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魏收（507年～572年），字伯起，小名佛助，钜鹿郡下曲阳县（今河北省晋州市）人。南北朝时期大臣，文学家、史学家，北魏骠骑大将军魏子建之子。

   天保二年，朝廷命魏收撰写《魏史》。四年，任他为魏尹，所以给予他优厚的俸禄，让他专门在史馆著述，不参与其他事务。当初，高洋让群臣各自陈述自己的志向，魏收说：“我愿在东观秉笔直书，早日写出《魏书》。”所以，高洋命他专任其职。又下诏命平原王高隆之负责监修史书，但只是挂名而已。文宣帝对魏收说：“好好地直笔写史，我始终不会像拓跋焘那样诛杀史官。”

   魏收在前人搜集的史料的基础上，与通直常侍房延、司空司马辛元植、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尚书郎高孝干博览总括，认真斟酌，写成《魏书》。辨析酌定名称，逐条甄别选择。又搜集博采亡佚的史料，连缀补续缺漏未写的史实，完成一代史书，上表奏闻朝廷。修撰成的这一代重要的典籍。
 
   魏收性格急躁，不能公平待人。过去同他有冤仇的，大多隐去人家的善政美德，不载入史册。他写史时常洋洋自得地说：“你是个什么样的小东西，敢同我魏收作对！我的史笔要抬举你能让你上天，要贬低你能让你入地。”

  因为贵族子弟议论认为魏收撰述史书不公平，文宣帝便命他在尚书省与贵家的子弟儿孙们一起共同讨论。前后投诉史书问题的有一百多人，有人说遗漏了他们家的世系职位；有的说他的家人没有被记载入史；有的说书中有随便诋毁的地方。魏收都根据情况一一解答。
 
   范阳卢斐的父亲卢同的传略附在他的族祖卢玄的传后；顿丘的李庶家的事传，称他本来是梁国蒙地人。卢斐、李庶对他颇有讥讽，说他写的史书不真实。魏收性情急躁，非常气愤，启奏朝廷说他们诬告，想对自己加以迫害。文宣帝早先就看中了魏收的才学，不想加罪于他。这时，太原的王松年也批评魏收，和卢斐、李庶一起获罪，各被鞭打，流配在街巷市坊，卢思道也被罪罚。然而，终因众口铄金，议论纷纷，朝廷下令命《魏书》停止传播发行，让群臣们共同商议。允许史书中牵涉到家事的人进入史局，不真实的地方可以陈述吁请。

   于是，贵族子弟众口传扬，称《魏书》为“秽史”，投递诉状的人一个接一个，魏收应接不暇，无法抗拒。这时，左仆射
，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二人权倾朝野，与魏收关系密切。魏收也为他们家里的人作过传，这两个人不愿说《魏书》不真实，便堵塞言路，终文宣帝一世，不再议论这件事。

   有些史学家只愚忠的服务于朝廷，没有自己的为学原则，丢失了信仰，尽管留下了这样一些著作，但他们自身的德行是浅薄的，甚至是缺德的，与此类似的还有——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清朝统治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除了焚毁书籍，清廷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删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

 “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再如宋代《契丹官仪》记载辽朝见闻：“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四库本则篡改为：“契丹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异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国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改掉“胡服”、“胡人”等

   这都是有言者不一定有德的例子。

   长平之战中，白起与部下计议说：“先前秦已攻陷上党，上党的百姓不愿归附秦却归顺了赵国。赵国士兵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日后会成为灾乱。”于是使诈，把赵降卒40万全部坑杀，只留下240个年纪小的士兵回赵国报信。

  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十一月，羽召集黥布、蒲将军等人商议，认为秦兵很多，入关中后如果不听令，会引起非常大的祸患。于是，项羽将秦降卒二十余万全部在新安城南连夜坑杀。
 
  这两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有勇无仁的人，连投降的士兵都杀，最后也都自取其辱，不得善终。

   《论语·泰伯》里，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意思是说，“只是恭敬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徒劳无功；只是谨慎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畏缩拘谨；只是勇猛而不以礼来指导，就会鲁莽惹祸；只是直率而不用礼来指导，就会尖酸刻薄。”中国文化强调“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不赞成匹夫之勇，勇敢只是仁德的一个方面，两者不能画等号，儒家赞成的是大丈夫之勇，——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孔子说：“有仁德的人一定有好的言论，但有好言论的人不一定有仁德。仁徳的人一定勇敢，但勇敢的人不一定有仁德。”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