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上篇博文中谈到了内蒙兴安盟出土的那批晚清钱币，涉及咸同光三朝，其中行用钱除去几枚类似雕母的隶书“咸丰重宝”拾文钱外，主要是大小差得多，形制相仿的重宝当十钱，包括宝源、宝苏、宝浙“咸丰重宝”当十钱、宝泉、宝苏“同治重宝”当十钱，约二百多枚，据摊主讲其中还有几枚祺祥当十钱，可惜笔者未能在找到。

     根据“同期颁发各局的样钱，在铜质、直径、重量和风格上必然一致”的基本规律，从形制、钱币的大小、重量，特别是钱文书写来看，笔者认为这些钱币可能是户局为各直省局铸造的某种样钱的一部分。在这些重宝当十钱中，宝苏“同治重宝”当十钱就有数十枚之多，而根据现有资料，宝苏局并没有铸造有“同治重宝”当十钱的记录。

根据有关资料，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题准各局开铸“同治通宝”制钱和“同治重宝”当十钱，由于大钱贬值和铸造制钱亏本，铸造很不正常。同治制钱中较为多见的有宝泉、宝源、宝苏、宝浙、宝巩、宝昌、宝川、宝桂等局所铸。还有宝直、宝济、宝福、宝广、宝云、阿克苏等局所铸的，发现数量较少，有的仅见样钱。在同治当十钱中，有宝泉、宝源、宝巩、宝云、叶尔羌、阿克苏、库车等局所铸的，还有宝川、宝直、宝南、宝武、宝晋、宝广、宝陕、宝黔、宝福、宝桂等局所铸的，但数量均少。新疆宝伊局铸有“同治重宝”当四钱。宝巩、阿克苏、库车等局铸有同治当五钱。

     这里新疆各局铸造的当五、当十钱，并非是内地部颁样钱样式的钱币，而是新疆红钱特殊样式的钱币。笔者曾经在甘肃东部出土的所谓“军饷坑”钱币中见到过几乎所有品种的“同治重宝”当十钱，并且收集到数枚阿克苏“同治重宝”当十钱，直径近35毫米，重量约11克，此种钱币被认为是宝巩局为新疆铸造的母钱，是准备作为阿克苏局铸造此类钱币的母钱或样钱。

     实际上，铸造同治当十大钱作为行用钱的只有京局宝泉、宝源，地方局只有宝巩和宝云两个铸钱局，而其他铸钱局实际上只存在部颁样钱。而没有文献表明，同治年间，宝苏局铸造过当十大钱。

这可能为当时咸丰大钱的尴尬处境有关，咸丰九年，除当十钱外，其余种类的咸丰大钱，由于民间不愿使用和盗铸严重，不得不停铸，虽然当十钱已经严重贬值，仅价值两三文，但是在京城已经没有了制钱的踪影，为了维持正常的民间经济活动，清廷不得不在北京继续铸造当十钱，我们发现咸丰去世后，准备发行的祺祥钱中，就有宝泉、宝源当十钱，在废止铸造祺祥钱后，宝泉、宝源立刻开铸了同治当十钱。

此时，京城中当十钱，仅仅为制钱的替代品流通。这是笔者想起前几年在一位钱贩出售的一批咸丰、同治当十钱，这些钱币来自北京草桥一带的工地，是典型的京坑墓葬钱，一身蓝绿硬锈，品相极差，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据钱贩讲。这个墓葬没有发现所谓“大钱”，而北京人所说的“大钱”。实际就是制钱，而墓葬的所谓“垫背钱”，一般多用形体厚重的清代通宝钱，以乾隆、嘉庆等大制钱为主，这个墓葬只有当十钱，而且这些当十钱中根本没有早期厚重、尺寸大的咸丰当十钱，普遍直径较小，大约三十多毫米。

读到《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钱币》一书后，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北京城内缺少制钱，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的厚重的大制钱，而不得不用当十钱代替大制钱作为“垫背钱”。

而其他直省铸钱局，在可能的情况下，则纷纷停止铸造一切当十钱，这里就包括宝苏局。

     根据已故宝苏钱币研究专家邹誌谅的文章《清代宝苏局钱币研究》一文指出：

     清代“其直省开局之始。一例有户局先铸祖钱、母钱及制钱各一枚，颁发各省，令照式鼓铸”。已发现的部颁宝苏局样钱有雍正通宝、同治重宝当十、光绪通宝、光绪重宝当十等，同期颁发各局的样钱，在铜质、直径、重量和风格上必然一致。虽有部颁宝苏局同治、光绪当十样钱，但是宝苏局并没有“照式鼓铸”，却另外铸了光绪重宝当五钱，足见当时铸钱管理之混乱。”

而同治初年，依照惯例，清廷向各省颁发了同治通宝、同治重宝当十的部颁样钱，现在有所记载的有：宝直、宝晋、宝陕、宝巩、宝武、宝昌、宝福、宝浙、宝川、宝南、宝桂、宝黔、、宝伊、阿克苏等十数个直省铸钱局同治重宝当十部颁样钱。

  下面为同治部颁样钱的拓片（左下图），2015年春拍上海泛华拍卖有限公司上拍了一枚“同治重宝”宝苏局当十部颁样钱，直径34.3mm（右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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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资料统计，“同治重宝”当十部颁样钱。直径大部分在34.5—35.5之间，个别不足34毫米，已知重量一般在14-15克之间，但是存在重量不足10克的钱币。其文字的基本特点是“八贝尔宝”，满文宝字为典型的闭口宝。

笔者从这批钱币采集四枚宝苏“同治重宝”当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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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币为“八贝缶宝”、开口满宝，直径在30毫米左右，重量在9—11克之间，而笔者从几十枚宝苏“同治重宝”当十钱挑出的最重的一枚，重量超过12克。

而这批钱币中的宝泉““同治重宝”当十钱除去满文局号外，形制、文字都与宝苏“同治重宝”当十钱相同。可以说是同一版式，而这种钱币文字上有明显的败笔之处，就是“缶”字笔画粘连在一起，很难分清。出现如此重大的瑕疵，足见清末钱币铸造管理之混乱！

下面与这种宝苏“同治重宝”当十钱与其部颁样钱的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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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批钱币中宝泉“同治重宝”当十钱。除去满文局名“苏”外，其他，文字、尺寸、重量、铜质都与这种宝苏“同治重宝”当十钱一致，因此可以认为这两种同治当十钱应该是同期铸造的。为了区别于早期同治当十大钱，这批钱币形制采用了同治部颁样钱不曾使用过的汉“缶宝”、满“开口宝”的形制。

而在《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钱币》一书中笔者找到了两枚与这次发现的宝泉同治当十钱相似版式的钱币，其直径、重量也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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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宝泉局已经铸造这种钱币。并且投入流通，或者说这次发现的这种版式的同治重宝是仿照宝泉局的铸造而能够流通的减重钱币样式而设计的。

下面我们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当十钱的减重来看，来寻找这些钱币可能的铸造时间节点。

清廷于咸丰三年（1853年）三月始铸咸丰重宝当十大钱，枚重六钱（22.4克）。同年十月减重为四钱四分（16.4克），后又减为三钱六分（13.4克），最后减为二钱六分（9.7克）；

同治元年铸造当十大钱，初重为三钱六分。六年（1867年）为三钱二分（11.2克）；

光绪元年（1883年）铸光绪重宝大钱、六年减重为二钱六分（9.7克）。

因此，笔者认为同治元年颁发的部颁样钱，标准重量应该为三钱六分（13.4克）。而这两种钱币铸造时间应该为同治六年，宝泉局特意铸造的一种类似部颁样钱的重宝，标准重量为三钱二分（11.2克）目前只发现两种，为何没有颁发至各省，大概的原因是这批钱币在铸造时候出现重大瑕疵，即“宝”字书写不清晰，无法作为样钱使用。二则可能是当十钱仅仅在京城、甘肃、云南等地使用，其他地方已经无铸造大钱的需要。

文献并没有记载光绪元年（1883年）铸光绪重宝大钱的标准重量，而根据有关文章，如《试议光绪重宝当十（拾）大钱》，初期铸造光绪当十大钱重量在10克左右甚多，由此推断，光绪元年规定的光绪重宝大钱的标准重量，也应该是三钱二分，延续的同治当十大钱后期的标准重量。

 而现存文献没有宝苏局铸造“同治重宝”当十钱的记录，而现存的少数几枚“同治重宝”当十尔宝大钱，一个为户局铸造的部颁样钱，它们的标准重量应该为“三钱六分”，这次发现的数十枚缶宝“同治重宝”当十钱，应该是户局铸造，笔者认为这是清廷规范当十钱的铸造标准，在民间继续使用当十钱，而解决制钱缺乏的困境而又做出尝试。当然这次尝试是失败的。

       这些试铸钱，没有能够投入使用即夭折，成为户局的储存品，而夭折的原因之一，可能因为这批钱币铸造不合格所致，原因就那个极其模糊的“宝”字。

至于这些钱币为什么会出现的内蒙科尔沁草原上，也许当年那个蒙古贵族家族有人在朝廷做官有关，也可能是从户部调集钱币赏赐蒙古王公有关，这一切都是个迷！

什么是珍稀种类的钱币，当然珍稀钱币是物以稀为贵，而笔者这次收集的这批“三钱二分”重的咸丰、同治当十钱就应该属于珍稀种类清代钱币。对于咸丰当十钱是一种从未发现的新的钱币版式的问题，对于宝苏局来说，则是一个改写宝苏局同治年间钱币铸造史的问题。

将这些当十钱放在清末由于铸造咸丰大钱而引起的一场持续时间近半个世纪的货币危机的大背景看，这些钱币的发现就具有更多意义，由于铸造咸丰大钱而带来的货币超发的严重后果，让清政府和广大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尽管清政府几次通过规范大钱的铸造标准，实行以“官方减重”的货币贬值，最终也没有能够挽救在中国实行近千年的制钱制度的衰亡。而这些钱币就是清末制钱衰亡史的最好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