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是大宋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也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宋仁宗并非雄主，倒是很贴合一个“仁”字，与我们一般印象中的皇帝很不一样，有点像一位宽厚的上级领导。与宋太祖、宋太宗的丰功相比，宋仁宗似乎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值得夸耀，所以他这一朝似乎平静很多。但是，宋朝也就是在他的治下达到发展的顶峰，史称"仁宗盛治"。

最值得大书一笔的盛治景象是宋仁宗的纳谏。宋仁宗一朝涌现出的知识分子群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这些人才华横溢，当然就很喜欢直抒胸臆，而且往往有些话并不是很中听，对宋仁宗也毫不客气。但他们基本都是为君为国为民，有一种范仲淹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想。宋仁宗宽厚和善，纳谏如流，对难听的话甚至很不中听的话，也都能够择其要纳之，几乎从不因言降罪。

事实说明，让人说话，甚至说难听话，天塌不下来。而敢于说话的人，特别是那些说难听说的人，可能是恰是社会需要的人才。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件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前两年曾有一部电视剧《清平乐》，讲的就是宋仁宗的故事。其中有一个情节，说宋仁宗在一次科举考试中看到了苏轼、苏辙两兄弟的卷子，回到后宫兴奋地对曹皇后说，今天为大宋选了两个宰执人才，可堪日后使用。其实，电视剧忽略了重要的情节。

苏家兄弟参加的是嘉祐二年（1050年）进士科考试，在同榜进士中有多位未来大宋的政治文化精英，除苏轼、苏辙兄弟，有与苏家兄弟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曾巩，文武双全的王韶，理学家张载、吕大钧，未来熙丰变法的骨干吕惠卿、邓绾、张璪、林希、曾布、蒋之奇，保守派名臣朱光庭、梁焘，等等。

苏家兄弟科考上榜后，即回乡为母守孝。后来回京城参加了嘉祐六年（1054年）举行的制科考试。这是一个特别考试，由君主下诏临时安排，主要目的是发现和选拔非常之才、特别之士，所以难度极高。他们参加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考试的最后一关，是皇帝的御试。以苏氏兄弟的学识、才情，他们轻松的过五关斩六将，顺利取得御试资格。取得这个资格的只有4人。

宋仁宗亲临考场。试题是一道策问，主要是说皇帝虽非常勤勉，但是国家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并列举了民生、兵政、教化、法制、财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请问，面对目前种种困顿，该怎么办？

苏辙接过试题，挥笔写道：“陛下策臣曰：‘朕承祖宗之大统、先帝之休烈，深惟寡昧，未烛于理。’又曰：‘志勤道远，治不加进，夙兴夜寐，于兹三纪。’此陛下忧惧之言也。然臣以谓陛下未有忧惧之诚耳。”开篇即指出宋仁宗的忧惧缺乏诚意。然后，时年23岁的苏辙围绕着这一立论，洋洋洒洒写了六千余言，将皇帝、宰执大臣、三司使骂了个遍。

苏辙的的卷子在朝廷里引起强烈的争执。有考官认为苏辙的策论有两大问题：其一，“策不对所问”即答非所问，仁宗的策问明明是请考生试述解决问题的对策，苏辙却全文都在“放口炮”。其二，策论存在“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坚持判苏辙的策论不入等。有考官如司马光则认为，御试几位考生中，苏辙“独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可不收”，双方争执不下。朝中大臣听说有一份直言皇帝“歌舞饮酒，欢乐失节”的御试文章，更是议论纷纷。

鉴于苏辙的文章引发的争议非常大，朝廷打破了三评制的常规，重新安排考官给苏辙的策论评分。经过重新评审，考官认为应该采纳胡宿的意见，苏辙的文章不入等，请皇帝定夺。坦率地说，以这样的策论，若是在当今的高考中出现，肯定是零分考卷了。何况苏辙对仁宗的指责确实有些夸大其词。

其实仁宗对自己的私生活还是比较克制的，生活俭朴是出了名的。在仁宗病重的最后几天，宰执直接到寝宫问安请示，韩琦等人就被眼前所看到的景物惊呆了。帷帘之内，只铺着颜色暗淡的素色被褥，看上去已经很久没有换了。这时，仁宗醒了，看他们不住地打量，很平淡地说：“朕居宫中，自奉止如此尔。此亦生民之膏血，可轻费哉？”至于苏辙说的 “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更夸张了，且宋仁宗曾多次放遣宫女出宫。据说那时候后宫有10个妃子常受临幸，要知道宋仁宗最大的憾事可能就是没有一个自己亲生的太子。

年轻的苏辙可能听到一些谣传，有些义愤。多年以后他自己回忆说，“予幼从事于诗书，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应诏者。予采道路之言，论宫掖之秘……”也承认当年的言论来自道听途说。

但最终宋仁宗却接受了这样的卷子，他说：“设制科本求直言，苏辙小官，敢言，特命收选。夫人主言动，辙虽妄说，果能诳天下之人哉？”又说，“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此等胸怀，还真是令人折服。宋仁宗下诏，苏辙为第四等次——这个“第四等次”，应该是专门为苏辙设立的。苏辙原以为自己必定会黜落，想不到居然获评第四等次，还不是最低的第五等。

当时一些被骂的官员也认为苏辙的卷子不应该被判不入等。时任三司使的蔡襄是被苏辙的文章骂的政府官员之一，但他说，苏辙对三司使的批评有道理，他感到很惭愧，“吾三司使，司会之名，吾愧之而不敢怨”。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一个皇帝的品行对大臣的影响。

这件事传为历史美谈，但似这样容忍直言对宋仁宗却不是孤例，史书对宋仁宗有关纳谏的记述不计其数。宋仁宗的这些做法，当然与其性格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那样的年代，皇帝意味着什么，即便他为所欲为，也至多留下历史污名而已，就个人来说，没什么损失。所以，应该说他的确有以“仁”治国的理念。因此他的宰执人员中，很多都是千古贤相，例如晏殊、范仲淹、文彦博、富弼、韩琦、欧阳修、包拯等。

虽然宋仁宗的庆历新政没有不折不扣地贯彻下去，但是嘉佑年间庆历新政的倡导者基本都成为宰执人员，出现了民定国安的局面。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所以宋仁宗去世时，开封城内军民百姓罢市同悲，数日不绝，连乞丐和小孩儿都买了纸钱，到皇宫门前焚烧痛哭。他们哭的不止是一个皇帝，更是一个人情味十足的父亲兄长。就连老对头辽国皇帝都珍藏他的遗像，“奉其御容如祖宗”。辽道宗耶律洪基得知宋仁宗去世也十分悲痛，啕痛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又说：“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