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语言＋文字、文章、文学、文化、文明
文/鞠晨曦
最近，关于语文教材改革的话题成为关注的焦点，一些人为了固守某种价值观，另一些人为了推行某种价值取向，借助语文篇目的去留展开了激烈论战。更有人在表述北京高中语文课本篇目更新时，故意使用带有误导性的语言，说什么“金庸武侠小说《雪山飞狐》替掉《阿Q正传》，余华小说《许三观卖血记》替掉《陈焕生进城》，海子诗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替掉《孔雀东南飞》”。其实，编者根据自己的标准删除一些老篇目，增加一些新篇目，并不一定存在用这篇文章替换那篇文章的用意。更何况，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与《孔雀东南飞》分属现代诗歌和古代诗歌两个单元，更谈不上替换与否。这些人故意使用“替换”的说法，无非是为了造成鲁迅与金镛、余华与高晓声之间的PK。表面上，大家都在关注语文教学改革，其实，争论的双方很少考虑到语文作为一门课程自身的需要，这样的争论早就“跑题”了。
语文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语文就是断文识字；有人说，语文就是阅读作文；有人说，语文就是听说读写、字词句篇；有人说，语文就是让我们更加流利地掌握、使用汉语的课程。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都只偏于一隅，未能概括语文的全貌。
叶圣陶先生对语文的解释是“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也就是说，语文就是关于汉语的一门课程。这个解释显然只看到了语文的工具性，没有看到语文的文学性、审美性、文化性。
我认为，所谓语文，就是中华民族的母语教育，就是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文学、文化、文明的教育。语言、文字、文学、文化文明的教育贯穿从小学到大学整个母语教育的全过程，但不同阶段各有侧重。小学语文主要是语言和文字教育，字、词、句、段是重点；初中语文则要提高到语言和文章层次，篇的教育是重点；高中语文则要提高到语言和文学的层次进行教学，文学性、审美性是其重点；大学语文则要提到到语言和文化的层次，让学生通过语文学习系统地了解中国文化（注意，并非仅限于传统文化）；再往高层次提升，就到了文明的高度，要将文、史、哲融合到一起，从一个更高的视角把握中华文明的特质、贡献和缺陷，寻求中华文明复兴的途径。无论哪一个层次的语文教育，都是以语言（汉语）为基础的，因此，每一层次都有“语言”这个关键词。在此，我要再次申明的是，语文教育从文字到文章到文学到文化再到文明的发展过程并非是线性的，即使在小学阶段，语文教育也是具有文学性、审美性、文化性的，通过语文课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学、文化、传统、历史，是小学语文的终极教育目标；同样的道理，大学语文也有语言、文字的教学内容，只是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理论化而已。
理解到语文的内涵，我们就明白了语文教材篇目取舍的原则：第一要具有规范性，这样才能维护汉语的纯正性；第二要有文学性、审美性，让学生领会到汉语的真正魅力所在；第三要有文化性，要反映出中华文化的特点；第四要有时效性，要显示出当时代中华文化的显著特点，中华文化也正是赖此向前发展的，如果语文的篇目千古不变，就无法反映出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第五要有普适性，语文要更多地反映出民族文化中精华的、共性的成分，而不要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过多地选取一些只适合某个短暂历史阶段的文章；第六要有开放性，任何民族文化的进步都有一个吸取外来文化的过程，因此，我们的语文教材中也要包含外来文化的精华篇目。
现在回过头来看北京的高中语文篇目的异动，我觉得这样的取舍是正常的。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教材（也包括中小学其他课程的教材）一直都是人教版一统天下，这样的局面不利于语文教育的发展。近来，各地开始尝试使用自己编撰的教材，一些高水平的学校开始编写校本教材，这是令人欣喜的进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经典文章汗牛充栋，可供选择的经典篇目不可计数，编写教材的时候见仁见智，各有取舍，是非常正常的。只要所选的篇目是有水平的、够标准的，就不必大惊小怪。从高中语文中删除《阿Q正传》，增加《雪山飞狐》，并不表明选编者摒弃鲁迅哄抬金镛，好事者借此大肆发挥，显然只是管中窥豹，不对正题。
喜欢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