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复员回到北京时，是带着伤回来的。复员前在炊事班，有一次蒸包子，笼屉巨大，得几个人抬到大铁锅上。到了锅前，我双手抬着笼屉，背身蹬上灶台，往后挪，一脚踩进沸水翻滚的大铁锅里。当时是冬天，穿着大头皮鞋，开始还说“没事没事”，不一会，刺啦刺啦地疼，站不住了。左脚脚踝处烫出一个十厘米高、约五厘米宽的烫伤，很严重。直到回北京，还是一瘸一拐的。

       这是1978年3月下旬，离高考还有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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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就是为考大学。从1966年全国取消高考，大学就瘫痪了。几年后开始小规模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实际上是正治标准第一，不管文化水平，说不上是正规的大学教育。1977年恢复了高考，举国震动。从理论上讲，这是给了全国所有青年一个平等的机会。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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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聪明绝顶的人，会被低级骗术给骗了。

    蒋大哥是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参透阴阳盛衰的人，有着极为复杂丰富的人生阅历。九十年代初期，却被人骗走了3万美元。

那个骗子我见过一次，没说过话，是属于我一看就觉得不是好人的类型。我给他起的外号叫“西瓜”。西瓜与蒋大哥以前有些交往，流落到纽约后，又联系在一起。当时蒋大哥在纽约也落脚未久。身无分文的西瓜提出了一套赚大钱的商业计划，居然把饱经世故的老蒋打动了。老蒋户头上有3万美元存款——他到纽约才一两年，能存这么多钱实不简单——统统给了西瓜。

    西瓜赌咒发誓，说这笔钱在多长时间里就能够盈利，然后按期把利润分给老蒋，共同发大财。可是他拿了钱后，立刻来了个人间蒸发。老蒋四处寻找，没有任何人知道此人的下落。

    蒋大哥的太太气得要命，说你刚存下3万，怎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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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年代中期的一天，在洛杉矶，一个陌生人打来电话，自我介绍说叫李娜，刚从北京来，是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金湘教授的学生，金老师托她给我带了一封信。

    金老师与我是忘年交，而且他的女儿女婿是我非常密切的朋友。我马上开车到了李娜的住处。

    她住在一个朋友家，朋友是一对北京人夫妇，家里养了一条大狗。李娜30出头，矮个子，稍胖，相貌和穿着很普通，也很朴素。金老师在信中说李娜是著名歌手，这次到美国是搞演出之类的事情，让我多关照。就是一封介绍、拜托性质的信。

    我平时不关注流行音乐，也很少听。所以不知道李娜这个名字。既然是金老师介绍来的，我肯定要招待。我问李娜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她说没有。我说如果想去什么地方，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可以陪她去。我没问她来美国干什么？这是我的习惯，从不问别人这类私人问题。

    李娜不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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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群1955年生，2016年因病去世，年才61。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是77岁，他比平均数低了16岁，真是天不假年，走得太匆忙了。

    我1985年就认识何群了，很早，一直有联系，一直联系不多，来往并不密切。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很可爱，我想我会一直记得他的。

    他的家庭和成长背景与电影没有关系，因为爱画画，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后来他在一次会上说过：上电影学院之前，我觉得演员、明星很神秘，以为他们都不拉屎呢，上了电影学院以后，才知道他们也拉屎。

毕业后，他、张艺谋、张军钊分配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这是个小破厂，广西又在偏远边陲，可能是电影学院八二届毕业生里分得最差的单位。分得好的，比如田壮壮、夏钢、陈凯歌都在北京电影制片厂。这样的分配是否与出身有关？外人不能遽下结论，因为不清楚内情。但是正好，田、夏、陈都是文艺世家，而且地位很高，而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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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妮妮管戴锦华叫戴小姐。戴锦华1982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分到电影学院当老师，没两年，就开始撰写电影研究方面的文章。妮妮跑电影学院跑得勤，上上下下都熟悉，是她把戴小姐带到我们编辑部的年轻人中间。

    我们编辑部年轻人少，小陈和小田管收发稿件和外联等事务性工作，单独有一间办公室。我和妮妮、小夏没事儿就跑到她们的房间去聊大天儿。那时影协在和平里的大楼刚盖好，我们在七层。有一天小陈有事先走了，小田忽然发现她忘带一件东西，趴窗一看，她已到马路对面的公交站（那时还没建北三环路），相距甚远。小田和妮妮就喊她。这二位都是娇滴滴的嗓音，细如蚊蝇，小陈根本听不见。我分开二位，说：“起开起开，瞧我的。”一运气，大喊一声“陈霄——”小陈立刻抬起了头。把小田和妮妮给笑的！小田说：“晓阳这破锣嗓子，真难听，但是穿透力太强。”

    戴小姐跟我们很对脾气，有时也来我们这里聊天。她词锋犀利，咄咄逼人，女性意识很强，分析问题深刻。我常跟她开玩

我的朋友晓宏，男，面如敷粉，声音甜美，以前当兵的时候，曾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上播过诗朗诵。我和他就是在部队里认识的。我有一次到乌鲁木齐看病，就住在他的寝室里，常常漏夜倾谈，甚相得也。也是在那儿，他居然找来一本三岛由纪夫的《春雪》，我一口气读完，震撼不已。那是一本“内部书”，专供军级以上干部批判用的，不知怎么竟流传到当兵的手里。书里写腐朽没落的贵族生活，写轮回转世，写性，将男性生殖器形容为“如蟠龙松根一般”。好家伙！须知那是一九七七年，隔壁警卫排的战士们正在五音不全的齐唱“敬爱的华主席，我们的好领袖，毛主席把大业交给了您，全党最放心”哪！华主席要知道我们革命战士在保卫祖国边疆时读这种书，还不气疯喽！

不久复员回北京，晓宏的父母还在外地，北京没有家，在我家住过些日子，一起复习功课考大学。毕业后分在一家杂志当编辑。渐渐来往就少了，到我出了国，互相竟连地址也没有，一别数年无消息。想不到的是，大约从三年前，晓宏开始找我，找的方法很死心眼：我家住在北京站附近，他每次来接送人，必拐到我家看看，看了三年，回回是大门深锁，人去屋空，他还是照看不误。九四年的一天晚上，九点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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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夏，两个美国小伙子来到北京，考察中国电影。小淀把他们介绍给我，我是电影杂志的编辑，也算一个访谈对象。

       他俩二十多岁，都是名校出身，一个学的是国际政治，一个好像是哲学专业，因为热爱电影，毕业后在好莱坞找到工作。艾伦·杰森费德是犹太人，留着一把大胡子，开朗、聪明、善于交际，他的理想是当导演。吉姆·泰勒长得秀气，比较腼腆，话少一些，志在写剧本。他们此次是从一个基金会申请到一笔钱，来进行考察的。

       二人从未来过中国，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唯一的概念，是中国是个专制国家。因此，刚到北京时，都有点儿害怕，处处小心谨慎。他们住在友谊宾馆，在餐厅吃饭时，看到菜单上有饺子，就想点6个尝尝，当菜吃。服务员不懂英文，他们指指菜单上的中英文“饺子”，用手比划数量，一只手伸开五个指头，另一只伸一个指头。结果饺子一端上来，是整整60

       粉碎四人帮后，北京城里最让人激动的事件之一，就是看“内部电影”。

       各机关大院（不论是地方的还是部队的）凡有礼堂的，都在放。政协礼堂、红塔礼堂、甚至很多公共电影院也都放。只要能搞到票，谁都可以去。片源主要是外国老电影、文革中被禁的国产电影和港台电影。真是雪消冰裂，在丝丝寒气中，春意袭来。

       我骑着自行车，风尘仆仆地奔波在四九城，一边蹬车，一边偷着乐，长年的精神饥渴，得到了极大满足。

       好莱坞三四十年代的《魂断蓝桥》《瑞典女王》《屏开雀选》（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给我印象最深。女王最后乘船离开瑞典，是影史上的一个经典镜头，她站在船尾，遥望故国，镜头推成她的面部大特写，把她丰富的内心活动展示得淋漓尽致。后来我才知道，在拍摄时，演员嘉宝问导演这场戏怎么演？导演回

       在彭小莲拍的一部纪录片里，贾植芳说：“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都很绅士，比如胡适。从日本回来的，都有流氓气，如陈独秀、李大钊等等。”（大意）

       这个说法有意思。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有两大派：英美派和法日派。英美派的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还有陈源等。法日派的领袖是李石曾（留法，河北高阳人），他是蔡先生的好朋友，但他在北大时间很短，且胸怀大志，是要另开局面的。法日派中在北大真正有影响的，是一帮浙江人，或称浙江派。

蔡先生掌校，身边自然被许多人包围。罗章龙说：“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周围的师爷们很有谋略，很能办事，但很顽固、保守”，所以罗等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特意避开那些师爷，直接找蔡校长批准。当然这是罗的一家之言，而且他也没点明所谓“师爷”是谁。

根据其他人的说法，对蔡元培影响最大的，是沈尹默、沈兼士兄弟等浙

阿坚外号大踏，本名赵世坚，但是世人知有大踏，而不知有赵世坚也，本名早已废弃了。他的事迹太多，反而不好写；有的涉及隐私，不能写；又有的我在别处用过，忌重复；剩下来的，只有不那么精彩的部分了。

他上大学前当过工人，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年中学教师。教课时，如果有朋友来找他，他就招手说：“来来来，你帮我讲一段儿。”他的朋友也都是奇葩，走上讲台就开讲，一点儿不客气。他则撒丫子开溜，跑到不知哪里去了。一年以后，他辞去教职，再也不工作上班了，一辈子不治生业。

生活怎么办？住，有一间小平房，在灵境胡同，我没去过，听说有床。吃，反正朋友有的吃，他就有的吃，身体太棒了饿几顿根本不算回事，何况这种情况不多。他外出不锁门，朋友路过他家，会进去给他放两条烟，或者囤下些干粮，不留名不留姓。他的（一般意义上的）女朋友们，都知道他的尺码，估摸着该添新衣了，就给他添新衣，但不能给他买太好的，因为如果有谁夸他的衣服好，他就脱下来送给谁。

他骑自行车不仅仅是代步，也代汽车代火车代飞机，通常一个“小距离”的半径是北京到沈阳。他对走路和爬山不是爱好，是发疯，迄今为止，已经爬遍了北京周围所有的山，没错，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