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箕子，名胥余，殷商末期贵族，是商纣王的叔父，文丁的儿子，帝乙的弟弟，官太师，因其封地与箕，故称箕子，他与微子、比干齐名，史称“殷末三贤”。
 
  箕子佐政时，见纣王进餐必用象箸，感纣甚奢，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
  
  果然后来商纣王暴虐无道，整天酗酒淫乐而不理政，挥霍无度。纣王的叔父箕子，见纣王这般无道，苦心谏阻，但屡谏纣王都不听。

   有人劝箕子离去，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悦于民，吾不忍也”。箕子见成汤所创六百年江山即将断送在纣王手中，心痛如割，索性割发装疯，披发佯狂，隐而鼓琴以自悲，每日里只管弹唱“箕子操”曲以发泄心中悲愤。纣见此，以为箕子真疯，遂将他囚禁起来，贬为奴隶。
 
  箕子这种“忠”不是孔子所提倡的，因为这几近愚忠，好比早期的活人殉葬，主公死了，臣子就要一起死，这是没有人性的无道。试想，假如人人都要为自己所生的朝代是非不分的表忠心，不反叛，不敢搞革命，不敢站起来为正义而战，为大多数人的幸福而战？那哪还有新的光明朝代的到来？

     什么是对国家真正的忠？《战国楚竹书》中就有这样一则故事——

  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成孙弋见，公曰：“向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用今天的话说大意是——

   鲁穆公问子思道：“什麼样的才能叫做忠臣呢？”子思说：“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就可以称为忠臣了。”鲁穆公闻言不高兴，子思作揖后就退下了。成孙戈觐见，鲁穆公说：“刚才我问子思忠臣的事，子思说：‘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就可以称为忠臣了。’寡人对此很困惑，不能有所得。”成孙戈说：“咦，这话说得好呀！为了君王的缘故而失去生命的人，这种人是有的。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却从未有过。为了君王的缘故而失去生命的人，不过是尽忠于爵禄。总是指出君主做的坏事的人，是远离爵禄的。为了义理而远离爵禄，如果不是子思，我是不会听说有这种事的。”
 
   唯有依仁义行，才是真正的忠。

  历史上有的人可能个人小名节上有瑕疵，比如管仲，但这并不能遮盖他造福过大多数人的光辉。正如古语有云：“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谅。”儒家重视天下苍生的利益，天下苍生的利益远高于个人。个人名节当然重要，但在一些不得已情况下丢失过，只要他知错能改，就是值得原谅的，毕竟，天下苍生的福祉是大，只要他后来给天下苍生造了大福，他就值得被尊重。再进一步说，一个知错能改之人，若能以戴罪之身为天下苍生服务，不也很好吗？窦宪赶走匈奴，勒石燕然，不也是戴罪立功所成就的吗？
  
   春秋时期，公子纠被杀，召忽是公子纠的臣子，自杀以殉其主，而同样是公子纠臣子的管仲却没有死，不仅如此，他还归服了其主的政敌公子小白也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并担任了齐桓公的宰相，这样的行为一般人看来觉得应当属于对其主的不忠。但孔子却认为，管仲帮助齐桓公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不说，最重要的是辅佐齐桓公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是靠自身的实力，自强之后不依靠武力，依靠仁德的力量，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大一统；攘夷则是给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创造了一个安全的环境，不然的话，真的就是中原人被野蛮人所控制，文明断绝，所有人都要“披发左衽”了。

  子路说：“齐桓公杀了公子纠，召忽自杀以殉，但管仲却没有自杀以殉。管仲这样做算不上是仁人吧？”孔子说：“桓公多次召集各诸侯国盟会，不用武力，都是得益于管仲之力。这就是他的仁德，这就是他的仁德。”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