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希我 伪博客

    巴曙松先生有一张他给当年班长点烟的照片，配文字云：“给当时的班长王行长点上一支烟。”乍一看，没明白。这班长名叫“行长”？或者现在是“行长”，当年不是“行长”？
    几乎谁都有过班长，比如学校里的班长，还有班干部。同学，当年同起步，都是阿猫阿狗，多年下来，有的进步了，于是有职务，就有了职务称呼；有的原地踏步，仍然阿猫阿狗，揪过来就喝酒；有的退步了，甚至潦倒。印象中风行同学聚会是在上世纪90年代，当时我不在国内，没有参加。到我回来了，听议论有个同学在同学会上吹牛，说他跟单位同事干架，声称：我的某某同学是组织部的！当时很惊愕，觉得说这话的，怎么不知道什么叫掉价。另一个出了一本书，让一个官同学给作序。在国外，几乎没有拿自己跟某官员是同学或亲戚来吓唬或炫耀的，用一个被说烂的词：中国“官本位”。
    我这个人，一直对“官”缺乏敏感，当然也许有人会说，有反感，但对同学或者朋友熟人，我还真不会去反感，只是不往这方面去想。我承认我是内外有别，使用的是双重标准。因为没把“官”想成“官”，也经常不经意间得罪了人，有时

    又到了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周国平先生在他的短文里发问：纪念《讲话》我纪念什么？他回忆自己当年确实有思想改造的需要，结论是：纪念一段心路历程。这让我想起相当多的“红歌”怀念者，不管唱的是什么，尽管当年可能还遭受不公平，只因那些旋律能唤起他们的青春。他们的青春已经被那时代所绑架。
    刚好，看到周国平先生短文前，我刚跟学生谈到了张贤亮的《绿化树》。这小说，被我的博士论文当作“虐恋”的范例。搞“虐恋”研究，千万忌讳带着价值观，那样，“变态”一词就跳出来了，就阻碍了思路。但是在谈论《绿化树》时，我仍难以避免地带着否定的情绪。
    我自认为一直在抗拒着官方意识形态，但是抗拒是被动动词。因为有了，才抗拒；因为抗拒，你更无法跟所抗拒的东西逃得了干系。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只是，如果我不反抗，只能缴械。我不像我的许多同行那样，相信有超然世外的不理睬。不要说《讲话》已经过时，现在我们的文艺理论教科书，不还是那个思维吗？现在评价文艺作品的标准不仍然是吗？就说我，自认为文学观念大逆不道，曾经，有审

    我曾经应邀去中学讲座，让我谈写作。我说，世界上有三类动物，第一类是拿来吃的，比如鸡鸭猪羊；第二类是拿来用的，比如牛马；第三类则是拿来观赏的，比如孔雀金鱼，要说实际，孔雀金鱼跟其他鸟类鱼类没什么不同，只是好看。当然还有另一类，比如老虎狮子，它们也具有观赏性，但必须关在笼子里才可以观赏；也可以拿来吃，但其滋补作用必须通过人类的坚信来获得；它们对人类有威胁，但可以用来反衬人类的力量。我说，从教写文章的角度，你们老师是实用的，作家只是观赏动物。
    观赏，也就是名不副实。作文写作跟文学写作不一样，即便是文学写作，也是教不来的。不少作家文章写得汪洋恣肆，但是说起怎样写，就像挤牙膏；有的作家夸夸其谈，但是教人怎样写的，自己基本上不会写或者写不好。更有不少作家言行不一，所谓“文如其人”是极不靠谱的。只是因为我们信仰其文，就难免也希望信仰其人；或者因为厌恶其人，也希望践踏其文。
    “文如其人”的“人”，指的是“人格”，若是把“人”理解成“人样”，就更不靠谱了。人的皮囊跟内肉更不一致，套老托尔斯泰的句

    一个月前，我收到《读者》杂志的私信，说他们想从我博客上转载《中国人的表情》，但旋即发现，这文章已在去年11月23日，在《广州日报》“每日闲情”版发表，吊诡的是，作者不是我，是吴岩。这文章是谁写的？我答：肯定是我写的！而且我也没有把它给《广州日报》。长期以来，我的文章总是被随意刊载，常听到人家对我说，在哪里又看到我的文章了。就在几天前，大学同学聚会，一个同学还说来之前在《特别关注》上读我的文章。我都不知道《特别关注》是什么杂志，那同学说，是专门给中年成功男士读的时尚杂志，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时尚起来了。
    或者是书被盗版。即便是被禁的书，有一次，一个熟人告诉我，他仍看到我的小说《抓痒》还在某书店卖，封面是半裸美女。
    对这些，我懒得对付，也觉得文章的价值首先在于传播，哪怕把我的作品配上裸女封面，李敖的书不就大多在地摊跟黄色书籍一起卖的嘛！所以我也不太赞成起诉苹果侵权什么的。但是此事似乎不同，文章成了别人的了，白纸黑字署着别人的名字，这让我觉得有点危险。韩寒文章是否他自己写的还搞得乌龙呢，即便晒出自

    大约是在七、八年前的一个夜晚，我们四、五个人在省体育中心附近的一家咖啡吧闲聊。这其中就有陈希我。那年头，他正因放出“文学变态论”引起不少文学人士的“公愤”。在灯光幽暗的咖啡吧，希我没有轻松下来，而是与人辩论他的“变态观”。希我说，日常生活中看似常态的场景，其实都存在于变态的逻辑之中。在场自然有人反驳他。
    我印象深刻，希我搬出了这么一个例子：在公园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对父母陪小孩玩耍，看似其乐融融，实则已被变态的逻辑绑架。
    希我是在表达生命个体与生活常规的紧张关系。这是一种不易被觉察的微观政治学，但毫无疑问，它存在于人类文明的共同结构之中。常态是一种妥协的现实，这种现实一旦解体，变态的内核才展示出来。如果不是站在这种变化的关系立场出发，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缠足、阉割这种变态逻辑只能终结于某段历史的末端。
    那个夜晚我们很迟才散场。各自走后，我和欧亚闲逛在福州的大街。夜幕之下，灯光颠覆了黑暗，夜行成为都市生活的常态图景。我跟欧亚说，我给希我发个短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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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伦敦书展上有我的书，虽然中国作家代表团出发了，我却已回来了。我不是作为中国作家协会旗下的作家，而是被英国作家协会（English PEN）邀请去的。这似乎有点怪，最初我也没有搞明白，只知道English PEN是个很著名的组织，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每年颁发“金笔奖”，给一个英语写作的作家，其中就有多丽丝•莱辛、拉什迪，他们都是我仰望的作家。这大概也是English PEN的趣味吧，与中国作协趣味

    昨天，有媒体找到我，问对广东“灵修”事件的看法。我不了解，只是隐约在媒体上看到报道，配有男女拥抱的照片，还有“换妻”之类抓人的字眼。于是把那些报道找来细看了，却仍然回答不了记者的问题。
    几年前，某杂志搞了个“换妻”专题，也找到了我，说已经找了李银河，也想听听我的看法。我不知道李银河是什么看法，也不知道为什么偏找我，也许是因为我小说里涉及了性，乃至觉得我也和李银河一样，对性问题有“冒渎”的看法？但是我的回答却让他们意外，我支吾：“……觉得很脏。”记者确认问：“您是认为很脏，是吗？”我赶紧说：“也不是……只是凭直觉……”被记者一追问，我觉得也不对。也许性本身就是暧昧而混沌的？温存、缱绻、缠绵、呢喃、沆瀣、嗲，也都暧昧而混沌。但记者需要的是直截了当的回答。
    担心真的如此登出来，被人误解成是道德家、卫道士了，我最后说：我写一段给你们吧，你们把我的意思完整登出来。
    记者说，当晚10点就做版，我让记者把邮箱给我，立马就写。其实，也没有把思维理得很清楚，这问题是最难说的，它不只

    今年3月15日，一些作家又来维权了。他们的作品被侵权，索赔五千万人民币。打作品侵权官司，这些年屡见不鲜，比如之前的针对百度。不同的是，这次针对的是市值超过五千亿美元的苹果公司，而且选在“3•15”维权日。
    有媒体用“作家抱团反击”这样的说法，这一“团”中也差点有了我。据说我的作品也被侵权，但是我最后没有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不是我心甘情愿被侵害，而是我想到了另外的问题，也许是更重要的问题。
    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说此次维权是“咬”苹果，众所周知，这苹果本来就已经被咬了一口。为什么设计成被咬一口？因为乔布斯希望苹果电脑像“禁果”一样诱人。苹果果然不孚重望，成了全球最诱人的交流平台之一。而创作者应该知道，文学乃至艺术创作，也是在切入“禁果”——它让亚当夏娃们去蔽，给人类带来知，让人类感受美。那么，苹果这个平台就是文学艺术作品最恰当的依托平台了。那么为什么要去“咬”它？
    作家“咬”苹果，因为苹果侵权。作家写作是付出辛勤劳动的，作家的劳动理应得到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我

    说起罗书记，就想起毛主席来。他样子像足了毛主席，首先是发型，头发往后梳，亮出高高的额坡。他也有肥而松弛的脸颊，微微翘起的下巴。就是没有那颗痣，大家说，下巴有痣没痣，就是主席与非主席的区别。他只是一所中学的党支部书记。
    服装也像，中山装，只是毛主席的中山装是特制的，领尖特别长，他不能做到。夏天，他就白衬衫，扎在皮带里，毛主席去农村视察时就这么穿。休息时，则是那种圆领汗衫，叫老人衫。我小时候临摩过毛主席去农村那张画像，留心过，那白衬衫里面穿的就是老人衫。其实老罗是我书记时，我也老穿这种汗衫，但只是因为方便，好穿，并非模仿谁，也模仿不来，就跟陈佩斯跟朱时茂戴同样的帽子，陈佩斯戴着像特务，朱时茂戴着，则是地下工作者。
    动作也像，说话语气更像，句式全是毛式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每个时代的人都追星，并不只是我们这时代才追。那时代的星就是毛主席。而且那时全中国只有一颗星，而且不是文艺之星，而是革命之星，那是高级的，会让人抛头洒血的。追久了，就潜移默化了。那时代中国有许许多多从穿戴到言行很像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