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从陆羽说起,他在《茶经》一书中对茶盏子的评价是:“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
陆羽认为南方越窑青釉茶盏优于北方邢窑白釉茶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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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瓷器的主要产地在浙江余姚一带。唐朝时,曾烧造出一种非常优良的青瓷,时称“秘色”瓷,为皇家专用,标准器在法门寺遗址的地宫内现身,账簿中明确记载为“秘色”,釉面莹润青翠悦目,让一些藏家自诩为“秘色”的越窑青瓷相形见绌。
瓷是鼻祖,不仅影响了北方的窑口,还影响到外国,比如高丽瓷。
早期瓷器的特点之一是模仿金属器皿。唐之前是仿青铜礼器,唐之后是仿金银用具。在这方面越窑做得最好,弥补了金银器在使用和供应上的不足,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填补了市场的空白。
与此同时,邢窑的白瓷烧造也日趋成熟,“南青北白”的格局业已形成。
在唐代,茶盏是瓷器里最为常见的物品,造型也有定式,越窑和邢窑的产品相似,均为敞口、浅腹、玉璧形底足,直径通常在十五公分左右。按陆羽的说法,是一升茶汤分五盏即可,算来一盏为二两至三两,这类茶盏很容易辨认。
越、邢两窑均为皇家定烧瓷器,其中邢窑白瓷的底足刻有“盈”字款识的,是为皇家仓库“大盈库”的定烧之物。
唐之后是五代十国,虽为乱世,但在瓷器烧造上却达到一个高峰。这一时期,国家和政权更替频繁,皇家以及高层对精美瓷器的需求量是可想而知的。能工巧匠辈出,工艺越发精良,越、邢两窑对金银器皿的模仿,可以用“惟妙惟肖”来形容。
这一时期,钱镠在江浙一带建立吴越国,实力不及中原和北方列强,便臣服纳贡,越窑青瓷是主项,包括一定数量的“金扣”瓷,就是用金银镶边的青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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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河北定州一带也烧造出了优良的白瓷,时称定窑,逐渐地取代了邢窑。至北宋,越窑青瓷开始衰落,后起之秀是北方的耀州窑青瓷,从五代时期延续至元代,耀州瓷器无论工艺、品种还是产量,都难有比肩者,其中青釉类的茶盏,无论手工刻画还是模具印花,其工艺高超非凡、视觉效果尤佳。黑釉、酱釉和兔毫类茶盏在品质上也令人称道。
北宋定窑主烧白瓷,辽国也烧造类似的白瓷,到了金代,定窑依旧烧制白瓷,这几种白釉瓷器在风格特征上比较相像,常常被鉴赏者弄混,往往会将较为精细的辽金白瓷划为北宋,也许是因北宋属于正统的汉文化,能提高身价而已。但古物的鉴定和划分上理应严谨而准确,不能仅凭直觉或印象来判断,不但需要慧眼,还需要科学依据。
宋金时期,定窑白釉中,标准的茶盏较为少见,多见的是一些小口径的酒盅和大口径的海碗。定窑中的黑釉和酱釉类的茶盏,自古就备受好评,它们看上去的确招人喜爱,无论造型、釉色还是胎骨,都令人称道。
北宋的苏东坡写有“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的词句,以红玉来比喻紫定茶盏,可见其美。
明朝学者曹昭在《格古要论》一书中写道:“有紫定色紫,有黑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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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都一样,一分价钱一分货。
北宋皇室普遍偏爱青色,这一点很像五代时期的皇帝柴世宗,此君也重视瓷艺,当臣子询问烧造何种瓷色时,回曰:“雨过天晴破云处,这般颜色烧将来。”
北宋晚期,皇家在河南汝州设立御窑烧制瓷器,一水儿的青釉,酥光玉润,“汝瓷”传世品少之又少,南宋时已备受珍惜。如今有几件存世的茶盏和盏托,典雅之至。
北宋的徽宗皇帝与志同道合的臣子喜好“斗茶”,在茶盏的优劣上达成共识,建窑的黑釉兔毫类茶盏成为首选。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认定:“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采色也。”大臣蔡襄在《茶录》一文中说:“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煨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
换一个角度,从宋代绘画中,可以了解一些当时的生活,其中有品茗和制茶的场景,有各种茶具。盏托上的茶盏多为薄胎敞口的,其色泽也明显浅于盏托,比较像定窑一类的瓷器。那么,说宋人尚黑瓷茶盏,大概是徽宗之后的事情。
定窑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影响波及北方大部分窑场,连南方也烧出“南定”瓷器。河南当阳峪窑也烧制黑釉、酱釉类瓷盏,其中精品的一类与定窑的同类器物十分相像,毫不逊色,这类瓷盏在一些馆藏图录或拍卖录上通常被冠以定窑的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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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往往有规律可循。北宋早期,茶盏带有五代时期金银器皿的风格,钵形的、花口的偏多;北宋中期流行敞口的、斗笠形的,这也是茶盏中最为好看的模样,这类器皿轻薄秀气、宽口细足,需要与盏托配套方可使用,与之配套的盏托多为漆器,这是南方的传统工艺,造型也是出自金银器皿。坚硬的瓷盏放进漆木盏托,因质感不同,增添了视觉之美,当然,这属于上层人士的用品。当时,民间使用的瓷盏通常配以同窑口的
盏托,原因简单,漆木盏托造价不菲。
北宋晚期,皇帝和大臣们相中了深色厚胎的茶盏,主因是饮茶方式有了变化——“斗茶”“茗战”的兴起,宋徽宗又成为头号玩家。“斗茶”时采用深腹、敛口、厚重的茶盏,在击打、搅和茶汤时此较稳当,还可以保持水温。大江南北开始流行黑釉茶盏,兔毫和鹧鸪斑一类的被视为上品,南宋至元朝都是如此,北方的磁州窑、耀州窑也刻意仿制黑釉建盏。
当然,没有什么风尚可以一统天下,有好“斗茶”的,一定也有保留传统的,反映在茶盏上,就是多样性。像定窑,从北宋至金代一直没有停止烧造,其风格也没什么变化,坚守薄胎细瓷的路子,即使“斗茶”也会采用大碗调制、小盏分配的方式,所以在考古中,定瓷往往是大碗和小盏一同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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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州窑在金代还是以烧造青瓷为主,茶盏从北宋时的薄胎深腹逐渐朝着厚胎浅腹式样变化,纹饰也由刻花、划花转为模具印花为主,这一点与定窑是一样的。金代时期,也就是南方的南宋时期,地处建安县的建窑几乎专烧茶盏,江西的吉州窑也大批烧制。饶州窑,也就是景德镇窑,以及浙江的龙泉窑,均烧造出了不同风格和特点的优质茶盏。当然,这首先要归功于南宋官窑的影响。
整体上看,宋金时期,茶盏在造型和容积上是有大致标准的,一眼看去便可知晓是不是茶盏子。这先要厘清它与酒盏和汤碗的区别,这一点,常常被弄混,包括一些学者和藏家。
方法虽愚,但立竿见影。具体讲,茶盏的口径通常会大于十公分而小于十六公分;大体上以敞口小足为主,斗笠盏就更容易确定了。口径小于十公分的杯盏,基本上可以定为酒具,这也符合金银器皿的定式。而口径大于十六公分的,不该是用于饮茶的,道理也简单,人非骡子。
还有一个前提,以上标准是就细瓷而言;粗粝的陶瓷不在其列,那类玩意儿做什么都可以。
再说说器具的搭配。茶盏与盏托应当是卧入式的,茶盏的足部是卧入盏托之内的,在注入茶汤时能够保持稳定。
酒杯与盏托的搭配通常是平放式的,盏托是实心的,杯足摆放在盏托中心的平台上,这样既讲究又方便斟酒。
以上是两类组合的大致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区别,也会有另类或特立独行的,非整点与众不同的也不奇怪。只是古人大都讲究礼节和规矩,等级社会,一般不会胡来。还是那句老话,人要有常识。
说到这里,我又想扯一扯闲篇。
北宋时期,定窑、耀州窑、当阳峪窑均烧造过贡瓷,“五大名窑”中的钧瓷,似乎并没有出现。擅长记叙世间百态的宋代文人没有留下关于钧瓷的文字,在已知的北宋考古挖掘中,也没有发现钧瓷。其实,被一些撰写陶瓷史的专家们定为北宋钧瓷的,也就是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大批珍藏的“官钧”,应是明代瓷器,是明代初期为永乐宫定烧的陈设用瓷,以花盆、花瓶、水仙盒和碗类为主,釉面带有“泥鳅走泥纹”,足底刻有各种数字,此类仿宋器物,与“官钧”风马牛不相及。这个属于明代的钧瓷窑址,十几年前在河南禹州被考古发现。
钧瓷在金元时期深受民间喜欢,釉色鲜活,浓妆淡抹,分外妖娆。常见酒杯和大碗,少见茶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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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在临安建都后,设立官窑,烧制出了史上最为精美典雅的器物,带动了南方瓷业,像龙泉窑的青瓷;饶州窑的青白瓷;建窑、吉州窑的茶具,均达到了各自瓷器工艺的高峰。当然,这与官方定制有直接关联,没有文人士大夫的参与,就难以有宋瓷的至高境界。比如哥窑瓷器,虽然极力模仿南宋官窑,因为是民间工匠所为,在造型上、细节上,包括气质上总是有点不大对劲儿,即使形似也达不到神似,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些,只因其名声响亮而趋之若鹜。
南宋时期,前文所提及的几个窑系,在茶盏的烧制上,可谓登峰造极。像龙泉窑烧造的青釉斗笠盏,造型之优美,令人怦然心动。饶州的景德镇窑烧制的影青茶盏,釉水温润如玉,胎骨纯洁透明,达到了古人所赞誉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境界,这类瓷器在当时就有“饶玉”之说,工艺与北方的定窑相似,胎质更为优良,有薄度近乎于“脱胎”的,透光可以映出指纹。这种类型的茶盏在宋代相当普及,与建窑黑釉厚胎的茶盏有很大反差,由此可见宋人饮茶方式的多样性。
相对于一些出产昂贵茶具的窑系,吉州窑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面向平民百姓的路子,任何时候这都是不能忽视的群体和市场。吉州窑茶盏品种丰富,风格多变,创造出了剪纸贴花、木叶印花等名品,又有玳瑁釉、虎斑釉以及各种色彩斑斓的釉种,展现出工匠们恣意挥洒的性情。当然,相对于以雅致著称的宋瓷,不免有流俗之嫌。
宋代建窑采用“龙窑”方式,一次可以烧制近十万件瓷器,其中茶盏占九成以上。虽是一个匣钵装一件茶盏,残损率也相当之高,完美的建盏十分难得,一些精品会施以“金扣”,就是镶一圈金属口沿,包括金、银、铜、锡各种材料。
建窑曾为官廷烧造茶盏,其足底刻有“供御”字款,或是印有“进盏”字款。
北宋至南宋,建盏的造型也有变化。大致上,北宋时胎骨和釉层较薄,口沿外撇,兔毫纹不够鲜明,这种瓷盏还能与盏托搭配使用,北宋晚期至南宋一朝,建盏的胎骨愈加厚重,造型多为敛口,釉层肥厚,釉色和纹饰越发亮丽,可以用“光彩夺目”来形容。
以上,简略地对宋金时期的茶盏做了梳理,行文之中,有一种如数家珍的意味,这种感觉伴我许久了,这就是高古瓷器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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