到教师的编制,一个大学要保持一定的师生比,不能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钱不是乱开的,因为这是纳税人的钱。

香港的大学教授的平均薪水,在全世界上算是最高的一档。但他们的工资不是薪酬的全部。除了要给钱,后面还要有其他配套的东西。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后面这些配套,你聘来了人也留不住。比如,你要支持他开展专业研究,这要靠钱在后面支持。你可以开出一个1000万的天价来,但这1000万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后面有什么样的支撑?须知,招聘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你要给招来的人才办一个普通的实验室,可能1000万也够了,如果是一个好实验室,1000万还不够。如果你要给他开一个系,那就更不得了了,1000万是远远不够的。

香港的大学招聘一个助理教授,年薪大概是税前五十万。但这只是他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二,你还要加上20万福利开支。他还要有办公室,有办公用品,还要配备秘书。秘书是按照教师人数来配的。二十个教员需要四名秘书,二十五个教员需要五名秘书,增加了行政费用。学校的图书馆也是和教员人数匹配的,你增加了教员,学校图书馆相应的就要进行扩张,这都要花钱。你招一个人来,不是说用你两三年就完了,要考虑长远。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长远考虑呢?每年需要涨工资,考虑得更远一点话,还要考虑人员的退休金。

在香港,招聘一个年薪50万的全职教员,每年全部拨款将达到120万到150万。统统这一切,但不包括任何特殊待遇和研究经费,都需要提前做到预算里面去。所以招一个人是很细致、很系统、很严肃的事情。你开50万年薪,实际背后的投入远远大于50万;你开1000万,背后的投入也要和这个1000万相匹配,并且事先要有详细的计划和说明,才能算是符合国际惯例。规规矩矩做事,才能正儿八经地在国际上招到你所需要的人才,招来之后也不会造成很大的误会,才能够把你希望的那种水平的人招来能留得住。    

办大学不是开餐馆,你招一个人来待三天,拍拍屁股走了,门口再贴一个条子,另外招一个人来打几天工。你开一个天价,招一个人来,然后说好的事情不兑现,招来的人跑掉了,学生怎么办呢?

国际上,招人是有规则的,不是在一个数字后面随意加零。如果没有详细的计划和说明,没有后续的支持和保障,这种加零游戏属于欺骗性的广告,既是对学校不负责任,对纳税人的钱不负责任,也是对招聘人不负责任,对学生不负责任,这是四个方面的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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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媒体与学术不端

汪晖涉嫌抄袭事件”意外引起一个争论,那就是大众媒体是不是讨论学术不端问题的合适的场所。我认为,如果所有的大众媒体都来讨论学术界的剽窃问题,是不公平的,但要阻止严肃的媒体讨论学术界的剽窃问题,更加不公平。一个国家出现了影响面很大的关于剽窃问题的争论,如果这个国家的严肃媒体不去关注,并且把争论用严肃的方式向这个国家的公民——至少是受过较好教育的公民——进行报道的话,媒体就丧失了公器的基本责任。  

我用英文Media reporting on plagiarism(媒体对抄袭行为的报道)搜索了一下,得到十三万多条搜索结果,然后用Media reporting on academic plagiarism(媒体对学术界抄袭行为的报道)进行搜索,至少有一百四十多万条结果,可见在英语世界,媒体报道学术界的抄袭事件非常常见。不仅常见,还是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随着信息传播和资料收集的技术手段的进步,抄袭和反抄袭的博弈在增长,导致严肃媒体对此类事件的关注,也有明显的增长。

当今时代,学术界抄袭行为不但牵涉到知识产权,牵涉到个人荣誉和学术界内部人际关系,还牵涉到公共资源(资助研究活动的政府拨款和私人捐款)的使用是否得当。如果媒体不报道,请问,媒体对这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岂非严重失职?

把黑箱中的东西曝光出来,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曝光黑箱作业一定会触动其中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会出来想尽办法封杀严肃媒体对此的报道。在过去20年里,这种事情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比比皆是。媒体报道让公众有机会利用舆论纠正潜规则,培育公民意识,是媒体发挥公共利益守护者的体现。

当然,做报道与下结论是两回事。媒体对任何专业领域的事务的报道,不能替代专业人士的专业判断。

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世纪之交物理学界最大的一次学术丑闻,以进一步明确这个问题。丑闻发生在德国学者J.H. 舍恩(J.H.SCHONE)身上。1998年,他从德国来到美国新泽西州的贝尔实验室,一年后成为博士后研究员,研究超薄塑料的超导性能。接下来的几年,他在《自然》和《科学》上发表了好几篇重量级的论文,影响极大,被认为世纪之交物理学界最大的明星,极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但过了一段时间,很多科学家开始报告,根据舍恩论文中发表的实验过程,无法得到同样的结果。贝尔实验室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应用物理实验室,曾经出过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得到报告之后,马上成立内部调查委员会,调查舍恩在实验中是否存在不端行为。贝尔实验室还深怕内部调查不公正,不具备权威性,又在2002年召集了一个外部调查委员会,其成员都不是贝尔实验室的成员。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显示,舍恩确实存在严重的多次欺诈行为。报告公布之后,成为爆炸性的丑闻。对这样一个非常专业的学术领域内的不轨行为,全世界媒体的报道大概有几十万条。

贝尔实验室处理此事的流程是一个标准。他们先是组织了内部调查,接着又组织了外部调查,为什么中国学术界,包括清华大学,至今没有采取这两个步骤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清华大学采取了这两个步骤,还会有今天的争论吗?

所以,学术界自己进行的及时、公正、透明的调查,是最重要的环节。这个环节一直不出现,说明学术界存在根深蒂固的制度性黑洞。

如果学术界或教育界出现有关抄袭的争议,学术界和教育界作为专业团体又不去采取即时措施,进行公正、及时、有效的调查,媒体的高度关注就显得更加必要。因为专业团体已经失职,向它们持续施加压力,防止情况又被封锁在黑箱里,是媒体的义务。

如果反过来指责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以及人们对此事的评论,难道要把此事变成下一个三鹿奶粉吗?

 

蹊跷的沉默

区分抄袭和不规范的标准是什么?根据学术界的常识,抄袭是学术不规范中的严重行为。学术不规范描述的是一种普遍现象。只有对具体的案例进行调查,我们才能够做出判断,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现象。

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大谈抄袭与不规范的区别,没有价值,反而容易搅浑水、扰乱视听、误导非专业人士和公众,使得独立、有效、公正的调查变成不可能。

如果把证据交给一个有公信力的调查委员会,判断有没有抄袭并不困难,只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对照,就能够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

当然,如果委员会本身没有公信力,那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几年前,也有一个学术界的评奖委员会,把所评的奖项授给了自己。有这样的先例的话,我们就知道,独立和有公信力的委员会在中国是多么的难。(指2000年的“长江读书奖”事件。李嘉诚出资、《读书》杂志承办了首届“长江读书奖”,汪晖当时任《读书》杂志主编,是评奖委员会的成员,他的著作《汪晖自选集》是得奖著作之一,引起了很大争议。——编者)

为调查学术不端行为而召集起来的调查委员会,负有更大的责任。通过他们的判例,公众可以增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提高对抄袭和剽窃行为的警觉。调查本身就是学术界和全社会进步的必要的台阶。这也是舍恩和黄禹锡的不端行为被揭穿之后受到严厉处罚的原因。

如果有人指控一位学者行为不端,他有沉默的权利吗?当然有。在调查结果还没有公布之前,他当然可以对公众和媒体保持沉默。

但他不能对独立的调查委员会保持沉默。而且,一旦调查结论公布,结果对他不利,他就没有权利继续沉默下去。韩国的功勋科学家黄禹锡,在造假指控被证实之后,最后不是向韩国民众道歉了吗?

法律是一回事,职业伦理又是另一回事。当一个学者被指控抄袭,如果他具有普通水平的职业道德,在此事成为公众事件之后,通常会主动出来有个交待;如果他的专业素养和道德感特别强,即便别人对他的指控还没有被公众知晓,他也会主动出来解释。只有那些完全不尊重专业和职业道德的人,才会自始至终保持沉默。

我读书的时候,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有个著名的讲座教授,同时又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他是美国心理学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负责哈佛非常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中心。当年有人举报,说他多年以前的一篇论文有抄袭行为。他马上主动承认,进行道歉,同时为自己辩护说,那不是有意的,而是个疏忽。他继续留在哈佛当教授,但辞去了所有学术机构的领导职务。这要得益于他的教授职务是很多成果累积起来的,而那篇论文是唯一被举报的案例。换句话说,假设他的教授的职务主要是依赖这篇论文的话,连教授的位置也保不住。

这个案例给学生的教育是很深的。不管你地位多高,名声有多大,不管是哪一年的学术成果涉嫌抄袭,只要被举报了,就会一查到底。学术界的规章制度如此严厉而有效,每个经历此事的人,都终身不会忘记。

即便真的是疏忽导致的不规范,如果你还没有忘记作为一个专业人士的职业道德的话,你马上就应该出来做一个解释,为此道歉,而不是期待这个事情悄无声息就过去了。只有把职业道德和学术规矩完全不当一回事的人,才会死猪不怕开水烫。

而那些学术头衔——包括中国的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一种额外附加的荣誉,一经查出当事人有抄袭剽窃的行为,必须取消。这种头衔绝对不能和不端行为有关联,不然就是鼓励更多的学术不端行为。

有人有这样的顾虑:如果学者面对任何指控,都必须自证清白,会不会鼓励恶意的攻击行为,从而干扰正常的学术工作?

我们把防止剽窃和抄袭作为一个优先的价值对待,确实可能引来各种麻烦。但由此带来的不便,是我们为了保护知识创新而不得不忍受的代价。

如果通过调查,发现举报人是有意陷害,可以对他采取法律手段。但这些事情都要以独立、公正、透明、有效的调查为前提。首先是要弄清事实。弄清事实之后,才能对争议牵涉到的各方的行为,做一个公正的判别,然后根据规章制度,进行激励或惩罚。

这就像有人举报餐馆用“地沟油”,如果有人举报医院里用过期药品,第一步要做的事情都是调查,调查举报是否属实。如果你拒绝调查,还要指责举报者,那是非对错就完全颠倒了。

 

八十年代的遗留问题

在中国,抄袭行为的确曾经比较普遍。它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中国古代独尊儒术,社会上不再把知识创新、学术创新、思想创新和观念创新当做是最重要的价值,学术界、知识界、教育界能做的就是为圣人做注释。注释做久了,哪一点是这个人的成就,哪一点是那个人的成就,其间的界限慢慢就淡化了。这是历史原因。1979年之前的30年里,学术界、知识界的自由越来越少,主要工作是为领袖著作做注释,更加谈不上独创性。这是政治原因。

这两个原因导致学术界对抄袭的意识非常淡漠。所以才有些八十年代的过来人,喜欢强调八十年代的学术规范和如今不一样,让人觉得,用现在的学术标准去衡量八十年代的作品,不够公平。

恰好我也是个过来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中国对学术规范的强调,恰恰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八十年代初,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看过于光远先生的一个讲话,他提议创办一个社会科学研究刊物,就像《中国科学》一样,有中英文两个版,体例跟国际一致,引用、注释都要遵照国际通行的标准。这说明80年代已经开始强调学术规范了。

这本由于光远倡议创办的刊物就是《中国社会科学》,这本杂志一开始对体例的要求就已经相当的严格。对此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有一篇论文投过去以后,匿名评审通过了,但字数超出了很多,编辑部喊我过去,要求我压缩。我说,正文已经是从80000字压过来的,没有办法再压了,唯一能压的,就是把大量的注释给压掉。几位资深的老编审商量了半天,说注释不能压掉,现在做社会科学,就是要有这样的一种体例。你引用了别人的东西,一定要有根据、有来源。

在80年代初期,学术规范虽然不能说是普遍共识,但已经在大声呼吁地这样做了。历史有案可查。说学术规范没有人提、没有人强调、没有人推动,错了!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强调。黑格尔说,天黑以后,所有的牛都是黑的。那个时候天已经不黑了。有些人提到这个问题,目的是把水搅浑,不但要把水搅浑,而且要身边所有的人都拖进去,涂得人人都是黑牛。把所有人都涂成黑牛,他就安全了。

还有人认为,写一本书很不容易,但要举报这本书不规范是很容易的,同样是搅浑水的说法。我赞成对学术不端进行举报,尤其赞成实名举报。但对举报而言,关键不是实名,而是有没有实据。举报抄袭和举报性骚扰有很大不同,举报他人抄袭一定会有白纸黑字的证据。相比起来,抄袭最容易核实,也不难处理。

处理抄袭行为,有几个原则可以把握。比如,抄袭行为发生的时间越早,也就是越靠近七十年代末,处理上就要轻微一点。前提是抄袭者必须道歉。中国的法律说坦白从宽,你不能不坦白就要从宽。

第二,如果抄袭行为发生时间很早,还要看抄袭者有没有对抄袭行为进行更正。如果著作再版加印的时候还是老样子,说明你延续了抄袭行为,处理应该从重。

第三,如果抄袭行为发生的时间很早,抄袭者并没有从抄袭行为中间获得任何的好处,,也可以从轻处理。

这是三个政策标准,非常合理。如果举报过于夸大,你自己认为只是一个疏忽,也不能什么都不做,不道歉,不吭声,不纠正著作,就是要求全国人民忘掉这件事,然后继续享受特殊待遇,还要对举报人进行追究。这不是混淆是非吗?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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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ZT

家电市场再起硝烟 孰能胜出?






 

   用什么话样的来概括我国家电市场现状呢?似乎找不到特别合适的词语。业内人士总爱这样来描述,诸如:空调业狼烟四起;彩电业寒风料峭;冰箱业土洋之争;洗衣机业易水风寒等等,一切都显得那么不明朗。

 

笔者发现,短短两三年的时间,物联网热潮便以掀起,物联网产业化速度发展迅猛,其中尤以家电业为最。物联网冰箱、物联网洗衣机、物联网空调等等一如海棠初艳,家电市场以百米跑冲刺速度进入了物联网时代。物联网时代的来临也同样意味着物联网产品竞争时代来临,那么,孰能胜出?未来将会怎样?需要我们拭目以待。

7月中旬,笔者有幸参观了世博会世贸中心馆“海尔物联之家”活动,很多业界知名专家和媒体记者也出席了启动仪式。从09年的“我的e家智慧屋”,到“U-home” 技术展示,再到此次世贸馆海尔周“海尔物联之家”活动,笔者惊喜的发现,海尔物联网产品的层次更加完善,智能高科技含量日益丰富——“物联之家”向人们演示了绿色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先进应用,同时生动展现了海尔为全球消费者提供的绿色物联生活解决方案,以及海尔美好住居生活的产品和理念。海尔将“智能物联”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创新结合,以全球化的视野彰显出一个国际大企业的前瞻性和社会责任感。

 

 

通过“物联网”的展示,让我们看到了未来10年、20年的生活蓝图。可以预见的是,物联网时代一旦真正来临,必然会引发家电企业的跟风。这就导致了,在新的发展条件下,各家电企业都会结合自身发展阶段提升产品档次,促进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拉动家电产业再上台阶。

 

 

不过文章至此,应该提醒各位读者明晰一个常识:任何企业都不会盲目跟风,因为产品的更新换代必然带来研发成本和市场推广投入的大幅增加,此外,物流成本、上游产业及配件成熟度、市场环境、政府态度等等复合因素都是需要考虑的。

换言之,最终决定企业发展程度的根本因素是“投入产出比”,市场的开拓、全球化进程与产业的升级一路相随。从第一代的联合“E家联盟”进行标准制定,到“U-home”再到“物联网之家”,海尔已申报了近千项物联网相关专利,开拓出家电物联网领域的众多科技创新成果,其根本原因在于海尔富有前瞻性的看到了物联技术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流。但是其他企业受制于实力原因,虽有“向上延伸”的欲望,却无与“物联网”相匹配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运作能力,那就注定不会在这条路上走的太远。

最后从营销层面看,借助世博会这个企业国际化营销的一个绝好机遇,“海尔物联之家”联系海尔冰箱、空调、电视等各大产品线,推出整合型体验营销,让全球消费者与海尔物联智能家电进行亲密接触,通过消费者的口碑提升企业品牌影响力,不失为明智之举,也进一步彰显了海尔持续发展的全球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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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

丁学良博士《愿生汉唐》专栏

《南方周末 -- 名牌》杂志高级编辑 严晓霖硕士主持

 

 

(标题)“此等按摩,天上才有——把你当做了一团柔若无骨的面团”

 

(导语)

她就好像中国北方农村里揉面的老太太,我就好像一团面团。她好像忘记了我是有骨头的,我也慢慢失去了知觉。那是我长大懂事以来最深沉的一次睡眠,忘记了一切的一切的一切。

 

(主文)

 

泰国人从文明承袭上说有两个源流:一部分来自印度,这影响了泰国的语言和宗教;另一部分来自中原,主要就是中国的云南,其中的遗产包括带进来中医推拿的知识和技艺。

 

很多人到泰国去,尤其是欧美人,最享受的就是古典式按摩,其中便有印度瑜伽和中医推拿双重渊源。按摩店在泰国随处可见,尤其在旅游景点可能比在中国旅游点的餐馆还多。但是与传统手艺在中国日渐消亡的尴尬境地相仿,真正有家族传承的按摩师傅已经非常少了,这就好比中国随处可见的扬州师傅敲背捏脚,多半名盛于实。

 

2003年我曾在泰北山区做调研,地方偏僻,路况差,加上我严重晕车,直颠得骨头架子快要散掉,回到曼谷朋友一见说脸都白了,要带我去体验一次绝无仅有的按摩,好好保养一下身体。我这个朋友可不是一般人,英文名叫Viboon,我叫他陈大律师。华裔,祖上是潮州人,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的高材生,远东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之一,是泰国有关中泰间经济往来的头号法律权威。

 

一个周末的早晨,我们开车上路,去往曼谷北部的古都大城(Ayutthaya)。那里原先是泰国的皇城,几个世纪前与缅甸战败后被对方一把火烧掉过。陈大律师带着我简单参观了下古城,我以为就是在这里按摩了,他却卖关子说这才是他给我准备的头盘而已,主菜还在后面呢。

 

继续开车,越往乡村走路越窄,最后就是土路了。好在不是雨季,车虽颠簸但还开得动,终于来到一个村子。下车一看,我可傻了眼。这位老兄就是一个古典建筑狂!赚的钱多得不得了,生活却过得很简单,所有钱财都拿来收购全国各地一百年以上要拆迁的老房子里他认为最有艺术性且保存完好的木制部分,比如窗棂、门、屋檐等,集中运到这里。按照泰国两百年前的建筑风格,请他认为最好的木工,尽可能不用一个钉子,组合成了一座超级大宅。三面用大木桩围成院子,留一面临河,两岸的陆地都是红土,河水也便是红色的。“我就是想给泰国古代民间建筑留下一座博物馆。”这是他的理想,为此耗费几十年的时间和积蓄在所不惜。不过现在的市场价值已经超亿。

 

泰国的古式房子不着地,而是以巨大的木桩支撑悬空。这个建筑参照的是贵族规格,离地足有250公分高。屋下正中放置有一张两米长、一米多宽、不到一米高的条桌,木质考究,看年轮不下百年。等来等去,来者是一位身材矮小、差不多60岁的老太太,黑黑瘦瘦,结实精干,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不似一般农村妇女。陈大律师介绍说,她祖上四代都是给皇家做按摩的,家族在村子里的另一职能和主要生计则是做巫师做法驱魔。这一好似寺庙中香案的条桌,便是依她的建议购置。

 

老太太不会说英文,陈大律师帮我翻译。按摩前首先要喝杯清水,去厕所清理一下肠胃;而后沐浴,身体要干净,头发也要梳理整齐;最后换上泰国传统的麻质睡衣,没有扣子,只轻轻地罩在身上。

 

我首先脸朝下躺下,老太太一只脚踩在条桌上,另一只脚的脚后跟、脚掌、脚尖、脚趾骨一一揉捏我背部的每个角落;接着双脚完全站在我的背上,一只脚导引我的四肢配合她活动,另一只脚帮我从耳后纵向按过;一只脚向下、一只脚向上将腰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像拉面一样拉扯开;再一只脚向左、一只脚向右将身体像摊烙饼一样横向推拉;而后身体两侧,而后正面脸朝上。她的脚板很硬,可能一天到晚打赤脚的缘故。


她的嘴里轻轻哼着不知名的旋律,据说是做法时具有催眠作用的歌曲。她就好像中国北方农村里揉面的老太太,我就好像一团面团。她好像忘记了我是有骨头的,我也慢慢失去了知觉。那是我长大懂事以来最深沉的一次睡眠,忘记了一切的一切。待到醒来时太阳已将落山,45个小时过去了,老太太已经离开。我再也没有感受过那样的睡眠,此后至少一周里每天都感觉身轻如燕、心情开朗、精力充沛,完全不打瞌睡,头脑灵通,只想干活。

 

老太太没有传人,几个孩子都在城里的工厂打工。而按照她遵循的天地人宇宙观,寸步不愿离开家乡,只好外面的人慕名而来进村找她。老太太喜欢吃些零食,这样的一次按摩付与她40美元已算厚待,权当是请她的喝茶费。而其实这等程度的技艺,便是两百美元也不为过。此绝技若失传,才是真遗憾,堪称是人类文明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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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美国为何拍中国马屁
  
  《美国拍中国马屁的主要原因之一》
  
   丁学良:2006年8月至2008年8月的两年间,我任卡内基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首要任务是协调该基金会参与的两项国际合作研究工作——全球化对美中关系的挑战,及其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这段工作经历对我刺激最大的一点,是环境污染导致的气候变化多种问题已经造成的、正在造成的、未来极可能造成的一连串灾难性后果。
  
  在这之前,我仅仅是一个关心环保和身体力行的绿色公民;而这两年的协调工作,使我从多国环境问题的专家那里,学到了很多经过他们的合作研究而发现和得出的知识。我逐渐变成了一个有点专业知识的环保主义份子。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来美国很多机构——既包括非官方的,也包括官方的——拼命拍中国的马屁:因为中国从2007-2008年起,已经取代美国,成了全世界二氧化碳废气的第一号排放大国。没有中国的有效配合,地球上生态系统的任何一个大问题,你都没办法解决。
  
  以下的报道所引用的那份研究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是原在哈佛大学经济系任教的名经济学家塞克思。他后来去了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地球研究所”,研究一些非传统的问题。
  
   (编译)第一份关于气候变迁带给人类成本的全面报告警告,气候变迁每年导致全球30万人死亡,及至少1250亿美元主要是农业经济方面的损失。
  
   该报告还警告,目前世界上有逾3亿的人口被气候变迁这个“沉默的危机”所影响,这个数字在2030年时将会加倍。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今年底举行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可能是“避免全球灾难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份名为“人类冲击的报告:气候变迁----一个沉默危机的剖析”(Human Impact Report: Climate Change -- The Anatomy of a Silent Crisis)的报告是由“全球性人道主义论坛”(Global Humanitarian Forum)委托撰写的。在距离2009年底将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会议(United Nations Climate Conference)前六个月公布,是希望唤起各国政府及民间的重视,使得该会议能为2012年及以后塑造一个替代之前京都议定书的后京都气候协议的版本。
  
   这份调查报告警告说,世界上有超过3亿个人已经严重的被逐渐暖化的地球所影响,而且这个数字到了2030年将会变成为6亿人。论坛的总裁、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告诉CNN说:“气候变迁的影响不在是等着看会发生什么,而是已经严重影响世界上许多人的生活,。” 他告诉CNN,气候的变迁将会威胁我们的健康,威胁食物的生产,威胁安全。这个气候的变迁将提高政治的紧张,将会使得人们处于四处迁移的状态,且他们将继续迁移,而这将带来更多的紧张。
  
   这份报告的震惊数字主要是,地球大气在1906年到2005年之间暖化了摄氏0.74度,而无论哥本哈根会议当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协议,温度将会再上升摄氏两度。报告中说的温度将提高两度,“这将会是灾难性的。” 报告指出,海水上升、沙漠化及降雨型态的改变,都减少了人们饮用的安全水及食物,最后造成人们拉肚子、疟疾及营养失调。因为气候变迁而造成的每年丧失30万个生命当中,十分之九与逐渐恶化的环境有关;而与气候相关的营养失调、腹泻及疟疾所引起的死亡,超过因为气候相关的疾病而直接致死的数目。
  
   绝大多数的死亡,大约有99%的死亡,来自于碳排放量少于世界总排放量百分之一的开发中国家。 这份报告说,估计处于长期饥饿的9亿人口中,有大约4,500万人是由于气候变迁的关系造成的。在20年以后这个数目预期将会是两倍。同时食物生产预期会减少,这将会使得食物价格上提20%。 被认为最脆弱的国家是那些从撒哈拉∕萨赫尔(Sahara/Sahel)到中东和中亚(包括中国的西北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Sub-Saharan Africa)、南亚和东南亚、拉丁美洲及美国的一部份,小海岛国家和北极地区的半干旱地带。
  
   澳大利亚是已开发地区中对气候改变的直接冲击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国家。在过去15年,温度上升和较低的降雨量这个组合,造成了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历史记录中最坏的干旱。
  
   气候变化的总经济成本被认为是每年大约为1250亿美元,不过论坛警告,这个数字也许太过于保守,因为未考虑到对“健康、供水和其他冲击的影响。”
  
   这份研究虽然是委托全球性人道主义论坛进行的,但报告内容却是经过包括对于气候变迁的跨政府小组(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为IPCC)的主席Rajendra Pachauri博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学院的Jeffrey Sachs及全球NGO慈善机构Oxfam的Barbara Stocking所组成的专家小组审核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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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老卢走了,阿扁笑了》


丁学良按:人有道德感,就易受伤害。老卢的太太被南韩警方查问,当年是否收了商人好友的700万美元。老卢出生贫寒,自学成才,当上律师,走入政界,靠南韩民主化以后的民意、民心、民选上台,当年打出的竞选口号包括“廉政、反贪”。任满下野,一旦家庭财产来源被查,就受不了内心的道德压力,登高一跃而下,了此一身,“取吾命以谢天下”。

反观陈水扁,也是贫寒人家出身,也是学有所成,也是当上律师,也是当议员涉入政界,也是靠台湾民主化以后的政治大潮上台,竞选口号也包括“反贪、廉政”。而不到任满下野,便已经被查家庭财产来源不清。查到后来,涉及金额超过一亿美元。虽然被押被释,被释被押,几次三番,阿扁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在牢里又写作又发声明,又禁食又喝鸡汤,又喊冤又发誓再争取入党,又指责马英九陷害又大呼甘当烈士,又叫板当年同党领导又宣称出狱后重返政界。

在电视上看到近邻的南韩老卢,在警方查问几天后就寻了短见,阿扁肯定要笑得咽不下鸡汤:“你这个老卢,太简单,太幼稚,太脆弱,太认真,太皮薄,太把道德当会事!真不配从政,更不配当过总统,为这点小钱就抛弃老命,也不怕被周边人们看‘圆’(不好用‘扁’字)了!老子涉嫌上亿元,还在折腾,你就那点小钱,为啥不继续折腾?”

有道是:老卢一命,阿扁一笑,世人一叹,历史一页——权力使人腐败,但腐败并不一定使人内疚。

(根据星岛综合编译报道)因捲入貪污醜聞而被警方調查的南韓    前總統盧武鉉    ,周六早上離開家門登山遠足時,突然墮下山崖死亡,終年六十二歲。當地傳媒指盧武鉉是跳崖自殺,警方人員也找到盧武鉉留給家人的一封遺書,聲稱「我是清清白白的」。據悉偵辦盧武鉉收賄舞弊案的大檢察廳原計畫周六及今日再度傳訊盧武鉉的妻子權良淑,並準備申請收柙盧武鉉本人。
  南韓電視台報道,盧武鉉是在當地時間周六清晨六時多由一名警衞陪同,在慶尚南道金海市峰下村住宅後山登山時,突然跳落山崖。警衞向警方報告,當兩人走到後來出事的地點後,盧武鉉問警衞「有沒有帶煙」,警衞說「我去拿」,盧說「算了,不用了」。隨後,盧指着山下的行人說,那邊有行人在走動。趁警衞把視綫轉向登山的人群,盧跳下山崖。
  不久,大批救援人員到場,於七時零五分把盧送抵金海市內的世榮醫院急救,其後再轉送到鄰近釜山市內較大規模的釜山大學醫院。盧武鉉頭部多處部位都受到重創,於九時三十分被送抵釜山大學醫院時,已證實不治。韓國    情報機構一位高層說:「據了解,盧武鉉登山時,夫人權良淑女士也在身邊。」附近的人說,盧武鉉經常在住所周圍散步,紓緩煩躁的心情。
  偵辦盧武鉉收賄舞弊案的大檢察廳中央搜查部原計畫周六及周日再度傳訊盧妻權良淑,就她自企業家朴淵次處收受賄款,匯給在美國    的兒子盧建昊和女兒盧靜妍購置豪宅等問題進行調查。與此同時,檢方原已準備日內申請收柙盧武鉉,而且很可能獲准。
  盧武鉉於二○○三至○八年間出任總統,被指在任期間收受朴淵次超過六百萬美元    (約四千七百萬港元)的賄款。上月,他在首爾    接受檢察廳問話後,就家人牽涉入貪污案向公眾道歉,但他堅決否認自己做錯事。
  盧武鉉跳崖自殺前寫下的遺書部分內容曝光。據悉他在遺書中寫道:「雖然在金錢這方面,出現了很多批評我的聲音,但我可以說是清清白白的。在遙遠的未來,歷史會給我一個公正的評價......把我火葬了吧,然後在村子裏給我立一個小石碑就夠了。」
  盧武鉉較早前接受檢察官問話前,為家人涉嫌貪污向公眾道歉,但沒有承認自己有過錯。他說︰「我沒面目見人民。我很抱歉令你們失望。」
  盧的前任金大中獲知消息後表示「極度震驚和傷痛」,他說︰「我失去了一位終身朋友,我與他一起為民主鬥爭,一起執掌民主政府達十年。」他又說︰「每天,傳媒都揭露有關他家人的指控,他可能抵受不住更多的壓力和緊張。」青瓦台消息稱,現任總統李明博似乎受到了很大衝擊,接到報告後沒有說話。其後他透過發言人說:「這令人難以置信,這是悲痛的慘劇。」李明博已囑咐政府部長以前總統高規格為盧武鉉籌辦喪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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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分类: 丁学良社会科学讲坛

丁学良:教育“产业化”的争论是术语上的误读


学良 答《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评论员 周慧兰》

您如何看待国内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教育在作为公共产品和产业投资之间如何寻求平衡?

    丁学良:国内关于教育产业化的争论是一个术语上的误读,“教育产业” 这个词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也即 education as an industrial sector, 它并不等同于教育的“商业化”即 commericalization of education。我们所要反对的是教育“商业化”,特别是要反对公立教育的商业化。

教育本身就是一项产业,就像公共行政、国防、娱乐、医疗卫生一样,它们在当代国民经济管理中,都是一个必须计算投入和产出的“产业部门”,但这并不是说要把盈利作为办教育的第一目标,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目标。

美国是一个教育体制多样化的社会,但美国的私立大学主流也并不是商业化的大学。美国私立大学的资金主要是由校友和社会捐助的,他们捐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教学,为了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大学,而并不是为了盈利。比如哈佛在五、六年前就做了一件事情,对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的学生免学费,可见它并没有以盈利为目标。

国内吵来吵去,最可悲的是很多基本的概念都没有搞清楚,就开始吵得昏天黑地,越吵越混乱思想,“以己昏昏,使人昏昏,全体昏昏,代代昏昏”。应该说,全世界的公立大学都不应该把盈利作为第一目标,因为公立大学是用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它的目的是为本社会训练、培养称职的公民或社会成员,使其在专业上有所专长,能对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个前提之下,你可以要求政府拨款,钱不够了也可以到社会上去募捐,也需要收学费,但是应当经过立法部门的审核,对于优秀的学生应当给予奖学金。

    《21世纪》:有人将公立大学与中国的国企作比较,认为只有像给国企经营自主权一样给公立大学自主办学的权力,我国的大学教育才能够健康发展。您如何看待公立大学自主办学的可行性与效率问题?关键点在哪里?如何从制度层面保证在自主办学前提下,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

丁学良: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大学管理过分行政化,导致全国的高校只有一种模式。倘若让中国的公立大学像美国、欧洲的公立大学一样,拥有更多的自主权,那么它们就更有可能办出自己的特色。

二战以后的50年中,西方世界逐渐发现欧洲模式丧失了它的竞争力,使原本很优秀的大学越来越缺乏活力,然后才有了1990年代后期给公立大学放权的改革。现在中国走的却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不是放权,而是行政部门收权,把公立学校尤其是高校当作教育部(局、厅)的直属企业。

事实上,政府给了公立大学自主权以后,公立大学之间也会竞争,每个大学可以根据自己的传统和条件,办出不同的特色。倘若全国50所重点公立大学都能办出特色的话,一下子就能把整个市场带活了。这和1980年代初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一样的道理。过去国有企业盈利不盈利都差不多,行政级别决定一切,导致中国国民经济严重缺乏活力。所以,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让国有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国有企业之间竞争的同时,允许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把两个盘子搞活。公立大学也是一样,政府应当给予它们更多的自主权,同时给予私立大学更多的办学保障。教育部事无巨细、一管到底的根本原因还是他们把权力带来的好处看得高于一切。然而,把纳税人的钱花在无止尽的评比上是没有道理的,这只会成为现阶段高校学术造假和腐败的源泉。这类评比多半是“寻租”行为,跟以前国营企业搞的劳民伤财的评比差不多,主要是为了整下面的钱。   

    此次改革,我最关心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要把教育部、教育厅、教育局对高校的管理从微观管理转为宏观管理,将指令性管理转为指导性管理,1980年代的中国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了,这是最重要的改革,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谈得上其它方面的改革。第二,研究和教育创新资金必须在全社会范围内公开透明地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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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分类: 丁学良日记

爱管闲事的国际 NGO

 

你很难躲开这些爱管闲事的国际 NGO

[ 丁学良按:我在“悬在海外中国企业头上的四把刀”的评论中(收入本博客),特别强调在海外经营的中国工商界团体和个人,不能无视国际 NGO 的爱管闲事的种种活动。上个月我在东南亚边境地区作调研,又遇上这类爱管闲事的 NGO 成员,多数是在校的或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向我提供了很多相关信息,因为他们发现我也是一个绿色主义者,关心环保。我们讨论的是地震活跃的跨国界地区的水坝万一出了事,有可能导致的国际争端。

监督野生动物交易活动的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发表报告说,在越南进行的持续不断的象牙交易活动正在严重威胁野生大象在东南亚地区的生存。


这个名叫 TRAFFIC 的非政府组织对越南数百名出售象牙的零销商进行调查,发现越南的象牙价格是全世界最高的,显示出比较高的市场需求。  越南已经在16年前正式禁止象牙交易活动,但是法律并不禁止商店出售在禁令生效之前获得的象牙。这就为非法交易留下了法律漏洞。  监督国际野生动物交易活动的非政府组织TRAFFIC认为,越南的象牙交易活动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象许多其他非法野生产品一样,对象牙的主要需求来自中国。  据估计每年有大约4000吨非法野生产品经过越南转运,而这些产品的来源引起了自然保护活动人士的严重关切。 据信目前在越南的野生大象不足150头,但是邻国老挝仍然有上千头的野生大象。  为了满足越南和中国的需求,老挝的野生生物栖息地正在受到严重破坏。 非政府组织 TRAFFIC 要求越南政府加强对象牙交易的监督,并且消除有关的法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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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

丁学良:好烟草是霸道的东西

《尝到好烟草才知道此前抽的都不算烟》

《南方周末 -- 名牌》杂志编辑 严晓霖硕士 采访 丁学良博士

{ 严晓霖硕士:丁学良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亦是不随俗流的玩家。你说他喜欢谈政治论国事,他却说自己更喜好评美味讲故事。这里就是一则他当年“寻烟”的轶事。文中的“我”,乃是丁学良本人。}

那是1985年的秋天,波士顿的天气渐渐转凉,路边树上的叶子已变成了金黄。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坐地铁从哈佛广场到麻省理工学院前面的一座桥,桥下是查尔斯河。学建筑的人都知道,从波士顿市区沿着查尔斯河往阿林顿镇方向,就等于在北美的建筑史中行走。我走的方向顺着时序,建筑风格是由古老而渐趋现代和后现代。

突然,一座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出现在我的面前。远看有些摇摇晃晃,外面是比邮筒更深的绿色。三条公路从它旁边绕行,形成了一个好似安全岛的三角带,就只它孤孤单单地在中间。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地,大波士顿地区,甚至整个新英格兰地区最古老的一间烟草店。

房子外面没有任何招牌,门口也没有门铃。从初秋的阳光里走进去,没有灯,几缕日光从天窗透下,非常晦暗,眼睛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我叫了几声“hello”,一个人从里屋走到左手边的柜台后面。那个柜台也是木质的,就像是好莱坞讲述十八世纪开荒人的那种老电影里的一样,散发着像是经受了几十年、上百年烟熏的气味。他出现的时候,仿佛一支巨大的烟斗突然间升了起来。他的脸很黑很暗,眼睛和嘴唇一看就是长年、大量吸烟沉着的古铜色,眼白都被熏成了咖啡色。他也就四五十岁的年纪,身材高大壮实,嘴里叼着一支粗大的雪茄,香得不得了。二十多年了,到今天那种香味似乎都还能从我大脑的回沟里隐隐渗出来。

我向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一个外国来的学生,对烟草很感兴趣,特意前来寻访。他告诉我,他已经是家族的第四代继承人了,爷爷的爸爸便开始做烟草生意。遗憾的是美国禁止了与古巴的烟草贸易,拿不到最好的古巴雪茄,只能退而求其次,找到洪都拉斯的烟丝。他很友好,说先卷一支雪茄给我试着抽。储放烟丝的房间外人是不能进去的,里面也没有灯,他打着手电给我找。雪茄卷得很细,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比较“嫩”。因为我没有抽雪茄的经验,他自己抽就要比较粗,口感才厚实。雪茄卷完很长,他取下挂着腰带上的一柄精巧的银刀切断,告诉我说,好的雪茄是不能够用铁制的刀具去切的,因为铁器上有味道,会破坏雪茄口感中最细腻的部分。点这么好的雪茄不能用打火机,因为会有燃油味。新式的火柴也不行,要用老式的火柴,在皮靴侧面擦燃。我以前也是嗜烟的人,抽纸烟。当时在哈佛读博士学位,因为太累,正是烟瘾最厉害的阶段。一根火柴一包烟连着抽,一个下午到晚上就没了。可是接过那支雪茄,深吸了一口,那种感觉就是,一下子觉得以前抽的都不是烟,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混抽了十年。

我告诉他,除了烟我还喜欢酒。他说那你应该将二者结合起来,不要买那种现成的揉好的烟丝,而是自己去揉。他建议我在他那里买三种烟丝,回去试哪一种最喜欢。然后用自己最喜欢的陈年白兰地,滴几滴揉进烟丝里去,避开阳光直射晾干,这样点燃时就不只有烟草的味道,还会有一种干邑的淡淡的、甜甜的香味飘散在空中。你会非常享受的,他说。

他的那种对烟草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从来没有见过。我认识一些喝酒非常讲究的人,但是抽烟就没有遇到过任何人能够接近他的水平,到今天也没有。

我不太会卷雪茄,他于是建议我用烟斗,既健康也方便。卷雪茄是一门女红一样细致的手艺,我没有那个自信很快上手,便老老实实地买了一支烟斗。回去以后,平时带一包烟丝在口袋里,过一会就拿出一点来点上,动不动就抽两口,太好抽了,太开心了。

后来抽得太多,咳嗽,去看医生时X光照出来肺部有阴影。医生怀疑我患了肺结核,细问才知道是抽烟抽的。听老一辈说,我们家族好象有心脏病史,父亲很早便过世了,那时候我们乡下也没有体检,只是听说而已。不过美国医生还是非常严肃,郑重地问我:“你是要活下去呢,还是要继续抽下去?”我说我当然想活下去,他说那就别抽了。

当然这是生活方式问题,他只能劝告我,决心还是要我自己下。我做事情一贯要尽兴,如果既要保留对烟的美好感受,又只能蜻蜓点水一样轻轻接触,不能深重地接触,我自问没有那个控制力,就狠狠心把烟戒了。

二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再碰过烟草。周围如果有人抽纸烟的话,对我没有任何诱惑力,相反很为他们惋惜。既伤害了身体,也没有享受到好东西,两无所得。但是碰到有人抽上等雪茄还是对我有严重的冲击力,因为我知道那玩意儿有多么好抽。这就好像,你好不容易把自己乘的小船掌控得比较平稳了,突然一条大船从旁边飙过去,一下子就把海浪掀了起来,你登时发现自己所有的定力在这样的波涛面前形同虚设。

波士顿地区有很多这样的家族店、老字号,没有名字,一所小房子几十年、上百年在那里。人们有意识地去保留和寻找这样的老的东西,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情况却是刚好相反的,老旧的东西都毁了,在它们废墟的头顶上,大规模造假,系统工程地糊弄现在,糊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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