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见到三岛由纪夫，是在东京高轮一家不大的书店。当然我只是见到他的照片。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中国人，没有赶上以批判的名义阅读三岛的时代。即使改革开放了，我上了大学中文系，也很少接触到这个作家。第一次见，就见到了大量的他的生活场景。那是一本十分豪华的画册，他的住宅和陈设也极尽豪华。第三年，辗转迁移住处的我住到了那个豪宅的邻近，与之相隔一条不大的马路。纯属偶然，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有个“作家村”，其中就有三岛由纪夫的故居。
    当年他就是从这里走出来，走向生命尽头的。据说，那个早上十点，车子经过他长女的学校前，稍事停留。他揶揄道：“在这种时候，如果是电影，就会配上感伤的音乐了。”说罢，他唱起了悲壮的《唐狮子牡丹》。车在高速公路风驰电掣，奔向市谷本村町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部。除了随行的四个人外，没人知道他要干什么。总监部门卫见是三岛由纪夫，爽快地为他放行。甚至他到了总监办公室，拔出日本刀“关孙六”，总监还将“关孙六”当作艺术品欣赏了一番。但是它的主人却挥起了刀。总监仍然没有反应过来，叫：“喂，三岛，不要

尊敬的君特·格拉斯先生：
    很冒昧给您写信。我们素昧平生，我知道您，只是从您的作品，明白地说，是从您的小说《铁皮鼓》，还有因此而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我曾经对您十分推崇，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每次所授予的作家，并不都是我喜欢的，但是1999年授给您，我觉得很正确。但是现在我却发现，这是一个错误，是诺奖授奖历史上一个大的错误。据说诺奖曾准备授予希特勒，幸运的是他最终没能得到，可是不幸的是，您得到了。
    今年法兰克福书市，群星云集。作为东道国，德国作家自然要受到更多的重视，诺奖获得者更是受到追捧，比如今年获得诺奖的赫塔·穆勒，当然还有您。您接受了中国某媒体的采访，这对百忙的您，也许不容易，作为中国人，我很感激，希望聆听您对中国、包括中国同行的建议。这无论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还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应是有益的。中国有句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仍然有许多问题没能解决，外人的建议，也许是重要的，特别是您这样一个诺奖得主。可我听到的，却是你对批评中国的愤慨。为什么不能批评中国？中国人都知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虽然中国这个古训很遗憾地

    当今文学，已经被打压得极为萧条，这点我跟王蒙前部长看法极不一样。但是却仍有书偶尔热一下，比如《好女儿花》。对这书，人们最关注的自然不是文学，比如小说中的文采，虹影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但是人们却关注其中的“二女共侍一夫”。其实“三女、五女共侍一夫”也没什么稀奇，只要打开各地的都市报，这种事并不鲜见，无非是棒棒对洞洞，多几个洞或者多几根棒，还能玩出什么来？中国古代总结出几百种交媾的方式，其实大多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天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已经麻木。关键是这种事发生在谁的身上？这个人，我们是否认识？就好像有的网络裸聊，就希望对方露脸，这样才有个对应。虹影的《好女儿花》被对应了，“二女共侍一夫”的，据说就是作者自己，而且据说男方还是她的前夫赵毅衡。赵虽然不能说是公众人物，但在圈内还是著名的，这下人们的窥视欲被刺激起来了。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因为小说被冠以“自传小说”或“半自传小说”。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存在着悖谬，类似于“报告文学”。“报告”了就不可能是“文学”，“文学”不存在“报告”。同理，如果是“自传”，就不是“小说”了，

海关扣“禁书”，依据在哪里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整 发自广州

一位学者购自香港的多本学术著作，在进入广州时，被海关认定是违禁印刷品。当这位学者要求海关公示禁书目录及具体依据时，海关称这是保密的。
没有公开的内部文件，能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这位学者和海关打上了一场官司。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从海外购买的某些书籍，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却因涉嫌违禁印刷品被查扣。大多数人选择了接受，但知名学者冯崇义选择了打官司。
这位学者持中国护照，现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禁书目录是保密的
6月5日上午，学者冯崇义在从香港进入广州天河车站海关的例行检查时，被海关工作人员查扣书籍。被查扣的是11本购自香港的学术著作，包括《解构与建设》、《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海关的查验记录称所扣留的书籍涉嫌违禁印刷品。
冯崇义向海关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书均是香港正规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这些书大多是由中国国内学者撰写或编著的中国现代史研究

    正如女人的经期，每年这时候，就是中国人的经期。不过不是月经，是“年经”。因为每年这时，诺贝尔奖就要颁布。每年都让中国人痛一下，今年又痛了，诺贝尔奖仍然没有中国人什么事（虽然有华裔，但不是中国人）。其中文学奖特别让国人痛，因为其似乎无标准。科学奖成就是明摆着的，没话说。但是文学不是，你讲这个好，我也可以讲那个好，于是就可以浑水摸鱼了。可以推说标准不一样，可以说西方人不明白“中国特色”，可以指责那几个老头子偏心……这些是否有道理？似乎也有。特别是，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频频爆“冷门”，我们就更可以振振有词了。
    去年这时候，我也对这种“爆冷”说三道四，但是今年，虽然我的观点没有变，但我说不出来了。我开始发怵，开始怀疑是自己“冷”。我仍然不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定是顶级优秀的作家，但我也相信，绝对不是不优秀的作家。既然是优秀的作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人家的问题？当我们不知道一个优秀作家，也许是他的问题；当我们不知道两个优秀作家，也许仍是他的问题；但当我们接二连三不知道优秀作家，也许就应该问问自己了：我们知道了什么？

    传说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楚王国的一名大臣叛乱，逃往另一个叫做曾的王国。愤怒的楚王率领军队追击，为了鼓舞军心，震慑敌人，楚王下令修建一座高台。在高台上，楚王亲自擂响战鼓，鼓声大振，楚军凯旋，高台所在的山坡，因此留下了一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名字：擂鼓墩。这擂鼓墩就在现在的湖北随州。但楚王不会想到，2000多年后，他的战果，乃至对这个山坡的命名，必须通过当年战败者的墓葬而闻名，而且是沾其美名。1978年，在这里发掘出了曾侯乙编钟，它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它让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居然在2000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
    传说，当年列国争霸，曾国国君曾侯乙目睹天下混乱，礼乐崩坏，重铸了64件编钟。编钟跟礼乐什么关系？《国语·周语》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国家就两个大事，一是祭祀，一是战争。祭祀必须有仪式，仪式中必须用礼器，用礼器还要有礼乐器。礼乐器给它个定位，就是“乐悬”，即编钟和编磬。
但是祭祀跟战争不同，祭祀是“虚”的，战争是“实”的，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但祭祀之“虚”，又必不可少

    到北京总是不习惯，每次都逃也似的回来。一直以为不习惯的是气候，太干燥；还有生活设施，要什么没什么，也许不是没有，而是不贴心，生活设施太粗疏。比如我常住的北大，南门外有一家早餐店，还挺大的，但却不配纸巾。客人手捏油条吃完，就是没地方擦，只能擦在桌腿上。我就只能不吃油条了。但是吃茶叶蛋也遇到问题了，剥蛋壳也得沾手，怎么办？也只得擦桌腿。但是又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手指间互相弹弹，在这里那里有意无意地蹭蹭，也不知道脏东西最后到哪里了。
    这些年有所改变了，有纸巾了，就好像地铁也多了几条线路一样，地铁剪票口，也不再是大妈带着袖标一张一张地撕车票了，也会刷卡了，北京确实在进步。这次我去，气候也不错，凉爽，不热，也还没到干燥的季节，对我这个从依然炎热的南方来的人，简直是天堂了。可是仍然不习惯，为什么？
    一进招待所，就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是新闻，虽然风格有所改变，但改变得并不彻底，仍然想到邢质斌、罗京。我在家也会看到这类节目，没办法，特别是每天晚上7点，中央台地方台全《新闻联播》，遥控闪避来闪避去，总有几个画面蹿到你眼里，几句话丢进你耳里

                     

 

    日本语中有个词：“外国人”。将之理解成外国的人，就望文生义了。“外国人”是有特指的，指那种他们所瞧不起的国家的人，当然也包括中国人了。
    有意思的是，汉语里也同样的词，也叫“老外”。懂得中文的人都知道，这“外国人”或“老外”，也不是指所有的外国的人，也是有特指的，是“洋人”，也包括“东洋”，就是被高看了的外国的人。这样，中国人到了日本，被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被低看的“外国人”，到了被高看的“外国人”的国度。于是中国人心里不免惴惴了，于是就群聚而居，抱成一团。北美的中国人群居地，都成了一个“城”了——“中国城”，让美国警方都无法插手。在日本，虽然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工委：
    我是作家陈希我。欣闻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拟对《保密法》进行修改，作为被“有关部门”滥用《保密法》践踏了著作权的受害者，请允许我把我的遭遇向你们反映，或许对修改保密法具有借鉴意义。
    2006年，我将我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等文学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合成集子，以《冒犯书》为名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之后，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也在2007年出版了《冒犯书》。2007年6月，我到邮局领取台湾宝瓶公司寄给我的12本《冒犯书》样书时，却被福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告知其属于“禁止进境印刷品”，不能领取。2008年2月15日，我接到福州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称“拟对上述1 2本《冒犯书》予以没收”。在大陆发表和出版获得好评的作品，为什么会是“禁止进境印刷品”而没收？我遂要求听证。在2008年4月7日的听证会上，我询问《冒犯书》为何被定为“禁止进境印刷品”？福州海关回答是“有关部门”确认的。我请求查阅该“监管函”，却被告知“监管函”属于“国家秘密”，只能海关内部掌握，不能让我查阅。我不知道一部纯文学

（续上）

第三部分之四：对日和约的实态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一、快胜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
可以在“三个月内解决支那问题”；二、持久战论：认为中国国土辽阔，战场的纵深太大
，日军只能占据一些军事据点，不可能有效地控制整个中国。中国政府如果坚持不降，中
日战争将成为旷日持久的持久战；三、外国干涉论：认为中日战争将导致第三国的武装干
涉，日本会在外国的政治军事压力下被迫退出中国。

随著战局的发展，证明“快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但外国也没有积极干预中日战争，所
以“持久战”的预言成为现实。日本非常不愿意打持久消耗战，持久战拖得越久，对人口
资源丰富的中国就越有利，日本将在消耗战中拖垮。到１９３８年底，日本用在中国战场
的兵力已增至２４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
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１９３８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近卫
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日军本想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