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公输盘替楚国造云梯这类攻城的器械，造成后，将要用它来攻打宋国。墨子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后，从鲁国出发，行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郢都，见到了公输盘。

　　公输盘说：“先生有什么见教呢?”

　　墨子先生说：“北方有一个欺侮我的人，我希望借助您的力量去杀了他。”

　　公输盘很不高兴。

　　墨子先生说：“请让我奉送给您十金。”

　　公输盘说：“我坚守道义坚决不杀人。”

　　墨子先生起身，拜了两拜，说：“请让我解说这件事。我在北方听说你在制造云梯，将要用它来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在土地方面有富余却在人口方面不够，牺牲不足的人口而争夺多余的土地，不能说是明智的;宋国没有罪却攻打它，不能说是仁义的;知道这道理而不对楚王进行劝阻，不能说是忠君的;劝阻却没有成功，这不能称作坚持;你崇尚仁义不肯帮我杀死欺负我的一个人，却要为楚国攻打宋国而杀死很多人，不能叫做明白事理。”

　　公输盘被说服了。

　　墨子先生说：“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不停止计划呢?”

　　公输盘说：“不行，我已经向楚王说了这件事了。”

　　墨子先生说：“为什么不向楚王引见我呢?”

　　公输盘说：“好吧。”

　　墨子先生拜见了楚王，说：“现在这里有一个人，舍弃他自己装饰华美的车，邻居有破车，却想要去偷;舍弃自己华美的衣服，邻居有件粗布衣服，却想要去偷;舍弃自己的好饭好菜，邻居只有粗劣饭食，却想要去偷。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

　　楚王回答说：“这个人一定是患有偷盗的毛病了。”

　　墨子先生说：“楚国的土地，方圆大小足有五千里;宋国的土地，方圆大小不过五百里，这好像装饰华美的'车子同破车相比。楚国有云梦泽，里面有成群的犀牛麋鹿，长江、汉水里的鱼，鳖，鼋，鳄鱼多得天下无比;宋国却像人们所说的一样，是一个连野鸡、兔子、小鱼都没有的地方，这好像美食佳肴同糠糟相比。荆国有巨松、梓树、黄楩木、楠、樟等名贵木材;宋国是一个连多余的木材都没有的国家，这就像华丽的衣服与粗布短衣相比。我认为大王派官吏进攻宋国，是和这个患偷窃病的人的行为是一样的。”

　　楚王说：“好啊!虽然这样，但是公输盘给我造了云梯，一定要攻取宋国。”

　　在这种情况下楚王召见公输盘，墨子先生解下衣带，用衣带当作城墙，用木片当作守城器械。公输盘多次用了攻城的巧妙战术，墨子先生多次抵御他。公输盘的攻城的方法用尽了，墨子先生的抵御器械还绰绰有余。

　　公输盘理屈，却说：“我知道用来抵御你的方法，可我不说。”

　　墨子先生说：“我知道你要用来抵御我的方法，我也不说。”

　　楚王问其中的缘故。

　　墨子先生说：“公输先生的意思，不过是要杀掉我。杀了我，宋国没有人能守城，就可以攻取了。可是我的学生禽滑厘等三百多人，已经拿着我的守城器械，在宋国城上等待楚国入侵了。即使杀了我，也不能杀尽宋国的抵御者啊。”

　　楚王说：“好，我不攻打宋国了。”

　　墨子从楚国归来，经过宋国，天下着雨，他到闾门去避雨，守闾门的人却不接纳他。所以说：“运用神机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而于明处争辩不休的人，众人却知道他。”

  

  墨子还说了一席很著名的话——

  如果有一个人，进入了别人家的果园，偷走了人家的桃子和李子。大家听说了就会责骂他，居上位执政的人捕获他之后会惩罚他。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损害了别人的利益而使自己得到好处。

  至于偷别人的狗、猪、鸡等家畜家禽的人，他不道义的程度又超过了进入别人果园偷桃李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

  假如他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他的不道德就更加厉害了，罪责也更加深厚。至于潜入别人家牛栏、马厩，牵走人家牛和马的人，他不道义的程度又超过了偷别人的狗、猪、鸡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

  如果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他的不道义就更加厉害了，罪责也更加深厚。

  至于杀死无罪之人，拿走他的衣服，拿走戈和剑的人，他不道德的程度又超过了潜入别人家牛栏、马厩并牵走人家牛和马的人。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了。

  如果对别人的损害更加大，他的不道义就更加厉害，罪责也更加深厚。对此，世上有道义的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并会认为它们不对，说这些是不道义的。现在到了放肆地攻打他国这件事上，却不知道不对了，反而就这件事情来称赞它，说是道义的。这能说是知道道义和不道义的分别吗？

   杀死一个人是不道德的，必会有一条死罪。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类推，杀死十个人就是十倍的不道义，必会有十条死罪；杀死一百人就是一百倍的不道义，必会有一百条死罪。对此，世上有道德之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并会认为它们不对，说这些是不道德的。现在最不道义的是攻打别的国家，却不知指责其错误，反而随着称赞它，说是道义的。实在不知道这是不道义的，所以才会记载下来留给后世。如果知道是不道义的，又怎么解释把那些不道义的事记载下来并留给后世这件事呢？

  现在有些人，看到的黑色较少时说是黑色，看到的黑色多了时就说是白色，那么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人不知道黑色和白色的区别；尝到的苦较少时说是苦的，尝到的苦多了时就说是甜的，那么大家一定会认为这人不知道甜和苦的区别。现在做了小的错事，就明白是不对的。最大的不义是攻打他国，却不知道不对了，反而称赞它，说是道义的：这能说是知道道义和不道义的区别吗？由此可知道普天下的君子们，在区分道义与不道义上是多么混乱啊。（选自《墨子·非攻》）

    墨家反对战争，提出了“非攻”的政治主张，并在现实中将其实践了出来。

    老子同样是反战派，他从天道自然的立场出发，旗帜鲜明的反对穷兵黩武，提倡和平，尊重生命，他在《道德经》里就有——

 

     “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战者果而已矣，勿以取强焉。果而勿骄，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得已居，是谓果而不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

  大意是说，按照“道”的原则辅佐君王的人，不依靠兵力来称霸天下。穷兵黩武这种事不仅不会带来好处，反而会很快遭到报应。军队到过的地方，荆棘横生。大战过后，必定会有荒年。善于用兵的人，只要达到救济危难的目的就算了，不会以兵力强大来耀武扬威。即使达到了目的，也不因此而自尊自大；即使达到了目的，也不因此而夸耀；即使达到了目的，也不因此而骄傲；即使达到了目的，也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即使达到了目的，也不逞强。事物壮大了，就会走向衰亡，这就说明它不符合于道；不符合于道的，就会很快走向败亡。

  

    “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弗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勿美也。若美之，是乐杀人民也。夫乐杀人，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是以吉事上左，丧事上右；是以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居之也。杀人众，以悲哀莅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大意是讲——

  兵革是不祥的东西，大家都怨恶它，所以有道的人不使用它。

  君子平时以左方为贵，用兵时以右方为贵。兵革是不祥的东西，不是君子所使用的东西。万不得已而使用它，最好要淡然处之。胜利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如果得意洋洋，就是喜欢杀人。喜欢杀人的，就不能在天下得到成功。

  吉庆的事情以左方为上，凶丧的事情以右方为上。偏将军在左边，上将军在右边，这是说出兵打仗用丧礼的仪式来处理。杀人众多，带着哀痛的心情去对待，打了胜战要用丧礼的仪式去处理。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效。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意思是说，大道畅行的时代，万物和百姓都自然而然地繁衍生息，没有利益纷争，没有流血战争，马自然用来耕种。大道废弃，争斗纷起，怀胎的母马也不得安生，因为被驱上战场而将马驹儿生在野外。过没有比行私纵欲更为严重的，祸患没有比贪得无厌更为严重的，灾难没有比贪欲必得更为惨痛的。所以说懂得知足知止而心无贪求，才能经常适可而满足。

   “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弗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是谓配天，古之极也。”用今天的话讲即是——

  最高明的统帅不以武力胜人，最高强的战士不以怒气而战，最善于胜敌者不接触对手就使其落败，最善于用人者甘居于人下。这就是所说的不争强斗气的道德，这就是所说的发挥人的积极性，这就是所说的遵循客观规律。

  墨子的“非攻”。老子的反战，孔子的仁，孟子的王道，这些思想和政治主张背后体现的正是遵道贵德，和谐为贵的中华文明传统。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自古以来即如此。立德为重，以和为贵，这是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这也是中华文明经久不息，一直都能保持其先进性的根本原因所在。

  除此以外，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也源远流长——

 《公羊传·隐公元年》中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

 《汉书·王吉传》里讲：“《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大，重视、尊重；一统，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周天子。后世因此称封建王朝统治全国为大一统。

 “大一统”不同于“大统一”单纯就地域统一作为理念，更多的是指在国家政治上的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上的高度集中。该思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更从政治、军事、经济起到地缘互补的巨大优势效应。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分裂动乱，却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即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

   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的秩序社会。

  

   孟子主张“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天下“定于一”，认为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荀子则认为“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

   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

  《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

  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　

  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

  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

  显然这都是对国家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但他们都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秦朝变成了现实。

   真正系统发挥《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是汉代董仲舒。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这是说，封建的大一统是天地古今之道，是不可改变的。有了大一统的国家，必须具有适应这种大一统国家的统一思想，只有上下统一，才能保证法制号令规章制度的畅行。

   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从古至今，一直有许多中国人热爱、推崇大一统。唐朝的李白赞叹道：“秦皇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明朝的李贽（zhì）在《藏书》中尊始皇为“千古一帝”。大一统的逻辑中派生出来的许多观念使得大一统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扎下根来。也正是源于大一统，让中国文化爆发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在不断传承，融合，发展，进化，升华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更新和超越。

  孟子谒（yè）见了梁襄王，出来后，跟人说：“这个人远远望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到跟前也看不出他的威严。猛一开口就问我：‘天下如何才安定？’我答道：‘天下一统，才会安定。’他又问：‘谁能一统天下？’我又答：‘不好杀人的国君，就能一统天下。’他又问：‘谁会归顺服从他呢？’我又答：‘普天之下没有不归顺服从他的。您熟悉那禾苗吗？七八月间天旱，禾苗就枯槁了。这时，一团浓黑的乌云出现，哗啦哗啦下起了充足的大雨，禾苗即茁壮茂盛地生长起来。这种趋势，谁能阻挡得住呢？当今各国的君主，没有不好杀人的。如有一位不好杀人的，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着脖子来盼望他了。果真这么做了，百姓归附他跟随他，就跟水往低处奔流一样，汹涌澎湃，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