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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年前,在辽南小城大连,赶上了70年代最末一班车,呱呱落地。因为这30多天的“提前”,从此,“80后”的诸多纷争,貌似跟俺无关了。从大东北跑到大西北的西安,先学了新闻,后学了政治。喜欢胡思乱想,利用一切机会胡说八道。现供职于西安某报社,评论员兼评论版编辑。常告诫自己:在中国做新闻,不能理想主义,但不能没有理想;不能不扯淡,但不能太扯淡。
   邮箱:bilang1190@188.com
博文
  季羡林、任继愈,一日两星陨落,令人甚为唏嘘。尽管季老生前极力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并称自在之身方有“皆大欢喜”,奈何驾鹤西去之日,众生还是违其先意,“大师”之冠顶顶奉上——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格外缅怀大师,倒也不足奇怪。
 
  放眼看去,国内堪称“大师”者已然寥寥。巴金走了,张岱年走了,费孝通走了,启功走了,季羡林、任继愈也相约走了,每走一个,我们都会感伤不已,慨叹万分。如是者三,也不得不反诸问己:我们为何需要大师?没有“大师”的日子又该怎样去过?
 
  媒体罗列季老14项学术贡献,老实说,包括古人类语言在内的很多尖端学问只属于季羡林,普通人能感兴趣者不过一二;也有人感慨,为何传名后世的学术成就多创于70岁之前,但季羡林这个名字却在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广为人知?结论似乎有些残酷:并不只是季羡林这个人成全了季羡林,而是他生命最后20年所遭遇到的这个尊崇文化与大师的时代成全了季羡林。
 
  是的,这是一个需要大师的时代,但需要大师做什么?只是安放我们虚空的内心?只是感慨于一个大变革时代要有一批大师来支

  听说“打虎名人”傅德志要招邓玉娇为“硕博连读研究生”(据7月4日《南方都市报》),我开始以为当时是4月1号,后来确定不是;我又以为自己没睡醒,后来确定还不是。我彻底崩溃了。这世界也太疯狂了吧?

  努力收回了点心神,敝人便和芸芸网民一道,开始“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度:一个中科院研究植物的博导,要招一个只有初中文化且据称有心智障碍的“抗暴女”为入室弟子,究竟是吃错了药,还是忘了吃药?网民A说,估计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的交流,咱就别掺和了吧!我没赞成:堂堂中科院不比菜市场,既然能给傅先生博导名号,当然对其心智已有把关。网民B说,这厮是想出名想炒作想疯了吧!我没赞成:人家去年经过拳打脚踢一番“打虎”,也算小有名气,用不着再靠恶搞出个臭名吧?而从网上“粪水与板砖齐飞”的招待来看,即便老傅想炒作,也想不通除了“炒焦”后被拍到沙滩上之外还能赚到什么?

  网民C火了:你丫的到底什么立场,难不成是老傅派到人民群众中的潜伏者?我要向“人民”交代:我不是“余则成”,对老傅这个举动也猜不透。但猜不透后我换了换脑筋,试着“不惮以最好的善意”来揣度这件事,却发现或许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

 

现在的“专家”名声已经扫马路了,这俺是知道的。我总怀着最大的善意以为:那些冠冕堂皇的“专家”扫马路的时候,总是要保持最基本的底线尊严吧,总要穿个大裤衩子守护住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吧?后来猛然发现,我错了,他们一旦堕落地把自己视为权力的附庸,手握权力者希望他怎么说话,他就会怎么说话,毫无羞愧之心,至于所谓理性、知性、公共性,统统都是“工具”罢了。
 
咱们网民有力量,整日整夜检索忙。本轮我国汽油、柴油价格再次上调,我国油价要不要与世界接轨的话题又被揪了出来。有网民找到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的两段自相矛盾的话:2008年初,在国际油价从80美元涨到147美元的时候,韩所长说,“目前我国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要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加快价格的传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对油品供需的调节。”但等到2008年底国际油价从147美元跌到50美元的时候,韩所长又说,“我国油价不能与国际接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什么价格都与国际接轨,这不太现实。”(7月3日《华商报》)
 
按照我的理解,虽然是发改委下属的研究所,“屁股决定脑袋”,但毕竟是专业研究人士,所谓的“国家参谋”

【提示:对于近来一些官员被网络监督的所谓“事件”,我总是有一种忧虑:生怕在网络监督貌似高歌猛进之时,本该被监督的官员群体也会提升自身“对抗监督”的能力,想出相应的对策。】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官员都变聪明了,现在开会全上裸体烟》,引来跟帖无数。帖中照片显示的是某市官员开会,桌上一个盘子内放着数支香烟供享用。没有了豪华包装,几支烟整齐地摆放在盘子里,即使相机把镜头拉得再近,还是看不出这些烟是什么牌子。于是,网上流行起一句:“你猜,你猜,你猜猜猜!俺吸的是什么烟?”其意思就是网民眼睛再雪亮目光再尖锐,也不知这是什么烟,更不能说他们抽“高档烟了”。(7月1日《重庆晨报》)
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昔日,周久耕“局长”抽起了“九五至尊”,广大网民群策群力将他“人肉”出来,使得他落了网;近日,29岁的周森锋市长在公开场合面前摆着600元一条的“黄鹤楼”,也让民众议论纷纷。领导开会,群众看“烟”,太高档了就行使行使监督权力——看来,这一幕已经深刻地教训了我们的干部,让不少人开始谨小慎微、战战兢兢,生怕露了把柄,“裸体烟”正是在如此背景下悄然而生。
尽管当地官员一再声称,此举出发

上海一座在建楼房连根倒掉了,引发了网民一通忙活。经过针对该楼盘开发商的人肉搜索,一份名为上海莲花河畔景苑倒塌楼盘最新资料曝光的材料被挖了出来,在这份材料中,闵行区梅陇镇镇长助理、征地事务所所长、梅陇资产公司总经理等头衔出现在开发商公司的主要股东名单之中。媒体报道时很谨慎,委婉地称多名股东与政府人员同名。(6月30日《每日经济新闻》)

 

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替谁说话事件有了新进展。根据记者调查,开发项目的天容置业作为一家在油烟熏黑的民宅里办公的企业,在被多个部门认定违规后,仍能义无反顾的大造别墅,一个重要原因是:天容置业大股东的丈夫在国土局担任领导,另一股东的丈夫是所开发土地辖区内的公安人员,为该公司提供办公

言者周瑞金(2009-06-28 11:24)

本报记者毕诗成

    
    拜访周瑞金,约在他一贯约见记者的上海市番禹路真锅咖啡店。19日下午3点,他徒步而来,隔着窗玻璃便爽朗地打招呼示意。落座之后,仰脖饮下一杯龙井,“我们开始吧!”——— 儒雅、豪爽和精神饱满,皆与传说中无异。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他纵谈天下事,条分缕析几无停顿。说到兴奋处,嗓音提高,辅之以手指敲击桌面的动作,不时引来服务生微笑的侧耳倾听。
    出生于1939年的周瑞金今年刚好70岁,孔子所谓“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离1991年春天主持“皇甫平”系列评论引发全国大争论已18年了;离2000年从《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也快10年了。他自称过着 “闲云野鹤”的半退隐生活——— 退下官场,仍关注政局;研究佛法,却以出世之心关注入世之事,不时发出触及时弊的文章,“该出手时就出手,这也是对众生负责吧。”
   
    对于“圈外人”来说,“周瑞金”或许远没有另一个名字有名——— “皇甫平”。1991年的“皇甫平”系列评论,已成为时代赋予他的巨大象征。
    1991年初,时

范伟在一个心理医生的小品里有句台词:我不关心我是怎么来的,我只想知道我是怎么的。但对于身处公共领域的官员来说,我们既要关心他是怎么“来”的,又要关心他是怎么的。这两天,两个官员的一来一去成为焦点,折现的民众心态也耐人寻味。

 

先说的这个。郑州市规划局逯军副局长因质问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陷入舆论漩涡,郑州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消息称,逯军现在已被停止工作,接受调查。有人对逯副局长能否成为第二个周久耕充满期待,但也有网民打抱不平,说了句

  2009年又一句网络牛言新鲜出炉了!在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的一片经济适用房建设用地上,开发商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采访,郑州市规划局主管信访工作的副局长逯军质问:“你们广播电台管这闲事干什么?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一语“雷”翻千万人。即便再不懂政治常识的人也知道,党和人民的利益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但到了逯副局长这里,俨然成了矛盾对立体了。好像说记者要替党说话,就要置老百姓利益于不顾;如果记者替老百姓说话,就是跟党的利益过不去——鱼水关系、血肉关系生生地被偷换成了水火不容的关系,简直就是赤裸裸地挑拨党和人民的感情。而局长大人的目的则在于浑水摸鱼——他不关心你记者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他关心的只是记者能否“替我说话”。那一刻,他以“党代表”自居,真实用心却是高举“党”箭牌试图摁住媒体监督。

 

  局长大人是嘴上没把门的一时口误吗?好像还真不是。人家可是在要求记者拔掉采访机话筒之后才讲这番话的,显然属于发自肺腑的真情告白,发自内心的真实想法。这就让人尤其忧虑了:逯副

 

  文字游戏这档子事,自古就有。什么“屡战屡败”调整为“屡败屡战”便彰显斗志啦,什么“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倒换成“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便能救人一命啦,玩出如此经典倒也令人起敬。怎奈何近来有些官员愣不学好,也想学人家玩文字游戏忽悠百姓,遗憾的是,揽了瓷器活却没金刚钻,肚子里没货却生装语言大师,可怜巴巴的那点小伎俩让人一眼看穿,自以为是西施捧心,殊不知到了也只是个东施效颦。

 

  吉林松原爆出大面积作弊丑闻,甚至有考生试卷被抢走抄袭,举国哗然。当地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松原招生办主任张大军一再强调这是“突发事件”,“当时就是一两秒钟的事情”。有市政府官员称,松原已最大限度杜绝作弊行为,他认为松原市的高考秩序正常,做到了平安高考、顺利高考。(6月12日中广网)

 

  突发事件者,非人力意志所能掌控也。也就是说,突然有考生爆发,失心疯一般要抢人家卷子抄,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更何况咱也没闲着,没收了683套作弊设备查出33个违纪考生,“最大限度”地使得考场没有沦为菜市场

“人民公仆”还是“人民币公仆”?这作为问题被拿出来讨论,本身就令人心惊。事情源于齐齐哈尔市组织的年度综合考核,竟对92个县(市)区和市直部门中的43个单位领导进行了现金奖励,市委组织部、市委办公室、市委宣传部、市纪检委等都在受奖之列,其党政主要领导获10000元,班子其他成员8000元。央视《新闻1+1》节目公开质疑:如此重奖之下的公务员,究竟是人民公仆还是人民币公仆?

 

齐齐哈尔绝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此前河南郑州搞过160万奖励招商引资得力官员的“招商奖”,山西搞过百万重奖治污部门的“环保奖”,山东滕州某街道办还对副科级以上干部搞过每人3000元的“三夏生产防火奖”……诚可谓大奖小奖层出不穷,你追我赶理由各异,俨然刮起了一股“重奖官员”的歪风邪气。

 

令人感觉错位的是:既然这些工作属于官员的分内之事,而官员们普遍被认为因为他们的“职责”已经享受了非常不菲的工资待遇,那么做好事情本属天经地义,做不好才该被按“特例”问责,何以完成了本分工作反倒就要“额外奖励”呢?这基本服务的底线也太低了吧!更令人浮想联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