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本根与有天地——《边城》开篇有深意[1]

张新颖

一、寻“本根”持“白心”

鲁迅青年时代就痛切地感受到当时的中国是“本根剥丧，神气旁皇”[2] ，这是《破恶声论》一开篇就直指的要害，不管是国家、民族，还是个人，没有“本根”了，六神无主，无所适从。那么从哪里找回“本根”呢？我们都知道鲁迅对中国传统做过非常激烈的批判，他认为中国的传统坏了，而且越到后来越坏，传统是个大染缸，经过这个染缸一染，本来是好的东西也变脏污了。现在就是传统一路发展而来，变成如此不堪的局面。那希望在哪里？按照这个思路，希望所在，是没有经过传统污染的东西，青年鲁迅追溯到了“古民白心”。“古民”在这个传统之前，他们的心灵还没有经过染缸的浸泡，染上乱七八糟的颜色，还是素朴纯白的，我们应该从这里找到“本根”，恢复“神气”。鲁迅的这个思想，留给我们的问题和困难是，我们在传统的下端，“古民白心”在传统的前端，中间隔着几千年的历史，我们怎么跳过这么长的时间，和“古民白心”对接上？

这个难题中的时间距离，在沈从文那里置换成了空间距离：我们没法回到遥远的古代，但我们可以去现在的偏僻之地，找到“古民白心”。“礼失求诸野”[3] ，把“礼”字换掉，思路还是“求诸野”的思路。很早以前我读《边城》，还把它当成一个封闭空间里的故事，与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再去看，就觉得这样看把这个作品看小了。你看作品是怎么开始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这个叙述是说有这么一条路，沿着这条路能够找到这么一个地方和这地方的人。有路，就不是封闭的了。沈从文画这幅路线图，是假设外面有人来，由外而里的，是给外面的人来找这里用的，是“求诸野”的路。《边城》不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似真似幻，“不足为外人道也”，就是按照做下的标记再去找，“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哪里找得到；沈从文却肯定了边城这样的地方的存在，你看开头这么短的几句话，突出的句式是存在句，重复用了好几个“有”字（还省略了几个）：有路，有小溪，有白塔。也就是说，“求诸野”是可能的，找得到朴野纯厚的生命、刚健善良的心灵。为什么要找？为的是民族的“本根”和“神气”。所以，《边城》以及差不多全部的湘西作品，它们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沈从文个人的乡愁，并不仅仅是一个乡下人在城市里过得不如意而用记忆来安慰自己，它们有更大的用心。触着了这个大的用心，我们才能理解《边城》题记的最后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4]

……

沈从文和鲁迅两个人看上去很不一样，但是在他们的文学深处，却能够发现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青年鲁迅所揭示的“本根”和“白心”思想的作家，他的文学，也不妨说成是持守“本根”和“白心”的文学。

二、文学里面有“天地”

“天地”这个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关，却高于人事。读沈从文的文学，如果感受不到“天地”，会读不明白。譬如说《边城》这篇传播广泛的作品，里面有些非常重要的东西，没有这种感受，就漏掉了。

《边城》的故事很简单，但有个问题我们不能忽略：为什么“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到翠翠，都那么不能如人意愿？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也就是说，“天”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这也就是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5] 。

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 [6]

这一段话，每一句是一层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织在一起，仔细想起来很复杂。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改变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未必就能够避免悲剧；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那是因为，自来就有一个笼罩着他们的命运。可是，悲哀为什么会是自然“永久的原则”呢？

我们不妨反过来，用小说为这段评论做个“注释”，来看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就够了：作品开篇，描述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对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

但是这还只是一面。这个世界有悲哀不假，可我们读这部作品，还是会强烈地感受到明朗、刚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气象。“天地有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无止息。白塔倒了，可是又重新修好了；老祖父死了，翠翠却由此明白了从父母到自己的很多事情，人生自然上了一层；那个“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没有回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你看沈从文写最后一句，用了个感叹号！

在这里我顺便说几句沈从文的景物描写。沈从文也用景物这个词，但这也是从俗和妥协的说法。沈从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层一层往上，所以是无限生机。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景物，是图像化了的东西，是我们的眼睛或者相机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们能够通过片段的景物联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来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们对象化的东西，我们把人当成主体，把自然当成主体的对象。所以我们虽然欣赏和赞叹沈从文的景物描写之美，欣赏和赞叹沈从文作品中的自然美，却不容易领会他的自然观中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联的天地大美，与“天地有大德曰生”相联的天地大德，当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相联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仅居其间，我们却只承认人道，只在人道中看问题，只从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缩小为人的对象了。但其实，天地运行不息，山河浩浩荡荡，沈从文的作品看起来精致纤巧，却蕴藏着一个大的世界的丰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岂只是这样那样的景物描写？

我还想借这个话题说一个词：人性。因为我发现，非常多的人谈论沈从文作品的时候，喜欢用这个词。沈从文自己也用这个词，《习作选集代序》里面说自己创作的几句话经常被引用：“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7] 我想提醒的是，沈从文是在一个比人大的世界里说人性的，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论的人性不同，和我们通常在人的世界里说人性不同。……他感受里面的人性，一定包含着与人居其间的天地运行相通的信息。人不能把人束缚在人里面，而与天地气息隔绝。

作者：张新颖，1967年生，山东招远人。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栖居与游牧之地》《张爱玲作品欣赏》《文学的现代记忆》《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实感经验与文学形式》等多部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