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吕氏春秋·乐成》里面讲了这样几个“有些老百姓只能跟他分享成功的果实,却不能跟他们商讨成功的过程”的案例——
当禹疏导江水的时候,人们却堆积瓦砾加以阻挡。等到治水的事业完成,功业建立以后,给子孙万代带来了好处,老百姓就对其赞扬不止。禹目光远大,可是人们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可以跟普通的百姓商讨改变现状、进行创业开拓的大事,却可以跟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
子产开始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沟渠疆界,让城邑、鄙野有规定的服色。人民一起怨恨地唱道:“我们有田亩,子产征军赋。我们有衣冠,子产收赋税。谁要杀子产,我们去帮助。”三年之后,人民又歌颂他说:“我们有田亩,子产让它增五谷。我们有子弟,子产对他们施教育。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假使郑简公面对人民的诽谤非议,就不再任用子产,,那么国家一定无所成就,子产一定无法施展才能了。舟、车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不习惯,过了三代人们才感到习惯。开始做好事难道容易吗?
魏国攻打中山国,乐羊为将。乐羊攻下中山国以后,回国向魏文侯报告,显出夸功骄傲的神色。文侯察觉了这一点,就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说:“群臣和宾客献上的书信,都拿来进上。”主管文书的官吏搬着两箱书信进上来。文侯让乐将军看这些书信。书信都是人们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的。乐将军转身退下几步,向北再拜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力量,是君主您的功劳啊。”乐羊攻打中山国的时候,议论的人对这件事的危害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假使文侯相信了群臣宾客之言,认为中山国不可取,那么,哪里用得着两箱书信呢?只需一寸长的书信就足以让乐羊失去功劳了。文侯是贤明的君主,臣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
魏襄王跟臣子们一起喝酒,喝到正畅快的时候,魏王为臣子们祝酒,让臣子们都能得志。史起站起来回答说:“臣子有的贤明有的不肖,贤明的人得志可以,不肖的人得志就不可以。”魏王说:“让群臣都象西门豹当臣子那样。”史起回答说:“魏国分配给人民土地,每户一百亩,邺地偏偏给二百亩,这说明那里的土地不好。漳水在它的旁边,可是西门豹却不知利用,这说明他很愚蠢。知道这种情况却不报告,这说明他不忠。愚蠢和不忠,不可效法。”魏王无话回答他。
第二天,魏王召来史起问他说:“漳水还可以灌溉邺的田地吗?”史起回答说:“可以。”魏王说:“你何不替我去做这件事?”史起说:“我担心您不能答应我的一些要求啊。”魏王说:“你如果真的能替我去做这件事,我全都听你的。”史超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对魏王说:“我去做这件事,那里的人民一定非常怨恨我,严重了会弄死我,次之也会凌辱我。即使我被弄死或被凌辱,希望您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好吧。”派他去当邺令。史起于是去邺开始了引漳工程,邺地的人民非常怨恨史起,想要凌辱他,史起不敢出门,躲了起来。魏王就派别人最终完成这一工程。水流到了田里,人民大大受益,一起歌颂他说:“邺地有贤令,此人是史公。引漳水,灌邺田。古来盐碱地,能长稻和谷。”魏襄王可说是能对善于做出决断了。如果真能对善行做出决断,那么众人即使喧哗,也不会因此而改变。
有时候在上者可以让老百姓按照其指引的道路走,但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背后的理到底在哪里呢?
《雍也篇》中,孔子就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对于那种中人以下之人,孔子不跟他们说高深的道理,这是他因材施教的体现,这样的人只能先用浅显的方式引导他,然后再根据他消化接收的情况再拟定下一步的教法,甚至也可以直接以“不言之教”来潜移默化地促其“自悟自通”,“自个儿完善自个儿”,“自个儿成全自个儿”。正如《易·系辞上》中所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有人说孔子在此处提倡的是愚民政策,提倡专制,实属谬论,要知道,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提倡有教无类,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
他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最大范围的传承了中华文明。孔子三千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孔子弟子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也有很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能够讲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愚民和专制呢?
当代学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认为那些妄解孔子本句话的人之所以有那些荒谬的认识,主要有这几样几个原因——
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这样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二是以自己的个人好恶来解释。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如何晏与邢昺,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如范文澜与冯友兰。好者使其偏,恶者使其冤。路人认为:批林批孔时大批孔子的所谓愚民政策,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许多不白其冤。还有的人从“民”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硬说“民”指的是奴隶,既然是奴隶,个人认为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奴隶观点的是台湾地区学者。
这种解释有两大问题。一、中国古代是不是实行过奴隶制,到当代学术界仍有争论;《孟子》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二、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三、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会有如此主张的。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一书中对此的解释也极有参考价值。原文如下: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中庸》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
《易传》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为民之不可使知,而谋求其可由,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欤!
因此钱穆先生的白话译释即是:“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孔子说:“在上者指导老百姓,有时候只能使他们按照我所指导的去做,不必使他们尽知为什么要这样做。”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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