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秋形式的脱离

秦汉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文学艺术百花齐放，诗经，楚辞，论说各家主张的说理散文，无不流露着人类文明初兴的烂漫与质朴。字里行间，恪守着自然地整齐美、对称美。直到战国末期秦初，这一传统的审美仍在潜移默化的生发。

如李斯《谏逐客书》，开篇有一段“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与《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中“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大有相似之感，句式，节奏，乃至于内容，于参差中有一种整齐的精心排版，但也已经跳脱了铺陈的排比句式，渐渐显露出忠于内容而忽视形式的实用方向。

尽管《谏逐客书》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文风格节奏相似，但也已无春秋及战国初年那种以诗入文的格律感和意境感。

至汉朝，文与诗的形式分离更加明显。汉·贾谊《过秦论》通篇，几乎全无诗的特有美感在其中，“此四君者……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文字中散略的浮着排列的人名地名，除了单纯的罗列作用，作者并无追求美感的意图，单句的格律并无整齐，整合成段，甚至成文之后，才可以窥见其中隐约的对仗（“……之徒通其意”与“……之伦制其兵”），与其说这是对诗歌的继承，更不如说这是对文明以来行文传统的习惯。这时的散文，不再有诗的影子，已完全脱化为散文，为说理详尽而服务。

不仅在句式格律上散文与诗歌开始有所脱离，纵观全文，在文章的结构与节奏上，秦汉散文也跳出了东周诗文的套路。如中国文学的传统“比兴”，经春秋提出，同样春秋的诗文也堪称比兴的典范。《诗经》中常用比兴手法，如《关雎》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用的是起兴；《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位伊人，在水一方。”也亦然，入题并不直接，有一种含蓄朦胧的趣味。乃至前处提到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开篇也以前人举例作比起兴。再观李斯《谏逐客书》第一句“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贾谊《陈政事疏》第一句“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如果秦时的开篇堪称直接，那么汉时的起始则可成凌厉了。

二、实效主题的开放

文与诗渐趋脱离独立的苗头，并不单单表现在形式上，更深层次的刻画在内容和内涵上。秦汉散文且不再是探讨人生处世一类的虚写主题，而是针对时事的实效主题。

春秋战国时期的说理散文，专注于士人内心，个人人格完善的方式记录；在秦汉，散文家赋予了散文新的历史任务，指点江山，扛鼎众生，不再探讨单一的个体怎样生活的更好，而是一个团体的生存条件。这与秦建立大一统国家，中央集权君权至上的体制确立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秦一统的政治野心的满足，汉初天下初定的安抚需要，都决定了政论散文的大兴。政论散文又大多是作为臣子的下对君主的上呈，既无前朝抒情诗文的清奇灵逸，也无后世怀古文赋的激昂愤慨。李斯的《谏逐客书》做了很好的示范。谏文并未从被逐之客的角度来申述被逐的不便和安危，而是立于帝王之后，以君王治国的出发点循循善诱，便于君王接受——从治国百姓家说道君王一己享乐，从抽象的人才贡献说道具象的器物（包括美女）功用——有例有据有理。述文浅显，论道直白，纵线贯穿，由深入浅，也是由点铺面——由人才的引进扩展到整个国家各个层面的开放。

贾谊《论贵粟疏》和晁错《论积贮疏》都是关于民生粮储的政论散文。都引用了“仓廪实而知礼节”的观点，落于封建阶级等级的维护，点明了君王爱民实为巩固自家天下，是其历史局限。但从另一方面说，进谏的出发点并未从君王治国策入手，而着眼于民生衣食，起主题立意又有一定的民主性进步性。

《论贵粟疏》又有了诗歌的格律，但亦已经褪去了诗歌的意境之美，更动人心魄的是其慷慨急切的悲民之心。《陈政事疏》中也有这样的悲悯情怀，虽然纷述庞杂，大抵是说伦理之于治安的重要性。其苦口婆心的风格，后世诸葛亮《出师表》与其相类。

汉散文古直激切，秦散文则有一种气定神闲的笃定和自信。

《吕氏春秋》善用典故，先叙后议，用一个浅白的故事，阐申一个更深刻的道理。如《吕氏春秋·察今》故事中无论是溺水的士兵，遗失的宝剑，投江的婴孩，对于他们遭遇的叙说都有一种冷漠至残酷的滑稽荒谬，造成当事者与旁观者态度的强烈反差，逾越千年，如今读来仍有一种惊心的凌冽。《吕氏春秋·顺说》是一片很有意味的小品，貌似谏主孔墨之道，实则是对引导方式的推销。《吕氏春秋·荡兵》则代表了秦汉散文的作文思路，逻辑顺序极强，不拘于时间顺序，也并不浪漫随性，说理恳切缜密。

       秦汉散文主题内容的转变更深层次应探究到政治的大变革。君权被抬升凸显，先民对自然的迷信逐渐转为对人君的敬畏，首先，开启了务实之风；再次，当士人不再为“天道”祭献之后，必然会转为为至上君权服务；又次，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概念深化明朗化，那么对国家实际问题的解决则成为热点。

三、诗与赋之间的短暂花火

       尽管秦汉散文转折了春秋以来诗文相类的文史进程，但政论散文因其自身的严肃厚重，并不能在王朝安定一派升平之后附和时代，继续大放异彩。取而代之的是汉赋的兴起，汉赋成为汉文学的代表，又一个时代的代言。汉赋，冗重而彩丽，铺张而奢华，正像安定下来的汉王朝，繁华明艳，完全不同于秦朝和汉初的军政动荡，人心惶惶，文人雅士也渐次放松了关于政治论调的苛责悲切，体物写志与歌功颂德又成为文章的内容和主题。秦汉散文的冷峻警醒，在周诗的清丽天真与汉赋的明丽动容之间，犹如短暂而花火，一闪而过。

       依我以为，秦汉散文的再次发光，得益于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虽然仍旧是繁华动人的朝代，但经过汉后几朝更迭的教训，士大夫们在抒情状物之余，更多了一份沉稳老练。

且不说古文运动意图改革的便是由汉赋沿袭而来的华而不实，推崇的便是先秦与秦汉。对照起先秦与秦汉，我认为，唐宋古文运动所倡导的文风其实更贴近秦汉。前文提到（<一、春秋形式的脱离>），春秋战国的说理散文仍有诗的排偶、格律的影子，真正从诗歌的格式框架中解放出来的实为秦汉散文，质朴自由，不受拘束。

如唐·柳宗元《捕蛇者说》一文中，大部分篇幅引述“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再观汉·晁错《论贵粟疏》，文中也有大段举证“今农夫五口之家”。对于两篇同样以“贵”——粮之贵，税之贵——为针对的散文，采用这样的方式，又同是这样的淡然无奈的口吻，不能不让人觉察其中的关联。再又宋·王安石《伤仲永》对于亲身见闻的记述，也颇易于使其与《吕氏春秋》中的传言故事产生相似之感，更何况同样是将含义道理包括在故事之中，微露于文章之尾需人揣摩的布局安排呢。

不仅严谨务实的风骨形态被传承发扬，秦及汉初散文的思想更是被后世广为借鉴。又如贾谊《过秦论》，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之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补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推及唐·杜牧《阿房宫赋》点题末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两者观点的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阿房宫赋》是《过秦论》的扩展，细化，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