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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忽然很友爱,忽然又互相掉头就打 | 集体里的亲密假象

(2016-08-13 11: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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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起初,我们一下子互相友爱起来。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互相掉头就打。看奥运会的感受就是这样,当然也不只奥运会,这其实是存在于集体里的常见假象。


很多人会困惑,在某个场景之下非常亲密的人,过了几天忽然形同陌路。一些在某种狂欢之下相爱的人,忽然会发现那种热爱离开了场景很虚幻。这是典型的“集体主义假象”。


有人想起了学生时代的节日:运动会。即便过去很多年,有个女孩还能回想起一个难忘的细节:班上最丑(因而不受女孩青睐)的男生准备上场之前,她非常开心地给他递了一瓶水。


在那个时刻,同属一个集体中的人们的关系突然变得亲密。只是这亲密转瞬即逝。


人们总是觉得缺少这种“集体之中的亲密感”,并为了追求这种亲密感尽心竭力。奥运会一开始,那些平常不那么热衷于体育的人,以及不太关注国家大事的人,都在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国家的比赛结果。


这种情况当然不只发生在中国。全世界都这样。有个美国博客作者是这样写的:奥运会开幕式上,美国队还没走出来,电视机前的美国人已经开始疯狂地摇旗呐喊,镜头扫过美国队一次,他们就挥舞国旗和击掌,尖叫“天哪,我要激动死了!”当镜头移到其他国家的队伍,人们顿时安静下来。把道具收回兜里。


周围人都变成了“自己人”。这可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少出现的,能让人强烈感受到“集体主义”的时刻。




《最好的告别》里面有一句话,大意是说:对抗死亡的最好方法是让自己知道自己属于一个高于个人的存在。


我们属于“某个集体”,这样的想法,多少能帮助消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单打独斗、面对平庸琐事时的无力感和疲惫感。


对“集体”的依靠是我们的习惯。小到上学时手工课的分组,大到学校、社区、国家。


关于这一点,美国政治心理学教授 Daniel Druckman 说:“民族感情源于人们对于集体忠诚的基本需求。而集体忠诚最开始是由培育带来的——孩子认同养育他们的父母。这种认同感,是之后更加复杂的、对更大的集体的感情的基础,比如爱国。”


处在一个社会,人们会自然形成心理学上所说的“内部集体”和“外部集体”,简单说,就是把人分成敌人和朋友。


这种情绪的好处体现在人与人合作的时候。我们会对“自己人”有更多关心和同情,就像运动会时给平常并不熟悉的男同学递矿泉水。


坏处是可能引发极端的偏见。对于外部集体里的人,人们具有很强烈的攻击性。


而且,在坏的集体主义里,人们对“自己人”也并不宽容。


把集体视作信仰,就会忽视个人,更容易对任何伤害集体利益的事情毫不留情。刘翔退赛后遭到的舆论攻击就是坏的集体主义的恶果。如果把这样的情况搬到生活中,那些强调传宗接代的责任,而忽视独身主义的个人选择的问题家庭,同样是一种坏的集体主义。


在坏的集体里,只有责任,没有权利。




最典型的反面例子就是球迷斗殴。我曾写过一篇《国安球迷:城市土著的集体主义》,其中记录了一个细节:2010年的一场球赛结束后,北京球迷从工体散场,有一辆天津车牌的路虎,“无辜路人,开公司的车”,被掀翻了。


因为没有“奥运会”这样的国际背景,外部和内部被重新划分,支持不支持国安足球队,变成了这个划分的标准。


划分的结果是,看到对手输球,以及对方的球迷因输球而痛苦时,人们大脑中控制快感的区域会异常兴奋。


爱一个集体,其实本来不需要树敌。但问题是,人们越是在集体主义的狂欢中痛快地释放,越是无法掌控这种狂欢带来的恶果。


坏的集体主义把竞争粗暴地理解为“你死我活”,进而把对抗、冲突视作正常甚至荣耀。奥运会毕竟还有一个好处——或者说这本来就是体育竞赛被创造的目的——人们可以通过体育场上规则内的竞赛来释放对抗性。有规则,就不会无限伤害。


假如背景不是奥运会,而是人类社会,那后果严重得多。




每个人都有许多身份,也处在许多群体里。有些是不变的,比如家乡,比如肤色;有些是变化的,比如所在公司,比如喜欢的某个球队。


我们会因为奥运会而一致对外,就也会因为其它身份的区别,划分成许多互相攻击的小团体。也就是说,在“内和外”的标准上,人们变化很大。


纽约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Van Bavel 做过一个实验,他通过抛硬币让人们分成两组,几分钟内,人们就感觉到,他们对于自己组内的成员,明显有了更多好感,甚至能消除种族偏见。


一旦分组,人们就开始视这个群体为自己的延伸部分。


就像即使你没有帮助运动员赢得比赛,你也会感到你得到了他的荣耀,并觉得你们像一个团队一样。Van Bavel说:“这叫做沐浴来自他人的荣耀。”


这种集体感会在特定的时候出现。比如,如果你所在的公司卷入商业战争,你对它的身份认同会比平时强烈得多。




奥运会帮助人们找到一个共同的身份定位,打架从谈论政治改为聊体育,短期内可以减少内部冲突和种族冲突,但不能完全治愈。


奥运会结束以后呢?Van Bavel说:共享的国民身份定位又被人们抛之脑后,种族问题和政治争端又逐渐冒出头来,愤怒也随之复出。


集体的假象消失之后,我们回归本来面目,重新开始互相撕扯。而决定我们生活是否长期愉快的,不是奥运会,而是这些撕扯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题图:The Ronald Grant Archive of Film and Cinematic Memorabi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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