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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中国文化常识·文学篇(2)|星汉

(2023-12-25 2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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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人生、为人、处事、佛教和文化
[转载]中国文化常识·文学篇(2)|星汉

        诗话
        诗话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论诗文体。狭义的诗话是指诗歌的话本,即关于诗歌的故事,随笔体,广义的是指诗歌的评论样式。写作诗话之风,始于宋代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盛行于宋代,是中国古代诗歌体制,特别是唐代律诗高度发展的产物,改变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原有的格局。
        另外古代的一种说唱艺术也称为“诗话”。宋、元时印行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作品,它的特点为韵文与散文并用,韵文大都为浅近通俗的七言诗赞。
        拟话本
        拟话本是由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最早采用这一名称,认为这是由话本向后代文人小说过渡的一种中间形态,与话本有所不同,“近讲史而非口谈,似小说而无捏合”, “故形式仅存,而精采遂逊”。
        后来拟话本专指明末文人模仿话本形式编写的白话短篇小说,即鲁迅称之为“拟宋市人小说”的作品。如“三言”中的部分小说,以及“二拍”、“西湖二集”等。
        八股文
        八股文也称“时文”、“时艺”、“制艺”、“制义”、“八比文”、“回书文”。它是明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的文体。它以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即《诗经》、《尚书》、《礼》、《易》、《春秋》)中的文句命题,解释要以朱熹的注释为依据。它专讲形式,没有内容,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文章的格式必须包括规定的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八个部分。历史上,把这种文章叫做“八股文”。
        弹词和鼓词
        弹词和鼓词是流行于不同地区的说唱相兼的曲艺形式。
        弹词流行于南方,用三弦、琵琶伴奏,主要说唱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由宋代的陶真和元代的词话发展而来,风行于明嘉靖年间。弹词是由说(说白)、噱(穿插)、弹(伴奏)、唱(唱词)几部组成的。在语言上有“国音”、“土音”之分。国音弹词是用官话写的,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土音弹词是用方言写的,或者杂有方言的,以吴音弹词为最多,如《珍珠塔》《义妖传》等。
        鼓词主要流行于北方,用鼓和三弦等乐器伴奏,主要说唱铁马金戈的战争故事。正式使用鼓词这一名称的,是明末清初贾凫西的《木皮散人鼓词》。
        鼓词也是韵文、散文相间。唱词为七言或十言句,句式似较弹词更为灵活。鼓词习惯上分两种:一种是又说又唱的成本大书,另一种是只唱不说的小段。前者称为鼓词,后者称为大鼓。大鼓出现较晚,它是从鼓词中摘取精彩的一段来演唱。今传最早的鼓词,是明天启年间的《大唐秦王词话》。
        诗言志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文论家对诗的本质特征的认识。
        “诗言志”最早大约见于《左传》,其中有“诗以言志”之语,意思是“赋诗言志”,指借用或引申《诗经》中的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的某种政教怀抱。后来“诗言志”的说法就更为普遍。《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说“诗是言诗人之志的”,这个“志”的含义侧重指思想、抱负、志向。
        到汉代,《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人们开始逐渐明确“诗言志”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这一诗歌的本质特征。
        思无邪
        思无邪,原是《诗经·鲁颂·駉》中的一句:“思无邪,思马斯徂。”后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思无邪”主要有两方面内容。在文学创作理论上,孔子强调作者的态度和创作动机要表现真性情,在庞杂的内容中实现“文以载道”。在客观效果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在思想上,“思无邪”就是要归于正诚,如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所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思无邪反映了孔子对诗教陶冶情操作用的重视。
        兴观群怨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提出来的关于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的观点,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
        “兴”指诗歌能引起欣赏者精神的感动与奋发。“观”指诗歌可使人了解社会生活、政治风俗的盛衰得失。“群”指诗歌可以在社会人群中引起思想交流,相互感染,从而保持社会群体的和谐。“怨”指诗歌可以对不良政治的种种表现表示出否定性的情感态度。
        知人论世
        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原则和方法。《孟子·万章下》中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文学作品和作家本人的生活思想以及时代背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而只有知其人、论其世,即了解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写作的时代背景,才能客观地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孟子的这一原则对后世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历代文学批评家所遵循。
        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孟子·万章上》中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强调对诗歌的理解,不能只从字句的表面意思上去看,要从全诗的基本思想出发,去领会字句的含义。“以意逆志”的“逆”是“迎合、揣摩”的意思“,志”是指诗人写诗的目的意图。对“意”的理解,一种认为“意”是指读诗人的意,另一种认为“意”是指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的意。
        风雅颂,赋比兴
        所谓风、雅、颂,是指《诗经》按音乐划分的三个类别。“风”是指国风,即西周时期各国的民间歌谣。“雅”,是周王京畿的乐歌,又分大雅、小雅。“颂”是形容、赞颂的意思,是当时统治者进行祭祀时的乐歌。
        所谓赋、比、兴,是《诗经》主要的表现手法。“赋”,是铺陈的意思,对事物进行直接陈述。“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兴”,就是联想,触景生情,因物起兴。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是诗歌创作的主要形象化方法。
        大音希声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一种美学观念。语自《老子·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老子认为最美的音乐是自然全声之美,而非人为的、部分之美。
        老子对于自然全美的提倡,对后来的文艺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成为文学家、艺术家所追求的一种崇尚自然天成、不事雕琢的艺术境界。
        诗无达诂
        诗无达诂,是古代诗论的一种释诗观念,发展为对诗歌及文艺的一种鉴赏观念。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 “达诂”的意思是确切的训诂或解释。
        在艺术鉴赏中,由于诗的含义常常并不显露,甚至于“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加上鉴赏者心理、情感状态的不同,对同一首诗,常常因鉴赏者的不同而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诗无达诂”在后世被引申为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
        文以载道
        “文以载道”的文学观点是宋代周敦颐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道”,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周敦颐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扬儒家的仁义道德和伦理纲常,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教化服务;评价文章好坏的首要标准是其内容的贤与不贤,如果仅仅是文辞漂亮,却没有道德内容,这样的文章是不会广为流传的。
        涵咏
        涵咏是指一种对文学艺术鉴赏的态度和方法。
        “涵咏”一词,出现得较早,如左思《吴都赋》中已有“涵咏乎其中”。到宋代,程朱理学讲到学习时,主张“涵咏”。朱熹有言:“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咏玩索,久之当自有见。”本指在学道时,心理状态要从容不迫,沉潜其中,不断玩索,自有所得。这就是所谓“优游涵咏”,或“涵咏玩索”。“优游”,即从容不迫。后来这一说法被广泛地运用到诗文评论和鉴赏中,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应该沉潜其中,反复玩索或玩味,以求获得其中的三昧。
        格调说
        “格调”一词源于南宋诗论家严羽。格调说由清康乾年间沈德潜倡导,主张思想感情是形式格调的决定因素,认为创作要有益于温柔敦厚“诗教”,有补于世道人心的“中正和平”,故而归之于有法可循、以唐音为准的“格调”。它与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
        格调说的创作多为歌咏升平、应制唱和之类,具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色彩,有一定保守性。另一方面他也提倡“蕴蓄”、“理趣”、诗的化工境界及重视作品主导作用等具有审美理论价值的有益观点。
        性灵说
        性灵说是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
        神韵说
        神韵说为清初王士祯所倡导。“神韵”一词,早在南齐谢赫《古画品录》中说已出现。但是一直到王士祯,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
        他提倡诗要入禅,达到禅家所说的“色相俱空”的境界。认为植根于现实的诗的“化境”和以空空为旨归的禅的“悟境”,是毫无区别的,而最好的诗歌,就是“色相俱空”、“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逸品”,特别强调冲淡、超逸和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
        肌理说
        清代翁方纲提出的诗论主张。他在《延晖阁集序》中说:“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他还说:“为学必以考据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所谓“肌理”就是“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义理即思想意义,文理即组织结构,肌理即学问材料,肌理说将三者统一起来,认为作诗不在求神韵、守格调、谈性情,而应以学问为根底。肌理说将诗歌创作引向了“考据入诗”的路套之中,使诗歌成为学问诗,背离了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他们这种“误把学问当作诗”(袁枚《随园诗话》)的创作态度也引起了同时代人的嘲笑和不满。
        意境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它是指抒情性作品中呈现的那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活跃着生命律动的韵味无穷的诗意空间。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的“境界说”集前人论述了大成,将“意境”问题归结为系统的理论。
        意境是诗人的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相交融而创造出来的浑然一体的艺术境界。诗歌创作离不开意象,意象是诗的基础;组合意象的目的是创造出“意与境谐”的艺术境界。意境与意象在本质上有一定的联系,它们都是主观与客观统一的产物,都是情与物的结合体。但它们又有区别:从形式上看,意象与词句相关,意境则与全篇对应。
        意境的结构特征是虚实相生。意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如在目前”的“实境”;一是“见于言外”的“虚境”。虚境是实境的升华,体现着实境创造的意向和目的,制约着实境的创造和描写,处于意境结构中的灵魂、统帅地位。但是,虚境不能凭空产生,它必须以实境为载体,落实到实境的具体描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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