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是不同意的，以为只要想写，有可写，有灵感，什么时候都是写作的好时候。当时觉得自己得到了真理，没有谁能够驳得倒。后来经历了两件事，现在不这么想了。

      第一件事，是汶川地震，我们这里相距较近，也有不同程度的破坏。那时我下岗五六年后，又被收编不久，安排在乡下一所村学。老婆带孩子在市政府所在地的城里租房子住，孩子在城里上学，我们相距近二百公里。我在学校住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修的土坯房，墙体裂缝，地基倾斜。家在六楼，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混砖结构的楼房。老婆孩子租的是民房，小二楼，在半山坡上。都不安全，没办法，“由命吧！”我这样咬了咬牙。心里不踏实，什么也干不了，就蹲在家里的阳台上磨石头。玉石加工的废料，就是酒杯芯挖出来的小圆柱，我捡一些来打磨，竟磨出了几十个，我称之为“玉柱”。后来当礼品送人，还真有人喜欢。现在想来，要不是那个时候那个心境，万万不会做那些事情。

      第二件事，是疫情。疫情期间，担惊受怕，出不了门，生活有了问题。怎么办？想到了“既来之，则安之”，仍然咬咬牙：“由命吧！”于是捡起早已放下的打算，草出了近二十万字的系列散文。现在疫情过去了，翻看草稿：大工程！连自己都不敢相信有这么大的耐心。我想：要不是疫情时候，哪能做到？

      于是我明白了，“秋天，是写作的季节”没错。写作是纯个人的事情，每个人的处境，遭遇，心境，甚至生活状况都不一样，写作也就有不一样的习惯。史铁生这样说，一定是地坛的秋天影响了他——或者不是，只是我无凭臆断的吧？

      我还是相信，什么时候都可以写作；但我也相信，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未必什么时候都是写作的好时候。我曾有过这样的感觉：鲁迅适合在冬天写作，梁实秋适合在春天写作，而钱钟书戴望舒适合一边流浪一边写作。这些感觉没有道理，所以从来不敢给别人讲。实际是，那几位巨匠也不是那样写作的。谁适合在什么时候写作，完全是个人的习惯，一定有的，就如一个人在特定的时候适合做某件事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