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儒道互补”

差异是互补的前提，有差异方可互补。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伦理学家，老子是中国第一位哲学家。

黑格尔说：“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际活动的基础，但中国尚另有一特异的宗派，这派叫作道家。”黑格尔的话似乎暗示着，儒家学说较近于官方思想，而道家学说则属于民间哲学。

孔子与老子同时代，小老子20岁，属老子侄儿辈。孔子曾向老子请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唐韩愈《师说》云：“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

孔子、老子都是“士”阶层的代表人物，从对待周礼的态度看，孔子是保守者，老子是激进者；孔子是体制内的改良者，老子是体制外的抗议者。

孔子、老子走的路差不多，未出仕之时，生活接近庶民或本就是庶民，眼睛多向下看；待到求仕干禄后，眼睛难免向上看的多，向下看的少。孔子前期还较本色，懂得“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后来有点走样，有点异化，对下层阶级，他常称“小人”，并因“上智与下愚不移”被毛泽东抓了把柄；老子则不然，他的庶民意识更强，且较为笃定，他认为“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把好马撤回给农民耕种，是“天下有道”的象征；他还说过，“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并借助道家型的隐士之口，讥讽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孔子、老子都是入世的，只是所采取的方式不同。孔子周游列国，曾被围困于陈蔡，也曾自嘲“累累若丧家之犬”，亲自演绎“知其不可而为之”，其积极入世之心可鉴，但他也曾心灰意冷，发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喟叹；老子曾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其中的“生”“为”“功成”，就是积极入世的态度，而“不有”“不恃”“不居”也不是消极，而是强调不将成果擅居于己，这与他的“为而不争”相吻合，崇尚顺任自然，甚至功成事遂之后，从名利场中猛然抽身，飘然而去！

孔子和老子，都怀有安邦治国的抱负，但其主张有别。孔子积极推行德治，认定德治一开，百姓望风披靡——“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老子强调“以百姓心为心”，“治大国若烹小鲜”，治国之道，在于顺应民情，不可强作妄为。

就个体生命的发展轨迹而言，儒家描绘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西汉时期的儒家《大学》，更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在此之前，《老子》第五十四章已提到：“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

孔子与老子，一个护礼卫礼，一个则坚决反礼。“礼”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观念，维护礼制是他终生的使命。孔子竭力强调“礼”的作用，他说，“礼者，君之大柄”，“礼所以整民”，“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他极力主张发挥“礼”的约束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让一切笼罩包裹在“礼”的天罗地网之中，以达到有效的社会控制。而老子既已崇尚人的自然性、自主性，认定“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看到了“礼”不仅违反自然、繁文缛节、拘锁人性，而且为争权者所盗用，作为旧贵族专政的法权形式，成为钳制人民的统治工具，所以他予以猛烈抨击，说“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并说“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

孔子所推崇的“仁”与老子所推崇的“慈”，都是人类同情心的伟大发扬。在各种德行中，老子有“三宝”：“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检，三曰不敢为人先。”孔子曾称引老子的伦理思想，主要有“报怨以德”和“宽柔以教”。

孔子、老子的人格形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老子的价值取向与众不同，其精神世界颇为独特，与人群的疏离感很明显：“荒兮，其未泱哉”；“众人熙熙，我独泊兮”。老子所标识的人格形态，为凝聚敦朴和恬淡空豁，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典型的精神风貌，而其守柔的特性，像“狂风吹不断柳丝”、“齿落而舌长存”，则凝聚着中华民族性格中韧性的特质。而孔子，其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何等的高洁！其自况“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是何等的坦然和开豁！其“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这是何等的谦怀！“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何等的耐心！“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是何等的坚毅！

“儒道互补”构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他们既以儒家的理想为追求目标，以天下忧乐为忧乐，锐意进取，建功立业。同时，又用道家思想调节紧张心态，往往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静观待时。
    从社会实践来看，儒道并用，也是统治者自觉的治国之术。例如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总结治国经验时，提出了“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的现实理念，同时又认为要做到“安人宁国”，君王首先应“抑情损欲，克己自励”，其中就同时吸取了儒道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以民为本、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等思想对当今“以德治国”有着重大的意义；其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以义制利等思想契合当今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今天看来更显卓越。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

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

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2006年8月4日，南怀瑾在上海做了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大众传播”的演讲。其中提到自己对儒、道、佛三家的看法：“我有一个比方，孔家店是粮食店，人人非吃不可。道家是个什么店呢？药店。药店一定要有嘛，生病去买药吃，不生病不需要买。佛家开的什么店？百货店。什么都有，你高兴可以去逛一逛。”

儒家关注现实人生，关注社会人伦。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处世之道就带有很强的务实精神，无论是其思想核心“仁”的修炼、“礼”的规范，还是“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的主张，还是“修齐治平”的方法，都涉及到现实生活中每个人的最基本的为人处世的问题。所以说儒家“开的是粮食店”。

道家开的是药店，即儒家在积极入世的过程中难免“受伤”，这时道家思想中突出宁静和谐与超越世俗的观念就能起到一定的心理调节作用。儒家在追求以天下忧乐为忧乐，锐意进取，建功立业而不可得时，道家思想中淡泊名利、洁身自好、超然通达、静观待时的思想便是很好的“疗伤之法”。孔子就曾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并欣赏曾点的超脱旷达。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文化经典研读（选修）》

2、《老子与孔子思想比较研究》（陈鼓应）

                                                傅应湘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