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清廷与几列强签订条约，开放外国传教，很多传教士深入内地，建教堂、收教民、代词讼，引发了许多教案，这些教案往往是由一些荒谬的谣言导致的。比如“教士骗小孩挖眼剖心做药引子”、“教士们与女人淫乱生了很多私生子”之类的，这些谣言固然是因为民众不开化而盛传，但不能不说，其中也有官府暗中推广的功劳。

    光绪十七年，宜昌谣传天主教挖眼剖心，各属教堂均被焚毁。两湖总督张之洞命当地政府查明滋事原因，地方官电告：“查验大小女孩，两名两眼无珠；又男孩一名，两眼无珠，无肾子”。同年十月，热河金丹教仇杀天主教，烧毁教堂六十八间，杀死教民八百多人，平泉知府奏称赴教堂验看“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珠、无心。并有童男女十六人，亦各昏迷不醒”；同治八年，贵州遵义县民众打毁教堂、学堂，抢掠物品，并杀死一名传教士，贵州巡抚引用当地闲官证词称“拆毁教士居，得见夹墙内奸生私孩甚多，臭气秽天”。以今天我们的科学知识，自然了解这些说法的荒诞不经，但当时的地方官，就敢编造这样的官证。

    同治元年，江西南昌发生教案，民众以教堂育婴堂收孩子挖眼剖心、采处女红丸为由将教堂砸毁。朝廷要求知府沈葆桢“将为首滋事之人查拿究办”，沈查了一番，回奏说传教士“所收幼孩女多男少，自五六岁至十一二岁不等，亦无怀抱乳哺者”，虽未明说，暗示了谣言的真实性，此后又编造“民众出于正义要与天主教拼命”的“坊间闲谈”，来庇护闹事民众。

    如果没有这些“官谣”，闹教民众不会如此笃定，教案也不可能这样屡屡发生，这些官谣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煽动民众的作用，当时内心仇视外洋的官方也乐见它的广为流传。不过同样是谣言，当它不符合官方期待时，就是另外一番情形了。

    光绪二十八年，湖南邵阳贺金声具名揭帖，称“夷人残害我湘省，挖眼割肾者有之，肆放毒药，死亡相籍者有之，敲击我髓肤而又籍踏我性命……”——这是个月经谣，过去几十年里流传过无数遍了，并无新鲜，而且当时的湖南巡抚俞廉三对洋人速来“嫉恨如仇”，极端同情义和团，因此应是这种谣言的热爱者。倒霉的是贺金声在传谣之后多加了几句话：“奉札招勇二十营……用除夷患，自带军装火药者格外重赏”，一二日渐即得数千人，准备要捕捉洋人。这还了得？这不仅是传谣问题，这是真的“危害社会稳定”了，俞廉三毫不犹豫，果断以造谣惑众抓了贺金声，就地惩办，枭首示众。可见奉旨造谣，也得跟官方统一口径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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