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下午，在2017春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上，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换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新任会长刘和平在会议中表示，“我们创作其实有两头，一是原创，一是改编。”3月21日下午，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就创作的“原创”和“改编”召开内部讨论会，专门研究此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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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原本分别在两个会场进行讨论的成员，在十几分钟之后全部回归“原创”讨论区，两组人员合二为一。分析其原因不难发现，在主流编剧界，“原创”号召力远远大于“改编”。目前从事IP改编的编剧多为入行不久的年轻编剧。在有经验的编剧看来，“原创”才是体现作者价值的阵地，成就感更高。

“原创”和“改编”的关系因何走入困局 ？

“原创”和 “改编”看上去有些对立。主持论坛的编剧汪海林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影视创作的形态出现了一种极端化的趋向。在这个问题上，包括媒体都对编剧有些断章取义，有一些误读，把它营造成一种对立关系，编剧其实并不希望它是割裂和对立的关系。

汪海林说：改编本身的价值，我们都是很清楚的，不要在常识性上进行讨论。但是我们要看到资本的阴谋在哪儿？我们现在有没有改编作品的品牌编剧？编剧帮助IP升值以后，成就的是IP，不是编剧。好莱坞有专门的改编奖，最佳改编剧本奖，这个价值体现在编剧身上，没有体现在小说身上。我们编剧行业的行业利益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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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个文化批评的问题。文学价值就是文学价值，我们有的时候不要过多地想观众要什么。我们编剧应该研究审美问题，而不要研究观众问题。我觉得观众没有变过，包括年轻的观众，几千年来都没有变过。

所谓把创作交给市场，交给观众，是外行的说法。我们创作，是我们有话要说。有一个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说了一句话，叫做：请切记，没有作者便没有观众。我们现在是没有观众，就没有作者，完全搞反了。编剧的文化自信就在于我有故事，是我讲给你听，不是你想听什么。

王力扶说：过去这三年，可能是最血雨腥风的三年。我们好像被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其他行当背叛了，联合起来绞杀了。原创的作品不被认可，原因是你没有大咖，没有IP，但就是与作品好坏一点关系都没有。说到改编问题，我也不排斥改编。我想说的是在这个网络疯狂野蛮生长的时代，我们所谓的这一批IP读者实际上是一批在乡村加速城市化过程当中被基础教育抛弃，没有成长和自我学习能力的一帮非常可怜的孩子。这并不是诽谤，也不是偏见，而是这帮孩子选择自己的日常阅读的时候，选择的都是一些思想含金量非常低的文字，我觉得你一定要把它称作文学的话，还是低俗文学比较好，不要称作通俗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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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智弘说：一个行业最重要的是风气，是榜样。如果我们看到刘和平老师七年磨一剑成了，我们就会觉得咬牙挺一挺、受受苦、受受穷不怕的。但是刘老师七年磨一剑万一败了，我们这点破铜烂铁还磨啥。不平则鸣，不平则思辨，或变好或变坏，或当叛徒或坚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当我们看到一些好的例子，同声相求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孟婕说：根据经验判断，改编剧本势必牵扯到前编剧的不满，而减少这些麻烦的途径，就是坚持写自己原创的东西。此外，原创的过程给编剧在创作中的满足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直支撑着我的动力。

赵冬苓说：对我来说，原创我也改编过，改编对我来说也是原创。在我心里，对改编或者原创都没有什么心理障碍或者忌讳的，比如莫言我也敢改，不管是谁，我觉得对我来说只是素材。

陈枰说： 我们做改编的不见得不会写剧本，改编可能比原创还要难，因为你拿到的东西是你不熟悉的，也许是你根本没有接触这个领域的。我改编的小说，是特别难改的，有大量的内心活动。我们作为编剧就要外化，你就要有创作技巧，首先懂得你作为编剧的视听语言。你的剧本拿出让人家一看，人家觉得视听语言特别强烈，这就是电视剧或者电影。不管是原创还是改编，首先你要对得起自己，就是你内心深处的要求。如果你要求得很松散，那么体现出来的也是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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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三源说：要做原创编剧的话，首先你要认同自己是一个作家，一个表达者。你所写出来的文字，做出来的作品，要占据公共空间、公共播出平台的，那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不是我跟甲方签了约，不管写成什么样，反正给我钱了，这样你就永远是三流编剧，成不了一流编剧的。很多金融资本进来了，表面上IP猖狂一时，但也是因为原创不够强悍，如果原创够强悍的话，我们一屋子编剧一年拿20部戏，打IP我就不信打不下去。所以还是心气和追求的问题。

陈彤说：IP剧有一个数据，任何小众都是大众。比如这个剧在网站上，总会有一批读者喜欢它。但是原创在拍出来之前没有这个数据，所以就非常吃亏。我个人并不是很排斥IP，或者说小说改编。我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重新做。我们原创的作品如果做得好的话，能上墙的作品也许五年以后也会变成IP，会被另外新的年轻编剧改编。目前市场上一些影视剧出现粗制滥造的情况，主要由于留给作者改编的时间太紧张，或者要求不太高。但是并不能因为一些在改编上不太成功，就否定整个改编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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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广顺说：今天讲原创编剧，编剧是整个电视剧生产线的起点，没有起点以后的所有一切都在空转。不论社会上尊重不尊重编剧，但其实编剧的作用所有人心里都明白。我有两点经验分享：一、千万不要急功近利；二、写你最熟悉的。如今电视剧的市场很成熟，但是风险也很大。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写自己最熟悉的，总是跟风，你就永远是失败者。

刘和平说：对于以后的创作，我对自己提了三条要求：第一、没有价值突破的不写，包括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突破；第二、没有小说性的我不写；第三，没有话题性的不写。

行业协会如何为会员提供利益保障？

在对“原创”和“改编”进行一番讨论后，电视剧编剧委员会成员对行业协会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通过行业协会，保障编剧自身利益、促进行业迅速发展。

卞智弘说：我总认为编剧、演员、导演、制片人、平台是乘法关系，如果在后面乘以0.5或者0.3，整体分数就会被拉低。我所讲的不只是编剧之间抱团取暖的问题，而是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如何与其他工种和链条形成良好合作，团结拧成一股绳，从而能够在资本冲击、IP暴涨的情况下，反将一军。

柴楚然说：行业协会能否帮助编剧寻找职业的编剧经纪公司，为原创作者建立市场方面的规则，与市场和公司对接。让编剧在进行原创的过程当中，能有原创剧本的维权保障，让我们的价格得到更高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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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广顺说，强烈要求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要形成文件，至少要在原创剧上恢复一剧四星；取消卫视黄金档不播涉案剧的规定；不让行业剧必须到有关部门审批；建议对明星高片酬立法治理，出台演员高收入特别税法；呼吁设立电视剧促进法，与电影一样。凡审批通过的电视剧不能因某领导一句话就停播，如果停播，国家必须负担赔偿责任；建议对收视率采取休克疗法一年，高稿酬、造假等许多丑恶现象必定绝迹。

张强说：建议把行业协会名称中电视剧三个字去掉，全称为中广联编剧工作委员会。希望借这次改革成立一个职称评定委员会，这个资格证很重要。   

黄晖说：希望在相关部门制定政策的时候能够对行业内，尤其对行业协会有一个听证的程序，有行业协会或者行业人员参与到政策的制定当中，尤其对于一些重大政策的制定。我们要求不完全参与，哪怕只有一个听证环节。

呼吁“一剧四星”归来，或者不要规定几星

3月20日的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换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传出“刘和平透露卫视黄金剧场有望恢复‘一剧四星’”的新闻。随后成为最近两天的热门话题，被媒体争相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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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起，国内电视剧的“一剧四星”播出模式被“一剧两星”取代，自此，大剧基本被一线卫视垄断，二三线卫视彻底失去竞争力，多靠二三轮重播剧填档；“财大气粗”的视频网站也逆袭而上，大剧先网后台播出模式逐渐流行，卫视在大剧首播权的争夺上竞争力下滑。因此，恢复“一剧四星”让许多卫视平台及影视从业者期盼不已。

在昨天的论坛中，刘和平强调，他在20日的会议中的用词是“渴望恢复一剧四星”。他也在此提醒媒体，希望再发文时统一将措辞改为“渴望”。开完会，编剧工作委员会会将这一呼吁形成文字，提交到相关管理部门。

在场成员纷纷表示赞同，并就“一剧四星”的恢复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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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扶说：昨天在现场听到刘老师说起，没有跟刘老师商量，自己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后面加了四个字“我们赢了”，真的像感觉像打了一场战役。好的转机出现了。

汪海林说：刘老师一直呼吁的“一剧四星”意义何在？重要意义在于开拓我们现在市场的单一模式。单一模式在于“一剧一星”，“一剧两星”，倾向于互联网审美和互联网受众的审美，因为互联网可以出到一半以上的收购价。

徐广顺说：“一剧两星”实施之后，调控效果不好。对电视实施“一剧两星”政策，对网剧则无任何限制，这是不公平的。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还为小鲜肉的片酬推波助澜。我建议我们电视剧工作委员会形成文件去呼吁。 

黄晖：天价IP、收视率造假等现象的盛行是近三年以来的事，不管它形成的原因有多少，“一剧两星”政策是非常直接的原因。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它在鼓励垄断，扼杀市场公平、良性的扩容性竞争。因为自古以来弱者就有一个天然的权利——抱团取暖。而这个政策扼杀了二三线平台抱团取暖、团结起来做大的可能。市场的绝对话语权迅速掌握在几个一线卫视平台和互联网几大平台手中。短短三年时间，过去某些乱象几乎从20%到200%爆发性增长。真正公平的环境不应该规定几星不几星，我们希望它能够逐步地恢复开放的市场环境。

【文/小熊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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