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yings 

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曾历尽沧桑？就算你并没有经历过大起大落，也没有生在乱世。

留在我们心里的通常并不是什么大事。我常觉得，真正被牢记在心、碰到下雨天、独处时会记起来的，并不是偶尔遇到的“闪光时刻”，甚至也不会是那些巨大的、深刻的痛苦，而是那些一闪而过的微小的喜悦或者恐惧。

尤其是恐惧。很可能是非常小的事，像毛刺那样，你第二天就忘掉了，但直到十年后，还是会因为某些机缘而突然想起来。

这样的场景时不时发生。有一天你会突然记起小时候一次被责骂或者被同学们哄堂大笑的窘迫。某些阳光很不错的下午你会突然想起某个你曾经心里微微一动、然后却很快抛在脑后的姑娘。最有名的是《百年孤独》开头那句话，临刑前，想起某个遥远的无关紧要的下午的忧愁。当聂鲁达在黑岛望着波涛，会想起他小时候在邻居面前结结巴巴的样子。

这些碎小的东西堆积成我们的情感基础。巨大的喜悦或变故，往往会在当时被认真对待。假如你曾经罹患绝症，失去至亲，或者遭遇过一场死去活来的情感关系，你会花费巨大的时间、精力，从头到尾思考这件事，直到你把它彻底化解掉。

也就是说，巨大的情绪，反倒是会被解决的。相反，那些小情绪、小事件，因为强度比较低，我们通常不会艰苦地思考并且化解它，而是很快就忘记了。

或者说，以为忘记了，实际上留下了一条尾巴，埋进记忆里。这样的尾巴多了，一遇到刮风下雨，就难免觉得自己情绪的基础蠢蠢欲动，不知道哪一条要冒出来搅和一下。

为什么我们总是记起那些微不足道的忧愁小事？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为什么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历尽沧桑？并不是我们都曾经生死分别过，或经过乱世，是因为无论哪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曾经遇到过无数小小的胆怯、愧疚、遗憾。它们每一个都不值得单独提及，但它们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不那么光滑，充满细小的划痕。那就叫沧桑。

在我一生的最初阶段，也许还有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我确实度过相当长的一段聋哑人般的生活。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像上一世纪的真正诗人那样惯常穿一身黑衣服，还模模糊糊觉得自己的相貌相当不错。但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姑娘们面前就会说话结巴或者脸红，不但不去接近她们，反而遇到她们便侧身而过，还要显出毫无兴趣的样子，其实心中满不是那么回事。对我来说，她们是一种巨大的奥秘。我情愿在这神秘的火堆里烧死，在这深不可测的井里淹死，却不敢扑向这样的水和火。由于碰不到能推我一把的人，我就在令人着迷的岸边徘徊，目不旁视，脸上更是毫无笑意。

对于那些成年人，对于那些小人物——铁路和邮局的职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小资产阶级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被“老婆”这个词吓坏了），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我在父亲的饭桌前听大人们聊天，第二天如果在街上遇见头天晚上在我家吃饭的那几个人，我可不敢招呼他们，为了避过难堪的时刻，我甚至走到另一侧的人行道上去。

胆怯是一种心灵的怪毛病，是一个特殊的范畴，是展现孤独的一个方面。

它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仿佛有两层表皮，第二层的内皮在生活面前易受刺激而收缩。在人的各种结构中，这一素质（也可以说是这种毛病）毕竟是为人的不朽性奠定基础的熔铸体的一部分。

我在多雨地区形成的迟钝，我的长时间沉思默想的习惯，比所需的时间持续了更长久。我来到首都以后，慢慢地结识了许多男女朋友。在别人不太注意我的时候，我跟他们更容易交朋友。当时，我对人类并不特别好奇。我曾心想，我不可能认识世上所有的人。尽管如此，在一定的环境里，竟有人对我这个16 岁多一点的新诗人，这个来时无人招呼、去时无人送别的不能尽情吐露胸臆的孤独少年，产生了些许好奇心。况且，我身披的长长的西班牙斗篷，使我像个稻草人。谁也没有想到，我这身扎眼的服装竟是直接产生于我的贫穷。

在人海中，我找到了当时两位了不起的追求时髦的人——皮洛·亚涅斯及其妻子米纳。他们简直是过美好、闲适生活的完美典范；我很喜欢过这种生活，然而觉得比梦境更遥远。我第一次走进一幢有暖气设备的房子，这里有平静的灯光，有舒适的坐椅；四壁摆满了书籍，书脊五彩缤纷，犹如可望而不可即的春天。亚涅斯夫妇邀请我许多次，态度既文雅又谨慎，毫不理会我那沉默和孤独的各种表面伪装。我很喜欢他们的房子，他们看出来了，接着又来邀请我。

我在这幢房子里第一次看到立体画，其中有一幅是胡安·格里斯的作品。他们告诉我，胡安·格里斯曾是他们在巴黎的家人的朋友。但是，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我这位朋友身上穿的睡衣。一有机会我就偷眼看它，心中惊叹不已。当时是冬天，那是一套厚呢睡衣，料子像台面呢，颜色却是深蓝的。

那时候，除了囚服似的条纹睡衣外，我想不到会有其他花色的睡衣。皮洛·亚涅斯的这件就打破了一切框框。它的厚呢料子和鲜亮的蓝色，激起了一位住在圣地亚哥郊区的穷诗人的妒忌。说实话，50 年来我再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的睡衣。

我与业涅斯夫妇多年失去联系。为了一名到圣地亚哥演出的俄国马戏班的杂技演员，米纳离开了丈夫，也抛弃了柔和的灯光和美妙的扶手椅。后来，从澳大利亚到英伦三岛，她为了能与那个使她着迷的杂技演员在一起，干起了售卖入场券的工作。最后，她在法国南部一个神秘的营地，成为罗莎·克鲁斯会的会员。

至于那位丈夫——皮洛·亚涅斯，改名胡安·埃马尔，随着光阴的流逝，慢慢变成一位出色而鲜为人知的作家。我们终生都是好朋友。他沉默寡言，风度文雅，但是贫困潦倒，终其一生都是如此。他写的好几本书尚未出版，但这些书肯定终将生根发芽。

我即将结束有关皮洛·亚涅斯或胡安·埃马尔（而且又要谈到我的胆怯）的时候，想起在我上大学时期，我的朋友皮洛坚持要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我说：“准保他会让你到欧洲去旅行。”当时，拉丁美洲的诗人和画家都把眼睛死死盯着巴黎。皮洛的父亲是个要人，是个议员。他住在练兵场和总统府附近的一幢又大又难看的房子里，毫无疑问，他很喜欢住在这种地方。

我的朋友们为了使我的形象更正常些，把我的斗篷剥掉，然后他们留在前厅，为我打开议员客厅的门，在我进去之后又把门关上。客厅很宽敞，也许从前曾经做过大接待厅，可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只有在客厅深处——那个房间的尽头，在一盏落地灯下面，我隐约看到一把扶手椅，议员就坐在椅上。

他正在看着打开的报纸，报纸像个屏风似地把他整个挡住了。

我一踏上那磨得很光而且不怀好意地徐了蜡的镶木地板，就像滑雪者那样滑开去。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极力要使自己停下，却只能弄得身子摇摇晃晃，还摔倒了几次。我最后一交就摔在议员的脚跟前，这时他正用冷峻的眼睛瞧着我，手里仍捏着那份报纸。

我终于坐上了他身旁的一把椅子。这位大人物用疲倦的昆虫学家那样的目光审视我，就像在审视别人常给他的一件标本——他不假思索就认得的一种无害的蜘蛛。他不着边际地问到我的打算。我在摔倒之后显得更加腼腆，而且比往常更加木讷了。

我不知道对他说了什么。过了20 分钟，我伸出一只小孩子般的手向他道别。我相信，我听到他用非常柔和的声音答应我，他要跟我通消息。然后他又拿起报纸，我则以进门时本该有的极度小心，转身从危险的镶木地板上往回走。那位议员——我的朋友的父亲——当然没有跟我通消息。后来不久，一场兵变（当然是又愚蠢又反动的）使他连同他那看不完的报纸，一起飞快逃离他的椅子。我承认，我感到很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