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运动也是直接抒写运动

——关于“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七）

白鸦

    总的来说，汉语诗歌史就是一部不断在复古中自觉的历史。

    该怎么去看汉语诗歌史？自然有多种看法，多换几种角度，才能越看越清楚。把汉语诗歌史说成一部不断复古的历史，并非说它仅仅是复古的，而是换一个视角而已。说它是复古的，也非厚古非今，复古皆是手段，均有变革之目的。

    说到文学史上的复古话题，谁都知道唐宋古文运动，历时漫长，成果卓著。唐宋古文运动之兴起，有多重原因，撇开复兴儒学等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不谈，仅从写作的意义上看，其实就是一场直接抒写运动。直接抒写是用来纠风的，唐宋古文运动最早是为了纠南北朝以来的骈文之风。

    唐以前，古文运动的痕迹就很明显了，隋代以前就有人提倡商周古文，改革时下文体文风，但未形成多大影响。隋朝时，有大臣上书隋文帝，强调改革文体的重要性，导致文学变革之事闹到皇帝都出来干预。隋文帝真的就下过一份诏书，全国上下禁止“文表华艳”，可见当时文坛风气已经恶劣到何等程度。尽管有皇帝出面干预，到了唐初，骈文仍是文坛主流，可见纠风的难度有多大。隋文帝就凭这一纸诏书，我们就可算他是个文学理论家，此人竟然从“政治高度”支持直接抒写。所以说，唐太宗虽然伟大，但在文学纠风方面远不及隋文帝，因为唐太宗也好写诗作文，而且文风浮华。

    文学复古，主角当然不一定是诗歌。韩柳集团针对文坛时弊打出复古旗号，显然使用了直接抒写的武器，但运动的重头戏并非诗歌，而是文章。若撇开文章仅从诗歌层面看，这场运动的诗歌主角就是元白集团了，即白居易、元稹等人领导的新乐府运动。新乐府运动是诗歌史上一件非常鲜明的事件，其实整个汉语诗歌史都是在复古的，只是后来的若干诗歌复古事件没有新乐府运动闹得那么大，但作用一点也不小，只不过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是潜移默化。

    古文运动最初的理论主张，是围绕“宗经明道”展开的，真正的理论体系形成于韩愈与柳宗元。韩柳集团的文学复古主张有哪些呢？随便挑出几例，皆与直接抒写理念有关。比如主张“养气”，直接抒写为何要“养气”呢？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解决诗意问题，解决“气象-情怀”问题。

    再如著名的“以文为诗”之论，从诗歌范围看，韩愈等人提出“以文为诗”的实质，显然就是提倡直接抒写，但重点并非落在语言上，并非一定是要倡导什么口语写作，更不是倡导诗歌散文化，而是强调“养气”。“以文为诗”的主旨，应该是“以文之气为诗”，是指把古文的气韵与气象融入诗歌写作之中，也就是“养气”。

    “以文为诗”这一直接抒写理念，真正在创作实践上成熟起来，还是在宋代。比如宋代词论，多数围绕苏轼与辛弃疾的文本，延伸出“以诗为词”或“以文为词”的讨论。宋代诗论延伸这一理念也比比皆是，诸如张戒所说“其情真，其味长，其气胜”之类，又如陆游所说“工夫在诗外”、“大巧谢雕琢”之类。

    “以文为诗”一直影响到新诗运动。其实只有到了胡适倡导的“作诗如作文”，这一理念的重点才不是指“养气”，而是落在了语言上，即倡导白话文，因为胡适领导新诗运动的关键点，是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而此前所有的“以文为诗”理念，重点都不是指口语。但无论重点落在养气还是落在语言，都提倡直接抒写。

    韩柳集团的文学复古主张，还明确反对语言浮华内容空洞的作品。柳宗元说：“是犹用文锦覆陷□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此话完全契合直接抒写理念，这句话，如果用来批评当代诗坛的某些现象，就好像批评那些语言花哨、空洞唬人的神性写作长诗。

    由此不难理解，浩浩荡荡的唐宋古文运动，也是一场直接抒写运动。甚至可以说，汉语诗歌史上的种种运动，凡是得到后世文学史肯定的诗学理念或主张，没有任何一种是违背直接抒写理念的。诗歌史上的任何一次反动，都或明或暗地有一种直接的艺术力量。

    2009-11-07 芜湖

“兴”的演变与直接抒写的兴衰

——关于“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六）

白鸦

    上一篇随笔说了，平铺直叙的“赋”不是直接抒写。“赋”只有与“兴”融合，才能突破目的性叙事，建立可能性叙述，靠近直接抒写。说到“兴”，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古人对“兴”的理解存在分歧。不过，尽管理解五花八门，亦有规律可循，因为“兴”有一个最基本的定义——“托物起兴”。只要基于这个最基本的定义，“兴”的核心问题就不难把握了，其实就是两句话：“托物”究竟托什么？“起兴”究竟起什么？

    在对这个核心问题的思考过程中，古人对“兴”的理解不断进步，不断演变。汉代诗论说“兴”，强调托物起兴，重点基于政治视角发挥诗歌美刺作用；魏晋六朝诗论说“兴”，在追求美刺的基础上强调“起情”，进步大矣；唐代诗论说“兴”，继续强调美刺，但已由政治视角转变为文学视角，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宋代诗论说“兴”，范围更宽，强调外部环境、客观事物对诗人内心的作用以及“情义”；明清诗论说“兴”的境界更高，基于民间视角，追求自然而然，返璞归真。由此可以说，古人对“兴”的理解，是一步步靠近直接抒写理念的。“兴”的理念之演变，深度影响着直接抒写理念的兴衰。

    凭什么这么说呢？我们不妨对“兴”的理念之演变略作梳理：汉代说“兴”，强调托物起兴与美刺，要数郑众讲得最清楚，他说：“兴者，托事于物”；又说：“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他的理解主要基于政治视角。其实后来的大儒朱熹将“兴”解释为“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虽然影响甚大，被今人拿来当作权威定义，好像中学生语文考试就以此为标准答案，其实朱熹的论调也是基于政治视角的，同样缺乏了情义，有什么好追捧的？

    魏晋六朝强调美刺，但“兴”的重点已由“托物”转向“起情”。刘勰说：“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挚虞也说：“兴者，有感之辞也”。这一时期关于“兴”的种种论调，以钟嵘之说最为后人津津乐道：“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

    唐宋至明清的各类诗论，已经很少说“赋”了，主要说“兴”，为什么呢？这其实意味着理论家们已经明白了“赋”不是理想之物，不是直接抒写。唐代说“兴”的核心话题当然还是托物与美刺，但视角与以前迥异，陈子昂、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都的美刺之说，已落在文学视角，而非政治视角，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可以说，美刺理论所体现的，正是直接抒写的当下性原则，从汉到唐，对美刺的认识由政治视角演变为文学视角，此即是剥去观念外衣，还生活以常态，让生活直接进入诗歌。

    值得一提的是，唐宋至明清的诗论，多将“比兴”混在一块儿论述。那么，“兴”与“比”的区别又何在呢？关于这种区别，论者甚多，但要数清代沈祥龙的“比兴互陈”之说表述的最干脆，也最清晰：“兴”就是“借景以引其情”，“比”就是“借物以寓其意”。所以归结起来，“兴”与“比”的主要区别，其实就在于一个主体性的“情”字。

    上一篇随笔，提到宋代诗论家李仲蒙，此人的确是个实力派，他不仅重新精准定义了“赋”，也重新精准定义了“兴”，他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李仲蒙不仅揭示了诗人接触客观外物而引起主观感情冲动的事实，还特别突出了“起情”。宋代大诗人梅尧臣亦有类似观点。我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过，“起情”之说可以追溯到屈原，是早期直接抒写理念自觉的核心内容之一。

    及至明代，“前七子”老大李梦阳主张官方学习民间，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意见！用今天的话说，他认为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多是“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所以他强调“比兴”源于真情，而真情即在民间。李梦阳说:“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如果把李梦阳的意思发挥一下，无非就是回到真实的生活现场，无非就是新立场所说的“剥去观念外衣，表现老百姓无史可录的常态生活”。李梦阳的写作理想，就是直接抒写。

    清代周济也是个头脑清醒的理论家，他论词，提出“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观点，强调“托物”与“起兴”两者皆不执著，皆不偏废，这就很合理了；王夫之也说：“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此话非同小可，因为他已经触及到诗歌创作的随心所欲、撒豆成诗的境界，层次更高。

    若把周济、王夫之等论家的意思用现代人的话表述出来，不就是新立场的直接抒写理念吗？且看，新立场是这样表述直接抒写理念的：“直接抒写不排斥口语也不排斥意象，不依赖口语也不依赖意象。一个诗人，如果实现了汉语气场的突破，口语、意象等诸多手段对他而言本无分别，皆可随心所欲”。由此可见，古人对“兴”的理解，是不断修正不断进步的，其实质就是一步步靠近理想的写作目标——直接抒写。

    2009-11-02 芜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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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以为“赋”就是直接抒写

——关于“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五）

白鸦

    读《诗经》，从内容上读出了“风雅颂”，从手法上读出了“赋比兴”，这是汉诗源头里的六字口诀。就内容而言，“风”是直接抒写的典范，“雅”与“颂”当然也是直接抒写，只是典型性不及“风”。就手法而言，一般认为“赋”是平铺直叙开门见山，“比”即比喻，“兴”是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东西。这些诗学理念早在汉代即已成熟，今天说来已是常识。

    正是基于这种常识，我们往往误认为“赋”就是直接抒写。其实不然，只有“赋比兴”融为一体时，才称得上是直接抒写。因为单一的“赋”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只能属于目的性叙事，达不到可能性叙述的高度。我们基于直接抒写的诗学理念去看“赋”与“兴”的区别，即在此。

    大量古代诗论都明确定义，“赋”的本意就是平铺直叙。郑玄定义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钟嵘定义为“直书其事，寓言写物”，朱熹定义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从平铺直叙这个“赋”的本意出发，可以看出，它实质上只表现了目的性叙事，而非可能性叙述。而新立场的直接抒写诗学理念认为，必须超越叙事的目的性，建立叙述的可能性，才是直接抒写。所以说，“赋”不是直接抒写。

    认为“赋”不是直接抒写，还因为汉赋几乎把“赋”的形象破坏完了。汉赋表面上铺张华丽，能用得上的比喻辞藻全都喷涌而出，非常唬人。实质上，正如挚虞所批评的那样，汉赋“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缺乏了“情义”。应该说，挚虞发现了问题的真正所在——缺乏了“情义”，其实就是缺乏了“兴”，缺乏了“赋比兴”的融合，也就是缺乏了可能性的叙述。所以刘勰也抨击汉赋说：“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

    从汉赋的诸多弊病中，诗论家们意识到“赋”的不足，其实就是意识到了目的性叙事的不足。再观察汉乐府、南北朝民歌、唐代叙事诗的创作成就，诗论家们意识到“赋比兴”融合的重要性，其实就是意识到了可能性叙述的重要性。所以，古代诗论家讨论“赋”，历经了一个从“赋”到“赋比兴融合”的认识过程，此即是从“目的性叙事”到“可能性叙述”的认识过程，即是对直接抒写的认识过程。

    文本实践在先，理论总结在后。文学史上第一波关于“赋”的理论总结，主要基于汉乐府、南北朝民歌等文本实践，集中体现在魏晋六朝时期的诗论中。第一波总结，要数钟嵘的论述最系统，他明确指出“赋比兴”各有所长，不能割裂。钟嵘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第二波关于“赋”的理论总结，主要基于唐代叙事诗等文本实验，集中体现在唐宋时期的诗论中。如杜甫的《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等作品，毫无疑问都具有“赋”的特点，但“赋”的特点在他们的文本中已经发生根本变化，诗人们已经做到了“去华艳，抒情义”，与汉赋的味道迥异。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在这些作品中，“赋”与“兴”是融为一体的，从而使诗歌文本由“目的性叙事”走向了“可能性叙述”，走向了直接抒写。

    第二波总结，要数宋代诗论家李仲蒙的论述最精准。他重新给“赋”下了一个定义：“叙物以言情谓之赋”。说得真好！“叙物”即是“铺陈其事”，这是“赋”的本意，但须结合“言情”才能有效，也就是说，“赋比兴”应该融为一体，方能谈得上直接抒写。

    由此可见，古人对“赋”的理解，有时候流于目的性叙事的狭隘，不过最终还是突破了狭隘，走向了融合。可是今天的诗坛弊病，何止是叙事的狭隘问题？当我说“别以为赋就是直接抒写”，我真是说的太客气了，面对当今诗坛数不清的流弊，我大约要这样无休止地说下去：别把分行当写诗，别把口水当口语，别把冲动当抒情，别把叙事当叙述，别把对抗当民间，别把……，别把……，别把……

    2009-10-31 芜湖

乐府是未曾中断的直接抒写

——关于“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四）

白鸦

    乐府诗的历史，完全是直接抒写的历史。乐府诗，虽以采制的民间歌谣为主，但毕竟出自官方机构，除了注重诗歌的艺术性，更有考察民隐、宫廷娱乐等作用，所以乐府范围极广，不仅指民间歌谣，还包括文人粉饰太平之诗，官方祭祀宴舞之辞，甚至军歌。大凡配乐演唱之诗，皆可称之乐府。及至唐宋，乐府概念之外延进一步扩大，唐之乐府包括美刺之诗，宋之乐府包括词与曲。

    早在《诗经》之前，即有采制乐府。乐府作为诗体，形成于魏晋六朝。乐府的文本，早期有《陌上桑》、《木兰诗》、《孔雀东南飞》等经典，中晚唐出现了多种体现“新乐府”精神的诗人诗集，宋代有郭茂倩汇编的《乐府诗集》，如果把明清各类民歌总集诸如冯梦龙汇编的《挂枝儿》、《山歌》等都算上，乐府的文本可谓蔚为大观，从头至尾未曾中断。

    关于汉乐府的理论问题，刘勰的《文心雕龙》、昭明的《文选》、徐陵的《玉台新咏》均有论及，主要强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从文本上看，汉乐府做到了“浪漫抒情”与“关注现实”两不误，突出了诗人的个性自由，既表现出了《诗经》的自由，又表现出了《楚辞》的主体性抒情，属于典型的直接抒写。

    从语言上看，汉乐府无论慷慨还是婉约，皆注重口语，天然去雕饰，质朴真情，素淡有力。五言与杂言打破了之前的四言与骚体，单一的押韵也被打破，而且在那么早的时候，乐府诗中就已经出现了对话与独白的叙事。后继的大家如曹操五言、李白杂言等，皆源于乐府。长篇叙事诗、曲子词更是源于乐府。甚至唐传奇、宋话本等等，皆受过乐府之喂养。所以，汉乐府之影响深远已无须赘述，它影响后世文学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从骨子里看，最关键的影响就是直接抒写。

    唐代韩柳集团掀起古文运动，一直波及到宋代，影响到明清的“尊唐”或“宗宋”之争。这其中，诗歌运动即是由乐府来唱主角的，谓之“新乐府运动”。先有杜甫、韦应物等发其先声，再有白居易、元稹等掀起高潮，后有皮日休、杜荀鹤等继承延续。从白居易50首《新乐府》以及杜甫、元结、顾况、元稹、张籍、王建等人的传世作品中不难看出，新乐府诗人们所追求的目标，除了“美刺”之类，就是直接、真实地再现生活，也就是直接抒写。

    “新乐府运动”的诗学理论非常重要，可以看做汉诗史上关于直接抒写理念的第一次系统阐释。核心理论家就是白居易、元稹。诸如“美刺比兴”、“因事立题”、“诗歌合为事而作”、“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等等，皆反映出诗人关注当下现实的诗学理念，与新立场提倡的坚持当下性原则、收拾大众心灵残局意思相近。特别是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总结的十六字口诀，可以看做唐诗理论中关于直接抒写的理论纲要：“辞质而径”，“言直而切”，“事核而实”“体顺而肆”。

    后来的乐府精神，延续于宋词元曲、明清民歌等诗歌文本中。乐府精神在理论上的延续，体现于明清之际“尊唐”或“宗宋”之争中。甚至可以说，汉诗史上的历次诗学争论都与复古有关，只是程度大小不同而已，历次复古又都与纠风有关，历次纠风都与直接抒写有关。

    所以说，乐府是未曾中断的直接抒写，乐府对汉语诗歌的深度影响，主要就是直接抒写的影响。我们看唐宋古文运动，先撇开复兴儒学等意识形态层面的意义不谈，其中的诗歌复古，究竟复的是什么古呢？复的就是乐府的古！复的就是直接抒写的古！诗人们为什么要复古呢？因为诗坛积弊久矣，需要纠风，直接抒写就是用来纠风的。

    2009-10-30 芜湖

《诗经》、《楚辞》与两条论纲

——关于“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三）

白鸦

    汉语诗歌的源头，一眼望过去，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什么？概而论之，无非是三种文本、两条论纲、六字口诀。三种文本是“诗经、楚辞、乐府”；两条论纲是“思无邪、诗言志”；六字口诀是“赋、比、兴、风、雅、颂”。汉语诗歌史上最早关于直接抒写的自觉，即藏在这些源头之中。第一次自觉与《诗经》有关，与“思无邪”有关。第二次自觉与《楚辞》有关，与“诗言志”有关。

    一、《诗经》的直接抒写：还“思无邪”的本意

    中国诗人，大概没有不知道“思无邪”与“诗言志”的。

    所谓“思无邪”，本来只是《诗经》里的一句诗，出自《鲁颂·駉》的最后一句，原文是“思无邪，思马斯徂”。这句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只是诗人直抒胸臆，形容原野上的牧马自由奔跑、畅通无阻的样子。“邪”在这里不是指邪恶，“思”在这里也只是个发语词，没有实义。

    这句诗，既展现了原野上的一副自由画卷，又抒发了诗人的自由心情。如果把这句诗提取出来，用以象征《诗经》的某种风格，或用以概述诗歌的某种特点，那即是自由、抒情、直接，即是汉语诗歌史上最早关于直接抒写的自觉。

    问题是，孔子也说过“思无邪”。他说的“思无邪”是对《诗经》的一句评语，算是孔子的诗论吧，但意思却与《诗经》里的原意完全不同。孔子强调的是诗歌的教化作用，“思”的意思变成了“思想”，“邪”的意思变成了“邪恶”。在孔子的教育观念支配下，诗歌的意义主要在于教育他人，促进社会和谐，即所谓“教诗明志”、“温柔敦厚”，至于诗人的主体性问题，他似乎没有太当一回事。

    当然，孔子在《论语》中也有提及“情”的内容，看起来与直抒胸臆、宣扬主体性的直接抒写沾了一点边，但作为教育大师，孔子论《诗经》主要是取诗的教化作用，他至少是无意中遮蔽了诗人的创作主体性，从而阻碍了诗本身的发展。汉语诗歌史上最早关于直接抒写的自觉，是被孔子害了。

    也就是说，《诗经》本来就是自觉的直接抒写，侧重点表现为“自由”，但经孔子用“思无邪”那么一评价，反而坏了事，因为他把《诗经》中“思无邪”的本来面目改变了，把事情搞复杂了。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结果，《诗经》的直接抒写就真的被他一言给“蔽”了。

    后来的司马迁，也说过“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之类的话，出发点也不是《诗经》中“思无邪”的本来面目，而是受孔子误导，做了一番并无新意的发挥罢了。

    二、《楚辞》的直接抒写：对“诗言志”的反动

    孔子既然篡改《诗经》“思无邪”的本意，宣扬诗歌的教化作用，接下来，他当然就要强调“诗言志”了。不过最早提及“诗言志”的并非孔子，而是《尚书》。后来的种种“诗言志”之说，也非孔子一家之言，而是见诸多种典籍。

    诗歌到底要言什么“志”呢？诗歌史上关于“诗言志”的争论甚多，但总体上看，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重理，强调诗歌言他人之志；一类是重情，强调诗歌言自我之志。孔子的意思，当然是属于前者，这是有悖于直接抒写理念的，所以他必然会遭到反对。

    最著名的、最有成就的反对者就是屈原了。屈原在《惜颂》里说，他要“发奋而抒情”，屈原强调的“抒情”，显然是对孔子关于诗歌“温柔敦厚”之功能论调的反动，屈原没留下什么长篇大论，只有诗歌文本，他的文本可以看做是诗歌史上关于直接抒写的第二次自觉。换句话说，《楚辞》也是自觉的直接抒写，侧重点表现为“抒情”与“主体性”。

    当然，孔子也说过“发愤忘食”之类的话，但与诗歌没多大关系，孔子说的“发愤”也就是勤奋的意思而已。孔子甚至就没有说过一句跟诗本身有关的话。

    屈原之后，古人对“诗言志”的理解发生根本转变，诗人不再买孔子的帐，诗论家的主要论调也都转向了抒发诗人的思想情感、呈现诗人的内心世界。如《毛诗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后来的刘勰、钟嵘等理论家进一步发挥，使得“抒情”这一直接抒写理念逐步成熟。乃至后来的文学史上，人们把魏晋南北朝看做文学的自觉时期，究竟自觉的是什么东西呢？即是诗人的主体性，即是直接抒写。

    2009-10-29 芜湖

什么是新立场的直接抒写？

——关于“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二）

白鸦

    直接抒写，作为一种写作理想贯穿了整个汉语诗歌史，但动态地去看，它并非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内容模式。那么，新立场今天所倡导的直接抒写诗学理念，其内容与以往有何不同，应该怎么概括呢？

    早在2005年底，“可能阵线”诗学理论就明确提出了诗歌写作的三要素——叙述、生活、诗意。此即是倡导“让生活直接进入诗歌并产生诗意”的直接抒写，但这个三要素只揭示了直接抒写理念的一个方面。2008年底，我在《走下观念祭坛，回归诗学本位》一文中，将其作为“发展叙述策略”的一个子内容略作论述，亦未充分展开。2009年初，梁小斌先生在《亲情大同：走出新诗的“死穴”——谈白鸦的诗歌新立场》一文中，倡导诗歌应该抒写“中国平常人无史可录的、只有家谱记下一笔的生命真相”，并指出这种生命真相不应该被“当代国家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形形色色的‘史话’所干扰”。梁小斌先生的这段话，正是对新立场直接抒写理念的深刻阐发。

    具体来说，新立场所倡导的直接抒写诗学理念，可以大致归纳为七条提纲：一、让生活直接进入诗歌；二、建立充满可能性的叙述；三、产生阅读的互动性；四、坚持当下性原则；五、产生诗意；六、不拒绝隐喻；七、不是狭义的口语写作。如是七条提纲先概述如下，待后文慢慢论及：

    一、让生活直接进入诗歌。就是说，让百姓的常态生活在没有受到事件化、观念化、史话干扰的状态下直接进入诗歌。剥去生活的观念外套，还生活的本来面目，常态的生活即是最真实的现场。

    二、建立充满可能性的叙述。直接抒写不是历时性的、单线条的叙事，恰恰相反，它表现为共时性的、复式的叙述。叙事与叙述在诗歌文本中的根本区别，即是目的性与可能性的区别。只有超越了叙事的目的性，建立了叙述的可能性，才能写出“历史的当下性”与“当下的历史性”。直接抒写，即是真正意义上贯通了当下、历史、未来的抒写，是充满可能性的抒写。

    三、产生阅读的互动性。必须让读者能够从诗歌文本中找到多重的入口与出口，激起读者“猛然想起”他的那些遮蔽之物，就像写信一样，在诗歌中建立对话式的阅读互动。

    四、坚持当下性原则。当下是何物？并非仅指现在，而是指“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即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未来的意义也不高于当下。所以，从直接抒写的角度理解“当下性”，其实就意味着诗歌写作对时空的打破。换句话说，坚持当下性原则，即是直接抒写的时空观。当下性原则，体现在古人的诗论中就是“美刺”，体现在新立场的诗论中就是“收拾大众心灵残局”。

    五、产生诗意。不仅是产生一般美学意义上的诗意（和谐-优美），也不仅是产生所谓高级意义上的诗意（冲突-崇高），而是产生真正属于汉语审美范畴的诗意（气象-情怀），这才是我们的汉语传统。只要你是个用汉语写诗的诗人，无视这个传统，你最终只能获得虚假的成就。

    六、直接抒写不拒绝隐喻。事实上也拒绝不了，因此新立场反对“拒绝隐喻”之说，并认为这是极其幼稚的论调。我们坚信，即使是纯粹的口语实验诗歌，也可以抵达任何隐喻。没有隐喻的艺术不叫艺术，抵达不了隐喻的口语诗歌只是口水诗歌，只能说明你没写好。这一点，很多优秀诗人已经通过大量的诗歌文本予以证实。

    七、直接抒写不是狭义的口语写作。新立场认为，口语写作与直接抒写没有必然的亲密关系，而所谓的“后口语”则是个空洞的概念。直接抒写当然更不是意象写作，意象写作与直接抒写也没有必然的敌对关系。直接抒写不排斥口语也不排斥意象，不依赖口语也不依赖意象。一个诗人，如果实现了汉语气场的突破，口语、意象等诸多手段对他而言本无分别，皆可随心所欲。

    2009-10-28 芜湖

直接抒写是文学自觉的反映

——关于“直接抒写”的诗学随笔（一）

白鸦

    何谓直接抒写？一言难以蔽之。

    这个话题谈得不好，极容易落入空谈。大道极简，本来无需缠绕，但简到极处，不明白的人也都以为自己明白了，一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道理。其实很多人自以为明白的直接抒写，可能仅是词典上“直接”一词的词义，再加之自己的推理想象罢了。说的人闪烁其辞，听的人稀里糊涂。如果听者基于浅显的理解甚至误解去进行写作实践，以为叙事或口语便是所谓创新，实乃误人不浅。故而写随笔一组，慢慢道来。

    倡导直接抒写，是“新立场”重要的诗学理念之一。在《中产阶级诗选》一书的附文中，诗人北魏将直接抒写拔高为“一种生产力”，但未能明示其实义。杨四平教授在《中产阶级立场写作》一文中称之为“直接叙写”，意思一样，他还从写作技法层面总结出直接抒写的“链接、缠绕、旋转”等三个特征，似未切中要害。最近，青年诗人黄运丰、潘建设、高标等组织了多位80后诗人，在玄鸟诗歌论坛展开“限度叙事与直接抒写”的主题讨论，这种理论探讨显然意义深远，气氛也很热烈，但也存在着一些理论上的误区或盲点。

    纵观汉语诗歌史，我认为：从诗歌表现手法层面讲，直接抒写是新诗叙述策略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学精神的层面讲，直接抒写是每一个时代“文学自觉”的反映，自然也是当下时代文学自觉的反映。

    直接抒写理念由来已久，并非什么新鲜话题，可以追溯到《诗经》里的“思无邪”（并非孔子所说的“思无邪”）、屈原的“发奋而抒情”、唐代的“新乐府运动”、宋代提倡的“以文为诗”，明清之际的“尊唐”或“宗宋”之争、胡适提倡的“作诗如作文”。可以说，直接抒写一直以来就是汉语诗歌的写作理想。

    其实在每一个变革的文学时代，都曾提出过直接抒写理念。每一次重提直接抒写，都意味着一次文学的自觉。比如从唐宋到明清，文学史上的复古思潮此伏彼起，每一次复古思潮的内容，概括起来基本上就是三种自觉，一是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觉（比如复兴儒学）；二是文学功能层面的自觉（比如提倡美刺）；三是写作技法层面的自觉，比如魏晋诗论讲“情志结合”，唐宋诗论讲“以文为诗”等，此即是关于直接抒写的自觉。

    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一定要动态地理解直接抒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直接抒写并非仅仅是就写作技法层面而言的，很多时候，它也包括了意识形态层面与文学功能层面的内容。比如我们今天提倡的直接抒写理念，要求“让生活在没有受到事件化、观念化、史话干扰的状态下直接进入诗歌”，这显然是反“观念”的，属于意识形态层面。再如我们提倡的“当下性原则”，显然与传统诗论中的“美刺”一脉相承，属于文学功能层面。

    其二，不同时代所提出的直接抒写理念，内容并不相同。因为在每一个时代，诗歌的发展总不可避免受到当时歪风邪气的遮蔽，重提直接抒写，是针对前一个时代以及当时的文坛弊病，是对当时固有的陈腐诗观的反动，或是对当时不良诗风的纠正，因此重提直接抒写往往是迫不得已的事。我们今天重提直接抒写，也是这个原因。

    正是因为每个时代的文学弊病不同，提出的直接抒写理念自然也不同。比如在屈原那个时代，直接抒写的核心理念就是“抒情”，因为当时的诗坛弊病在于言志不言情，“情”与“志”分离；比如在唐代，白居易领导新乐府运动时，提倡“诗为事而作”的直接抒写理念，因为当时的诗坛弊病在于“嘲风雪、弄花草”。所以说，汉语诗歌史上的直接抒写理念始终是动态的、相对的、具有纠风意义的。

    2009-10-27 芜湖

读古诗（二十四）

◎ 白鸦

殷商多帝王，竟无诗传世

诗在民间

听起来自然刺耳

文王演周易，才高十斗

自称“彼凤皇兮，衔书来游”

继而装神弄鬼

“瞻天案图

殷将亡兮”，文王作诗

骗取天下不少信众

待武王伐纣，“上告皇天兮

可以行乎？”

当然行！只需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

战争立即正义起来

后来东周列国

打出统一的旗号杀人灭国

大约始乎此

周成王也自称看见了凤凰

“凤皇翔兮於紫庭

予何德兮以感灵”

后来的套话“朕何德何能”

大约始乎此

秦始皇在洛水之畔焚香磕头

亦作诗，“洛阳之水

其色苍苍”

此等美句，还真不像个霸王

可惜不为美人

只为取悦几个神人

后世帝王，诗中无非美人

无非仙人

无非卖命的人

观乎帝王千卷诗

心思无非两句

一曰：祖国山河一片红

一曰：谁主沉浮

2009-10-19 芜湖

读古诗（二十三）

◎ 白鸦

帝王作诗，最初不为风雅

不失风雅

竟一代不如一代

“醊祷进福求年丰”，尧一边弹琴

一边高歌

只为感化神人，佑我子民

子民在上，百姓无事

有老者击壤而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舜的心思也一样，“解吾民之愠

阜吾民之财”

不过，舜开始讴歌江山

“日月光华

旦复旦兮”。忽一日

舜周游，见鸟雀远飞，倍感思亲

“日与月兮往如驰

父母远兮吾安归”

圣人也是人

儿女情长

却有“三过吾门不入

父子道衰”，禹算是个大丈夫

非不孝也

孝乎天下，大孝也！

禹终究没有白干，“绥绥白狐

九尾庞庞”

待天下太平，抱得美人归

禹开始收获美人

至此，帝王作诗

格局初成

头顶神灵，手捧江山，脚踏子民

心中一个我字

身后美人三千

庭前置鼓，案前置酒

一鼓而牛饮者三千

2009-10-19 芜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