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北京城的卫生状况很差，“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以京师为最，人畜之粪，堆积于道，晴则碾成细末，大风一起，扑人口鼻，不可向迩，雨则与沙泥融成一片，至不可插足”。日本人认为北京城的这一局面与时人的生活习惯有直接关系，“各家庖厨等废弃物，无可丢弃的特别场所，亦无处理此物的清洁公司，故皆丢弃于道路。但新修之路不许丢弃此物，故街上已不见污物，但至小巷则到处可见此丢弃物”。“……又场内各处有贩卖鸟兽鱼肉蔬菜水果类的市场，只以大街路旁充当市场，无特设房屋，市场肮脏之极，臭气熏鼻，苍蝇成群，猬集于食物，不卫生的危害不少”。“中国人自上至下有食肉之习，但北京无特设的屠宰场，肉铺在其店前屠刳，卖肉，血液污地，危害市民健康之处不少”。

    1900 年，八国联军以解救各国公使为名出兵中国，同年8月，占领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北京的诸多官员纷纷逃离北京，北京陷入了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侵占北京后，八国联军公然 “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这给北京城造成了一场空前浩劫。 “查京师地面自遭兵燹之后，土匪纷纷抢掠，闾阎骚扰，民不聊生”。变乱以后，北京城内供应十分紧张，“京城为洋兵占据，小民生计维艰，煤米两项尤虞缺乏”，“数百万生灵嗷嗷待哺，觅食维艰，穷蹙情形，不堪言状”。

    这种局面也严重威胁到八国联军在北京的统治，于是，“各国驻京兵官会议，办理设立巡捕事务，定通行章程数则”，组织洋兵队进行巡逻。同时，也吸收了一部分官绅参与其中。针对北京城内供应困难，各占领区 “令各铺户开市，如有攘夺，伊为弹压”，“凡有空门面，皆令开米面铺，伊将转运来也”。

    与此同时，留京官员积极谋求恢复北京的秩序。在联军占领北京的当天，五城御史陈璧就令人张贴安民告示：洋兵入城，和好在即；居民官宅，各安生业。匪徒抢掠，格杀勿论；拿送到城，立即正法。侍读学士恽毓鼎、副都御史曾广銮、总署学士胡荃孙、劳凯臣、崑冈、敬信等 “遍访知交，熟筹办法”，联络留京的满汉官员，并与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会商，“向各国大臣设法婉商，俾得保全一切”。

    多方人士的努力促使联军在北京的统治政策有所改进。不久，庆亲王奕劻 “闻京外数百里之内百货云集，以无贩运折阅实多。再四筹思，惟有暂行借重洋人保护商贾，庶几敢于贩卖米粮、煤炭暨一切用物”。经过协商，“赫德允给商贩切实护票，可以出入城内，沿路毫无阻滞”。京城内蔬菜短缺的严峻形势稍稍缓解。

    北京事态的发展急需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清政府方面因“管辖地面权属他人，虽有良策，无由呼应”，对当前的形势无能为力。列强则由于语言不通、民情不熟以及兵力的单薄，也无力承担这一重任。他们需要当地有影响力人士的支持，以扫除管制地方的障碍。最终，列强、清政府、官绅走到了一起，三方同意建立一个组织，维持京城秩序。这个组织就是 “安民公所”。

    日本占领区最早设立了安民公所。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占领区范围广阔，任务较为繁重，仅仅依靠占领军自身很难进行有效管理，需要地方士绅的帮助。另外，也由于日本比较熟悉清王朝的国情，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更好地维持占领区的秩序。

    美国则代表另一种情况。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美国是较早确定对华政策的国家。他们同日本一样，很注意恢复占领区的秩序。虽然他们没有日本的优势，但是善于利用当地的士绅为其服务。实行分区占领后不久，他们就与恽毓鼎、曾广銮等人来往频繁，双方建立了 “共信”。美界“协巡公所” 的建立是士绅直接作用的结果。英国的的情况与美国相似。

    相比较而言，德国界内治安机构的设置经历了较多的坎坷。起初，主管德界事务的柯士达对占领区内的民政漠不关心。德界官绅对德人横行“无不痛心疾首”，于是一同谒见柯士达，建议仿照美界， “约束部下”，柯士达以 “德国自有办事章程”拒绝。后来德界也建立了具有安民性质的巡捕局，在人员数量上也是最多，但作用有限。直至格尔到来，“皆照美界章程办理”，这一局面方有所改观。

    至于法国和意大利，他们对占领区的治安并不在意，当地官绅的主动要求是建立治安机构的主因。而对俄国而言，由于北京不是其所关注的重心，虽然也建立了安民公所，其更多的是在沽名钓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以西方的方式治理北京。早在占领初期，他们就强迫人民夜晚点灯、洒水泼路等等。安民公所建立后，即接管了这部分工作。

    京城乱后，死伤很多，卫生状况更是令人担忧。“城关一带，浮尸尚未埋尽，虽经卑前县张令雇夫掩埋，而东北两关遗尸较多，且有当时轰毙屋内，嗣后人迹罕至”，出于防疫需要，外国士兵到处拿人，抬尸扫街，除污净室，城内居民皆视为“畏途”。为了清洁卫生，各国占领军还令居民将街道修垫平坦，打扫干净。日本人更是令各住户门前设土筐一个，木桶盛水，以净街道。

    安民公所建立后，“各局巡勇，除按班巡夜外，分局宜轮派勇丁四人，白昼巡街，催赶洒扫 ……”后来，安民公所进一步扩展了卫生工作的范围。他们按户敛钱雇车，分日到各家载灰土等弃物，送往城外，以净街道。

    各占领区为了解决民众出恭难的问题，由各家各户出钱，在各地修盖了厕所。时人对此却深以为苦。由于北京居民生活习惯的影响，很多人并不习惯使用厕所，关键是当时所建厕所数量有限，这非常不便于人们的使用。所以，很多人往往遵从习惯，采用路边出恭的方式。但这又有很大的风险，一旦为外国巡警或者安民公所的巡勇发现，这些人将要受到惩罚。安民公所还十分重视娼妓的管理，不仅取缔私娼，还对妓院所在地进行检疫，隔离取缔带有病患的娼妓。

    正是在安民公所的运作下，北京城的秩序得以迅速恢复，人民的生活逐渐稳定。与此同时， 人们也不得不接受着新生活方式的冲击，并逐步适应之。尽管这种改变还非常小，但它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庚子变后，扫除瓦石壁垒一新，联军各分地段，籍兵力，以改革。上自王公贵戚尚待大僚，下至无赖、屠夫、菜仆，无不俯首听命，无敢或违。不能不惊其办事之勇，而收效之速也。銮舆西还后，北京地面事宜仍由步军统领、顺天府尹、五城御史经理，“而故态复萌，毫无进步，站街之兵，或如聋瞽，或如虎伥，盗贼之充斥，道途之污秽，几乎如庚子之前矣。” 

    列强退兵之后，安民公所的裁撤亦提上日程，负责善后事宜的胡燏棻根据情势，主张将安民公所“可留者留，可撤者撤，请更名巡防局，督绅办理”。由此，清政府确定了取代安民公所的机构——巡防局。此后，善后协巡总局逐步建立起来，安民公所开始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影响却并未消失。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期间，安民公所被迫按照联军的意愿，在占领区内清扫街道、修建厕所等事宜，对于那些习惯于传统的人们而言，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当八国联军将要撤离，将北京的民政归还于清政府后，五城负责治安， “各街巷扫街、泼水、点灯、倒土、出恭、夜行等事，暂多松懈，不慎严查究责”。时人对此深有感触，“究竟我兵同气连枝，互相怜悯，不比洋人横暴耳”。然而，庆亲王或许是在与列强谈判期间看到列强管辖之下比较良好的秩序，对此则是另一种态度，他主张继续进行这一工作。

    八国联军撤离北京后不久，清政府即对北京城的主要道路进行了修整。这次修整不再是原来简单的填土，而是“将原有甬道翻起，使中间及两侧均成同一高度，中间为人行道及轻便车道，左右两侧为重车道，中间左右设沟以便于排水，只有中间路面用条石及水泥，以固地面，左右种植杨柳，设路灯，撤销全部小摊，每隔一、二百米配备巡捕，以维持交通和保障安全”。

    安民公所建立以前街上没有公用厕所时，居民生活较为不便。安民公所建立后，执行联军的命令，禁止民众随地出恭。清政府接管北京后，开办警察事务，公用厕所成为其职责之一。当时，在城内修建了一些，一概禁止在新修道路旁小便，且有巡捕巡逻，遇有小便等事立即惩罚。后来，为解决路人入厕难的问题，又在新修道路附近设置厕所。另外，以前城内各处设有肥料制造场所，均被当局逐渐将其移至城外。

    尽管当时城市卫生设施的修建有很大的局限，但它是北京城近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它引起北京城市现代文明意识的觉醒，是北京城近代环卫事业的开端。

编辑自北京故宫博物院滕德永论文《安民公所与北京近代环卫事业的起步》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杜丽红论文《清末北京卫生行政的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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