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科学」的提法是用后现代主义精神，去批判科学主义唯科学的偏见，从而将科学的视野放大、属性深化。这是一套相当艰难的理想作法，主要是因为面对科学的强势，后现代主义显得相对不足且力不从心。后者毕竟始自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虽然在主张颠覆传统的作用上令人耳目一新，然而一旦碰到科学活动，却很容易踢到铁板；1996年所发生的「索克尔事件」以及背后的「科学大战」，便大幅伤害到后现代阵营。事件发生前的九零年代，科学家对一些批评他们的人文社会学者渐感不满，遂对之冠以「学术左派」之名加以挞伐，终于酿成一场笔锋上的「科学大战」。后来出现一名别有居心的物理学者索克尔，大量套用后现代术语写了一篇科学诈文，投稿至对方阵营竟被刊出，引起整个学界讥讽后现代学圈的无知，重重打击了科学批评团体的气势。

       「科学大战」的缘起，是两名自然科学学者于1994年共同出版《高级迷信》一书，去反对「学术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双方各执一辞互不相让，直到「索克尔事件」爆发才暂时分出高下。但这整个对峙过程，其实只反映出人文社会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互不了解缺乏对话的遗憾。正本清源地看，人类知识领域自从十七世纪「科学革命」以后开始分化，便逐渐形成专门和专业主义。此等知识分工所带来的本位主义及门户之见，导致高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大多成为见树不见林的「一曲之士」，也因此才有上世纪七零年代美国各大学开始推行「通识教育」以亡羊补牢。通识教育在台湾于1984年正式启动，最初目的是让念科学技术的学生，有系统地涉足人文艺术及社会课题，反之亦然。但是多年实施下来不免流于形式主义，学校在避重就轻下逐渐失去原有初衷。

自然、社会、人文三大知识领域的划分，只算方便法门而非不二法门；尤其走进二十一世纪，跨学科甚至跨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逐渐流行，无形中也破除掉不少门户之见。像生死学、生命教育、生命伦理学所面对的复杂问题，都必须寻求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彼此对话，集思广益，共商对策。新生死学秉持「生物—心理—社会—伦理—灵性一体五面向人学模式」加以建构，至少涉及生命科学、健康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等各领域的知识，但最终仍必须融汇贯通转化成生死智慧，方能有助于各人安身与了生。我始终认为探索生命奥秘乃是寻找人生意义的第一步，所以在哲学系大二便毅然选生物系为辅系。半世纪前很少会有人如此大胆捞过界，因此全校只有我一人选修，必须随班上课。我花了三年时间将数理化生等基础科学一并修过，自我训练成为科学人文学者至今，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