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贵族,是商纣王的叔父,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官太师,因其封地与箕,故称箕子,他与微子、比干齐名,史称“殷末三贤”。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纣王的叔父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
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见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疯,披发佯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遂将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
箕子这种“忠”不是孔子所提倡的,因为这几近愚忠,好比早期的活人殉葬,主公死了,臣子就要一起死,这是没有人性的无道。试想,假如人人都要为自己所生的朝代是非不分的表忠心,不反叛,不敢搞革命,不敢站起来为正义而战,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战?那哪还有新的光明朝代的到来?
什么是对国家真正的忠?《战国楚竹书》中就有这样一则故事——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用今天的话说大意是——
鲁穆公问子思道:“什麼样的才能叫做忠臣呢?”子思说:“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就可以称为忠臣了。”鲁穆公闻言不高兴,子思作揖后就退下了。成孙戈觐见,鲁穆公说:“刚才我问子思忠臣的事,子思说:‘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就可以称为忠臣了。’寡人对此很困惑,不能有所得。”成孙戈说:“咦,这话说得好呀!为了君王的缘故而失去生命的人,这种人是有的。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却从未有过。为了君王的缘故而失去生命的人,不过是尽忠于爵禄。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是远离爵禄的。为了义理而远离爵禄,如果不是子思,我是不会听说有这种事的。”
唯有依仁义行,才是真正的忠。
历史上有的人可能个人小名节上有瑕疵,比如管仲,但这并不能遮盖他造福过大多数人的光辉。正如古语有云:“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谅。”儒家重视天下苍生的利益,天下苍生的利益远高于个人。个人名节当然重要,但在一些不得已情况下丢失过,只要他知错能改,就是值得原谅的,毕竟,天下苍生的福祉是大,只要他后来给天下苍生造了大福,他就值得被尊重。再进一步说,一个知错能改之人,若能以戴罪之身为天下苍生服务,不也很好吗?窦宪赶走匈奴,勒石燕然,不也是戴罪立功所成就的吗?
春秋时期,公子纠被杀,召忽是公子纠的臣子,自杀以殉其主,而同样是公子纠臣子的管仲却没有死,不仅如此,他还归服了其主的政敌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并担任了齐桓公的宰相,这样的行为一般人看来觉得应当属于对其主的不忠。但孔子却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不说,最重要的是辅佐齐桓公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是靠自身的实力,自强之后不依靠武力,依靠仁德的力量,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攘夷则是给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中原人被野蛮人所控制,文明断绝,所有人都要“披发左衽”了。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但管仲却没有自杀以殉。管仲这样做算不上是仁人吧?”孔子说:“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盟会,不用武力,都是得益于管仲之力。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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