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明代著名书画家。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并加太子太保，后又任湖广副使等职，赠太子太傅，谥号“文敏”。天启年间，因怒于阉党擅政，董其昌辞官回家，专心书画。能诗文、擅画山水，开创松江画派。他的绘画师法董源、巨然、倪瓒等，其画风笔意清新秀丽、安闲温和，追求平淡天真的格调，讲究笔墨韵致。他的书法也为时人所重，为“华亭派”的主要代表，时有“邢张米董”之说，即邢侗、张瑞图、米万锺、董其昌；又有“南董北米”之谓。著有《画禅室随笔》《容台文集》《画旨》等。董其昌一生致力于书画的创作和研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见解，他的“平淡天真”和“顿悟”之说，以及其他相关的书法创作理论，一直为后人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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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 秋兴赋 局部 广东省博物馆藏

一、以“淡”为宗

    “淡”，《说文》:“薄味也。”味淡，尤指没有其他的杂味，与“浓”相对，清幽天然。将其形容书画艺术，董其昌理解为“无门无径，质任自然，是之谓淡。”（董其昌《诒美堂集序》）。自然之物，不刻意、不雕琢，“淡”然天真，萧散简远，巧胜人工。“淡”之于文学，在于文字能表现自己的性灵，摒除理念。苏轼在《与二郎侄》中说：“凡文字，少小时须令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董其昌很赞同这种说法：“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苏子瞻曰：‘笔势峥嵘......绚烂之极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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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 勤政励学箴 214.5cm x 61.8cm 辽宁省博物馆藏

    董其昌以“淡”为宗的书学思想，来源于庄子的朴素美学观，庄子认为：“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也”②。徐复观将“淡”作进一步阐述：“淡由玄而出，淡是由有限通向无限的连接点。顺乎万物自然之性，而不加以人工矫饰之力，此之谓淡”③。由“淡”表现出高妙的境界，董其昌认为依样画瓢是谈不上“淡”的，只有内心领悟才能充分将其表现出来：“米书以势为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带来，非学可及。内典所谓无师智，画家谓之气韵也”④。董其昌认为，虽然“淡”不能从别人那里直接学到，但经过自身的刻苦学习，作品气韵生动，就符合“淡”的要求。他在《容台别集》卷六里说：“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他觉得“赵（孟）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他主张抛弃理性的思想禁锢，在把握传统技法的同时，能自由自在地表达自我，技巧是“淡”的基本前提，“淡”是艺术的追求境界。    董其昌认为，“淡”应该贯穿于书法的用笔、用墨、结字和章法之中。    他一直强调写字应该提得起笔，能将笔画写得“遒劲”，笔画不能偏软，千万不能“信笔”，捉笔要定“宗旨”，如果信手涂抹，书道不成形，使人无法看出“定法”，那会使人迷惑。写字要泯没“棱横”，否则容易刻板，没有天然烂漫之气，就难以达到“淡”之境界。在用墨上，他一改院体书法的浓墨重笔，讲究以淡墨为主，不“枯燥”，做到不肥不枯，润而不滞。    在结字上，董其昌特别主张“拙”和“巧妙”，他力主米芾集古字的方法，即所谓“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以势为主。他深得帖学衣钵，在转折处运用以转代折的方式，结体自然而流便，虽没有大起大落的视觉冲击，但衔接生动，优雅含蓄。

在章法布局上，整体要求紧密而精微，同时充分注意气势的贯通，书画唯熟不可救，当技法达到一定高度后应该抛弃对技巧的执着与留恋。他从五代杨凝式的《韭花帖》中获得灵感，觉得杨凝式的这幅作品“略带行体，萧散有致，比杨少师（凝式）他书欹侧取态者有殊，然欹侧取态，故是少师佳处”，他的书法作品行距都比较大，字间距根据需要调节，字形紧凑而不单调，跌宕潇洒，时有新意，在章法上产生空灵疏淡的效果。“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董其昌主张的“以奇为正”，正如孙过庭所说的“平正”与“险绝”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之所以是“神品”，就在于其章法是“古今第一”，其字“映带而生”“随手所如，皆入法则”。将书法的技术要领都掌握以后，由技进乎道，进入“淡”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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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杨凝式 韭花帖 26cm x 28cm 苏州博物馆藏

二、师古人与师造化

    董其昌早年的老师莫如忠（1508—1588）和陆树声（1509—1605），对其书画艺术学习及艺术思想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是他们引导董其昌走上正统之路。    莫如忠，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他“性尚玄泊，简薄世好而恬于世进”“洁修自好”，工诗，书法以“二王”为宗。董其昌十八岁时“举子业，本无深解，徒从曩时读书莫中江（如忠之号）先生家塾”。董其昌也说他书法学右军，与《圣教序》体“小异”，“其沉着逼古处，当代名公未能或之先也”。莫如忠对董其昌的文学修养和书画艺术思想有极大的影响，董其昌考取进士，与莫如忠的学识渊博和精湛授学有很大的关系。    陆树声，嘉靖二十年（1541）会试第一，得中进士，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礼部尚书，好书法诗文，为人狷介耿直，淡泊名利，屡次辞官，但其在位时尽心尽职，深得朝野好评。董其昌23岁时跟着他学习，董自称：“予学画自丁丑（1577）四月朔日，馆于陆宗伯文定公之家”⑤。    董其昌学习书法从17岁开始，“初师颜平原（真卿）《多宝塔》，又改学虞永兴（世南），以为唐书不如魏晋，遂仿《黄庭经》及锺元常（繇）《宣示表》《力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徵明）、祝希哲（允明）置之眼角”⑥。从董其昌的自述中，大致可以了解他的学书历程。由唐入晋，锺繇、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怀素、杨凝式、米芾等，都是他师法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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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 锺繇 宣示表

    经过老师的引导，董其昌的艺术之路走得更为坚实有力，他特别注重以古人为师，认为“学书不从临古入，必堕恶道”。他反对单纯机械地、不加思考地模拟，对于古帖要有选择地取舍，融入自己的创意。如果离开了自己的创意，古人的精神也很难表达出来，故应以自己独创的形式再现古人的“风神”。只有对古人技巧及得失有深刻的体会，才能按自己的意愿运笔挥洒，达到自成家法的化境。临习古帖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模拟手段，而是进一步开发创作的源泉。    庄子说：“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⑦庄子将天地万物比作大炉，自然万物由此孕育而生。董其昌深得其髓，认为“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惚变幻，象其物宜”，“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⑧。学习古人技巧，只是艺术的开始，最终要落实到“师造化”，天地万物是艺术创作的不竭之源。“画家以古人为师，己自上乘，进此当以天地为师，每朝起看云气变幻，绝近画中山”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董其昌力追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的崇高境界。

三、以禅入书

    明末，社会动荡不安，文人们迷恋禅学以躲避现实纷争。董其昌初涉禅门，得益于乃师陆树声。“故宫保陆文定公，时不佞昌与征士陈继儒皆缔莲社之友”。董其昌与许多禅师和禅学高手交往密切，如达观禅师、憨山禅师、项子京、袁宏道、袁宗道、陶望龄、李贽等都是他的谈道挚友。陈继儒在董其昌《容台文集》序言中写道：“（董其昌）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悟。己丑（1589）读中秘书，日与陶周望（望龄）、袁伯修（宗道）游戏禅悦，视一切功名文字直黄鹄之笑壤虫而已。” 禅悦，即通过禅定，使人的身心安定愉快，求得自我解脱。董其昌写有《禅悦》一文，对禅宗各派的思想有着精辟的论述。陈继儒所说的曹洞禅，以“回互”之说为核心，“即事而真”，教人从现象（事）探求本质（真），其传授方式比较温和，不用棒喝，绵密亲切，反复叮咛，与临济禅的“卷舒擒纵，活杀自在”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董其昌对华严宗极有研究，熟读李通玄的《华严合论》，吸收其“法界缘起”的“相即相如”“圆融无碍”的思想，即世界万物是真如本体的映像，和谐统一，这种无碍自在的思想使董其昌深受启发，参禅和艺术创作都是靠性灵去感悟，在透彻之悟中“得其胜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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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赵孟頫 趵突泉诗 33.1cm x 83.3cm 纸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很自然地将禅学融入书法创作中，尝云：“禅家亦之，须参活句，不参死句，书家有笔法，有墨法，唯晋、唐人真迹具是三昧”。禅学有南宗的“顿悟”和北宗的“渐悟”，董其昌非常推崇南宗的“顿悟”，靠自身智慧“一闻言便悟，顿见真如本性”，他觉得“心性者，一彻俱彻，天真自然”。这种“悟”是在感悟自身中获得超越，从而使意识得到升华，洞察人生的底蕴和佛性的真谛，“顿悟见性，即心即佛”，达到空灵澄澈的心理境界。这种顿悟与艺术审美活动有着相似之处，通过点拨，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董其昌深谙其玄机，知道“顿悟”的产生也需要长期的修炼，对艺术的理解不可能像神仙点化似的得到彻悟。只有“渐修”之后才能“顿悟”，因而他对不勤学苦练而“一超直入”的做法极为反感：“今人朝学执笔，夕已勒石，余深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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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董其昌 真书阴符经府君碑合卷 25.1cm x 143.4cm 上海博物馆藏

    董其昌还借用《楞严经》的思想，讲述书法创作“离”与“合”的辩证关系：“盖书家妙在能合，神在能离，所欲离者，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所以难耳。哪吒拆骨还父，拆肉还母，若别无骨肉，说甚虚空粉碎，始露全身？......余此语悟之《楞严》‘八还义’：明还日月，暗还虚空。不汝还者，非汝而谁？”学习书法的过程，就是由“合”而“离”。“合”就是形似，“离”就是神似。如果没有做到将古人的作品临摹到逼真的程度，“别无骨肉”，也就谈不上拆骨、拆肉的“虚空粉碎，始露全身”的“神似”。    董其昌所倡导的书学观，在明代晚期追求个性解放、标榜狂怪的历史潮流下，坚守传统，汲古出新，反映出当时一部分书画家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同时对当今的书法艺术提供了很好的创作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