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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形式的脱离
秦汉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学艺术百花齐放,诗经,楚辞,论说各家主张的说理散文,无不流露着人类文明初兴的烂漫与质朴。字里行间,恪守着自然地整齐美、对称美。直到战国末期秦初,这一传统的审美仍在潜移默化的生发。
如李斯《谏逐客书》,开篇有一段“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与《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中“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大有相似之感,句式,节奏,乃至于内容,于参差中有一种整齐的精心排版,但也已经跳脱了铺陈的排比句式,渐渐显露出忠于内容而忽视形式的实用方向。
尽管《谏逐客书》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风格节奏相似,但也已无春秋及战国初年那种以诗入文的格律感和意境感。
至汉朝,文与诗的形式分离更加明显。汉·贾谊《过秦论》通篇,几乎全无诗的特有美感在其中,“此四君者……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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