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北京”与北京文化的生机

陈来

2008年奥运会前，主办城市北京市提出了“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的口号，为成功主办这届奥运会提供了方向。奥运会之后，北京市采取积极衔接的文化战略，把“人文奥运、科技奥运、绿色奥运”立即转换为“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 努力把成功举办奥运的口号转换为北京市的日常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动力。这种积极转换的意图是很好的。不过，要使新口号能要像奥运口号一样取得明确的效果，还需要一些条件。比如，“绿色北京”的提法比较清楚，就是致力于发展北京的生态、环保的建设。而“人文北京”的提法，相对而言，包含的意义相当广泛，如历史风貌、教育、文化等都属于人文的范畴，其中到底那些是城市建设最重要的方面呢？哪些是能和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紧密关联的呢？这就需要在概念上进一步厘清和

孙楠与关牧村

今天来了一位80后朋友，帮我修理电脑。聊天中知道他原来是北大学生合唱队的成员，于是很高兴地和他聊起了歌曲和演唱，并且颇有些犯强迫症似地，把我电脑上下载的为毛主席诗词谱曲合唱的“渔家傲”、“忆秦娥”等放给他听。他听了以后，说以前还真没听过，觉得能从中了解当时人们精神的一种状态。

得知这位朋友在信息技术的大公司工作，在电脑修理快结束了的时候，我便请他为我找一段视频，是关牧村和孙楠合作的一首歌曲。我本来认为这是很难的一件事，看到他三两下找出来，觉得自己也实在够笨。播放出来，像是找回了一件失落多年的旧物，很是高兴。

2001年我参加在人民大会堂的七一

怀念季羡林先生

陈来

北大文科的老先生，本系以外的，我曾写过与邓广铭先生、周一良先生有关的文字。我也早就想写一点与季先生有关的事，比如就《牛棚杂忆》写些感论等。但季先生的帮手多，学生也多，仰慕者更多，前些年还成立了季羡林研究所，似乎也用不着旁人多说一点什么了。现在季先生仙逝了，我也只能略表一些个人的感念。

我在7月4

纪念 任继愈先生

陈来

7月4日，中午要飞台北，所以早上先打开电脑上网看看新闻。点击联合早报的新闻，见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逝世”的消息，心中一动，想起到台湾电脑使用可能不便，不如行前在博客上写几行字，纪念一下任先生。现在网上新闻很多，特别是政治新闻，往往都不可靠，联合早报我以为是比较严谨的一份报纸，所以我常常上该报的网站验证消息。但是这次早报网的消息是链接一个佛教网的消息，其中说任先生于“前天去世”，这使我产生怀疑，因为

陈来《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评介

                       余敦康

梁漱溟先生晚年口述，回忆中提到这样的事情：

一次一起在协和医院里开会，胡适跟金岳霖先生说：“我写过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金先生说：“看过，很好很好。”胡适很高兴，因为金先生称赞胡文很好。金先生接着说：“文章很好，可惜你少说一句话。”胡适赶紧问：“一句什么话呢？”金先生说：“你少说一句‘我是哲学的外行’。”

《朱熹与江西理学》序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有两个最繁荣的时代，一个是先秦哲学的时代，另一个是宋明哲学的时代。宋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哲学思想家出现最多、思想水平最高的时代。所以，研究宋明哲学对了解中国哲学的整体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宋元明时代的理学是儒家哲学，它是先秦时代儒家思想的新的发展，故在英文中，称其为新儒家（Neo-Confucianism）。不过也应指出，理学虽然明确声明自觉承继孔子到孟子的先秦儒家，实际上理学思想体系中也扬弃了经学、玄学、佛学及道教的思想。“扬弃”的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中很重要，其意义是指既有抛弃，又有吸取。理学能够在宋以后获得这样的的发展，正是因为它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批判地吸取了不同思想的营养。

打开经典的门

——读《朱子一百句》

陈来

朱杰人先生最近把他解读的《朱子一百句》送了一本给我。此书是“经典悦读”系列的一种，拿在手上看，精美轻巧，感觉颇佳。全书分40节，每节引朱子语一至三条不等，所引朱子语录，范围相当广泛，却要而不烦。

照作者朱杰人先生的想法，这本《朱子一百句》的编读，并不是要挑一些好看轻松的话，给今人作文化的消遣。此书的解读，固然要“通俗”而切合读者的阅读，但又要“准确”地体现出朱子其人其学的基本面貌。这就不容易了。换个别的作者

历史自觉和文化主体

    ——《吹沙集》读后

郭齐勇教授寄给我一套《吹沙集》，并希望我写一点读后感，对此我颇感踟躇。因为，《吹沙集》作者门下有很多学生，他们不仅与作者相知很深，而且对《吹沙集》也都有深入的研究。比起他们来说，对此书表示一些看法，我应当是没有什么资格的。那么，我又为什么同意写这篇“书评”呢？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吹沙集》的作者是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位著名前辈学者，他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而我作为这一领域的中年学者，理应在对前辈学者表

各位理事、各位会员：

首先，让我代表本次大会新选任的会长、副会长，对大家给予我们的信任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哲学史学会即将成立30周年，在过去30年里，在历届前任会长、副会长的领导之下，在广大会员学者的支持之下，学会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为巩固学界的团结，发展学术研究，促进学术的交流，做了很多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效。特别是上届学会领导机构，在方克立、方立天先生的领导之下，抓住新世纪以来全国教育文化发展的有利机遇，与个学科点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工作联系，学会的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为今后的学会工作的的进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我们向两位方先生表达感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