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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名曾想取为中国的国骂

网易读书：网易的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作客网易阅读客厅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著名作家陈希我和编辑林宋瑜女士。陈希我先生在国内可以说是一位“问题作家”，几乎每推出一本新

    正当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近日对小说的未来发出悲观言论的时候，国内文学界正涌动着一股为中国当代文学“正名”的潮流。近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屡遭批评，针对那些批评，最近在不同场合分别有文学评论家发出重新评价当代文学的呼吁，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学目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语惊人，但这些言论实际上并不能改变当代文学的现实，接受信息时报采访的作家陈希我和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谈及这个话题时，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要改善当代文学圈的公众形象，还是要从自我反省开始做起。

　　近期文学事件簿
　　●9月25至30日，“2009’中国当代文学论坛——共和国六十年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雷达、孟繁华、贺绍俊、肖鹰、王兆胜、张永清、何言宏等全国文学批评界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与会，发出了各自不同的声音，为新中国60年文学“翻案”。
　　雷达对一直以来评价不高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十七年文学的正名，他认为虽然现在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但政治视角有时候是比较大气的，因此，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十七年文学仍然有很大气的作品；而且当时作家深入底层生活，那样的景况在现今文学写

    作为一名普通读者，我该怎么描述在陈希我小说那里看到的世界？它远远超越我们的经验，它“可怕”、“不堪”、“极端”、“恐怖”、“颠倒”，在那里，人们活得像猪像狗一样，毫无人的尊严，人人都是“变态者”。在阅读过程中，你感受到不安、厌倦、憎恶、排斥，也体验到难堪、黑暗与恐怖。真的，每一个感受都那么结结实实。可是，尽管那个世界很可怕，作为读者的你又不得不承认，那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生存世界的本相，是人生命的终极，又或者，那是普通人无从认识的别种人生。这么说来，陈希我《冒犯书》中的引言也真是有必要：“你想好了吗？/你可以选择合上。/你确定要进入吗？”与其说这是礼貌的询问，毋宁说这是彬彬有礼的挑衅。是预示与警告――阅读陈希我小说，你得有一些心理承受力和抗黑暗能力，并且，你还不能有道德上的某种“洁癖”。
    陈希我小说的关键词是“非常态”。你也许会说，“非常态”不就是“病态”吗？不，不是的。在我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病，得基于某种标准。当你说陈希我是“病态”写作，前提是必须得有一套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关于健康与病态的鉴别标准。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就精

    我第一次见到三岛由纪夫，是在东京高轮一家不大的书店。当然我只是见到他的照片。像我这种年龄段的中国人，没有赶上以批判的名义阅读三岛的时代。即使改革开放了，我上了大学中文系，也很少接触到这个作家。第一次见，就见到了大量的他的生活场景。那是一本十分豪华的画册，他的住宅和陈设也极尽豪华。第三年，辗转迁移住处的我住到了那个豪宅的邻近，与之相隔一条不大的马路。纯属偶然，后来我才知道，那里有个“作家村”，其中就有三岛由纪夫的故居。
    当年他就是从这里走出来，走向生命尽头的。据说，那个早上十点，车子经过他长女的学校前，稍事停留。他揶揄道：“在这种时候，如果是电影，就会配上感伤的音乐了。”说罢，他唱起了悲壮的《唐狮子牡丹》。车在高速公路风驰电掣，奔向市谷本村町陆上自卫队东部方面总监部。除了随行的四个人外，没人知道他要干什么。总监部门卫见是三岛由纪夫，爽快地为他放行。甚至他到了总监办公室，拔出日本刀“关孙六”，总监还将“关孙六”当作艺术品欣赏了一番。但是它的主人却挥起了刀。总监仍然没有反应过来，叫：“喂，三岛，不要

尊敬的君特·格拉斯先生：
    很冒昧给您写信。我们素昧平生，我知道您，只是从您的作品，明白地说，是从您的小说《铁皮鼓》，还有因此而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我曾经对您十分推崇，虽然诺贝尔文学奖每次所授予的作家，并不都是我喜欢的，但是1999年授给您，我觉得很正确。但是现在我却发现，这是一个错误，是诺奖授奖历史上一个大的错误。据说诺奖曾准备授予希特勒，幸运的是他最终没能得到，可是不幸的是，您得到了。
    今年法兰克福书市，群星云集。作为东道国，德国作家自然要受到更多的重视，诺奖获得者更是受到追捧，比如今年获得诺奖的赫塔·穆勒，当然还有您。您接受了中国某媒体的采访，这对百忙的您，也许不容易，作为中国人，我很感激，希望聆听您对中国、包括中国同行的建议。这无论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还是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都应是有益的。中国有句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仍然有许多问题没能解决，外人的建议，也许是重要的，特别是您这样一个诺奖得主。可我听到的，却是你对批评中国的愤慨。为什么不能批评中国？中国人都知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虽然中国这个古训很遗憾地

    当今文学，已经被打压得极为萧条，这点我跟王蒙前部长看法极不一样。但是却仍有书偶尔热一下，比如《好女儿花》。对这书，人们最关注的自然不是文学，比如小说中的文采，虹影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但是人们却关注其中的“二女共侍一夫”。其实“三女、五女共侍一夫”也没什么稀奇，只要打开各地的都市报，这种事并不鲜见，无非是棒棒对洞洞，多几个洞或者多几根棒，还能玩出什么来？中国古代总结出几百种交媾的方式，其实大多是大同小异，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天底下没有新鲜事，我们已经麻木。关键是这种事发生在谁的身上？这个人，我们是否认识？就好像有的网络裸聊，就希望对方露脸，这样才有个对应。虹影的《好女儿花》被对应了，“二女共侍一夫”的，据说就是作者自己，而且据说男方还是她的前夫赵毅衡。赵虽然不能说是公众人物，但在圈内还是著名的，这下人们的窥视欲被刺激起来了。
    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怎么来的，也许是因为小说被冠以“自传小说”或“半自传小说”。其实这种说法本身存在着悖谬，类似于“报告文学”。“报告”了就不可能是“文学”，“文学”不存在“报告”。同理，如果是“自传”，就不是“小说”了，

海关扣“禁书”，依据在哪里 

作者: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杨整 发自广州

一位学者购自香港的多本学术著作，在进入广州时，被海关认定是违禁印刷品。当这位学者要求海关公示禁书目录及具体依据时，海关称这是保密的。
没有公开的内部文件，能不能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这位学者和海关打上了一场官司。
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从海外购买的某些书籍，在进入中国海关时，却因涉嫌违禁印刷品被查扣。大多数人选择了接受，但知名学者冯崇义选择了打官司。
这位学者持中国护照，现为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南开大学兼职教授。

禁书目录是保密的
6月5日上午，学者冯崇义在从香港进入广州天河车站海关的例行检查时，被海关工作人员查扣书籍。被查扣的是11本购自香港的学术著作，包括《解构与建设》、《烛尽梦犹虚——胡耀邦助手林牧回忆录》、《胡耀邦与中国政治改革》等。海关的查验记录称所扣留的书籍涉嫌违禁印刷品。
冯崇义向海关工作人员解释，这些书均是香港正规出版社的合法出版物，这些书大多是由中国国内学者撰写或编著的中国现代史研究

    正如女人的经期，每年这时候，就是中国人的经期。不过不是月经，是“年经”。因为每年这时，诺贝尔奖就要颁布。每年都让中国人痛一下，今年又痛了，诺贝尔奖仍然没有中国人什么事（虽然有华裔，但不是中国人）。其中文学奖特别让国人痛，因为其似乎无标准。科学奖成就是明摆着的，没话说。但是文学不是，你讲这个好，我也可以讲那个好，于是就可以浑水摸鱼了。可以推说标准不一样，可以说西方人不明白“中国特色”，可以指责那几个老头子偏心……这些是否有道理？似乎也有。特别是，这些年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频频爆“冷门”，我们就更可以振振有词了。
    去年这时候，我也对这种“爆冷”说三道四，但是今年，虽然我的观点没有变，但我说不出来了。我开始发怵，开始怀疑是自己“冷”。我仍然不认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一定是顶级优秀的作家，但我也相信，绝对不是不优秀的作家。既然是优秀的作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我们的问题，还是人家的问题？当我们不知道一个优秀作家，也许是他的问题；当我们不知道两个优秀作家，也许仍是他的问题；但当我们接二连三不知道优秀作家，也许就应该问问自己了：我们知道了什么？

    传说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楚王国的一名大臣叛乱，逃往另一个叫做曾的王国。愤怒的楚王率领军队追击，为了鼓舞军心，震慑敌人，楚王下令修建一座高台。在高台上，楚王亲自擂响战鼓，鼓声大振，楚军凯旋，高台所在的山坡，因此留下了一个充满音乐节奏的名字：擂鼓墩。这擂鼓墩就在现在的湖北随州。但楚王不会想到，2000多年后，他的战果，乃至对这个山坡的命名，必须通过当年战败者的墓葬而闻名，而且是沾其美名。1978年，在这里发掘出了曾侯乙编钟，它是中国迄今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好、音律最全、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它让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居然在2000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
    传说，当年列国争霸，曾国国君曾侯乙目睹天下混乱，礼乐崩坏，重铸了64件编钟。编钟跟礼乐什么关系？《国语·周语》里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个国家就两个大事，一是祭祀，一是战争。祭祀必须有仪式，仪式中必须用礼器，用礼器还要有礼乐器。礼乐器给它个定位，就是“乐悬”，即编钟和编磬。
但是祭祀跟战争不同，祭祀是“虚”的，战争是“实”的，赢就是赢，输就是输。但祭祀之“虚”，又必不可少

    到北京总是不习惯，每次都逃也似的回来。一直以为不习惯的是气候，太干燥；还有生活设施，要什么没什么，也许不是没有，而是不贴心，生活设施太粗疏。比如我常住的北大，南门外有一家早餐店，还挺大的，但却不配纸巾。客人手捏油条吃完，就是没地方擦，只能擦在桌腿上。我就只能不吃油条了。但是吃茶叶蛋也遇到问题了，剥蛋壳也得沾手，怎么办？也只得擦桌腿。但是又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手指间互相弹弹，在这里那里有意无意地蹭蹭，也不知道脏东西最后到哪里了。
    这些年有所改变了，有纸巾了，就好像地铁也多了几条线路一样，地铁剪票口，也不再是大妈带着袖标一张一张地撕车票了，也会刷卡了，北京确实在进步。这次我去，气候也不错，凉爽，不热，也还没到干燥的季节，对我这个从依然炎热的南方来的人，简直是天堂了。可是仍然不习惯，为什么？
    一进招待所，就习惯性地打开电视。是新闻，虽然风格有所改变，但改变得并不彻底，仍然想到邢质斌、罗京。我在家也会看到这类节目，没办法，特别是每天晚上7点，中央台地方台全《新闻联播》，遥控闪避来闪避去，总有几个画面蹿到你眼里，几句话丢进你耳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