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是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

社员参加生产劳动，生产队根据社员的劳动能力评给工分，年终时按工分分配粮食、金钱，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按劳分配。

由于工分与粮食、金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都非常看重工分，常常会为少记一个工分与记分员理论；常常会为被扣一个工分与生产队长争执。“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看似几个冷冰冰的阿拉伯数字，承载了多少社员的喜怒哀乐啊！我至今还记得挣工分的情景，它们常常电影画面似的浮现在眼前……

我14岁（1967年）开始干农活。“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那个家家住茅屋的贫穷年代，我家最穷，因为我家连茅屋都没有，且年年超支。从我记事起，就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常常是张家住几年，李家住几年，东徙西迁，受尽了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窝囊气。当时父亲65岁，弟弟12岁，连半劳力都称不上，全家3口人，只我一个半劳力，为了讨生活，瘦小的我不得不早早挑起生活的重担。

我和大人去山坡上割草垫圈，当时生产队有20多头牛。每到秋季阴雨连绵时，牛圈里便有许多粪水，牛在圈里如坐水牢。为了让牛少吃苦，同时也是为了多积肥，经常有四五个人割草垫圈。由于路途很远（去来三四公里），我上午割两担，下午割两担，每担五六十斤，一天得5个工分。这是我初次学挑担子，五六十斤担子压在肩膀上，走路踉踉跄跄的，肩膀还烧乎乎地疼。我知道这是初学挑担子要闯的第一关，只有肩膀像手掌一样磨出厚厚的老茧，才不会疼。于是坚持干了一个月，挣得150个工分，乡邻都夸我能吃苦，是农家孩子。

我干的第二件活是打谷子。

所谓“打谷子”就是双手将一小捆稻谷举过头顶，然后用力摔打在厚木板制成的“惯斗”上。惯斗状如装月饼的方形盒子，有4个角，一个角站一个人，4人一组，按100斤谷子4个工分计分。当时生产队种的稻谷品种是“特白8号”和“西南175”，这两个品种的米香软好吃，但谷子非常难打。一捆稻谷用力摔打十多下，木板震得“邦邦邦”地响，还有许多谷粒没掉落。而且稻谷上还有一层细细的毫毛，它们沾在脸上、手臂上、脖子上，浑身像爬满毛毛虫，又刺又痒，非常难受。4个人在烈日下忙碌8个多小时，累得腰酸背疼，才收获千把斤稻谷，平均每人10个工分。又扣去我3个工分加给3个大人，这样，他们11分，我7分。当时的工分值是10个工分一角钱，照此计算，我一天挣7分钱，可买3盒半火柴或一斤盐。当时，学生捡到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被誉为拾金不昧。在此背景下，著名音乐家潘振声1963年创作了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由于钱难挣，50后、60后、70后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不像现在有的年轻人铺张浪费，花钱大手大脚；也不像有的年轻人好逸恶劳，怕苦怕累。

此后几年，为了挣工分，我锄禾、挑粪等所有农活都干遍了，手掌上、肩膀上磨起厚厚的老茧。它是人生的烙印，铭记着我的青葱岁月和生活的艰辛。

1973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云南省大理师范学校，开启了新的人生，从此不再挣工分。而1978年包产到户后出生的人，则不知工分为何物。

此文2025年3月19日发表于《春城晚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