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先跟大家讲一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吕氏春秋·乐成》里面讲了这样几个“有些老百姓只能跟他分享成功的果实，却不能跟他们商讨成功的过程”的案例——
当禹疏导江水的时候，人们却堆积瓦砾加以阻挡。等到治水的事业完成，功业建立以后，给子孙万代带来了好处，老百姓就对其赞扬不止。禹目光远大，可是人们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可以跟普通的百姓商讨改变现状、进行创业开拓的大事，却可以跟他们共享成功的快乐。
子产开始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沟渠疆界，让城邑、鄙野有规定的服色。人民一起怨恨地唱道：“我们有田亩，子产征军赋。我们有衣冠，子产收赋税。谁要杀子产，我们去帮助。”三年之后，人民又歌颂他说：“我们有田亩，子产让它增五谷。我们有子弟，子产对他们施教育。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假使郑简公面对人民的诽谤非议，就不再任用子产，，那么国家一定无所成就，子产一定无法施展才能了。舟、车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不习惯，过了三代人们才感到习惯。开始做好事难道容易吗？
魏国攻打中山国，乐羊为将。乐羊攻下中山国以后，回国向魏文侯报告，显出夸功骄傲的神色。文侯察觉了这一点，就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说：“群臣和宾客献上的书信，都拿来进上。”主管文书的官吏搬着两箱书信进上来。文侯让乐将军看这些书信。书信都是人们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的。乐将军转身退下几步，向北再拜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力量，是君主您的功劳啊。”乐羊攻打中山国的时候，议论的人对这件事的危害一天比一天严重了，假使文侯相信了群臣宾客之言，认为中山国不可取，那么，哪里用得着两箱书信呢？只需一寸长的书信就足以让乐羊失去功劳了。文侯是贤明的君主，臣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
魏襄王跟臣子们一起喝酒，喝到正畅快的时候，魏王为臣子们祝酒，让臣子们都能得志。史起站起来回答说：“臣子有的贤明有的不肖，贤明的人得志可以，不肖的人得志就不可以。”魏王说：“让群臣都象西门豹当臣子那样。”史起回答说：“魏国分配给人民土地，每户一百亩，邺地偏偏给二百亩，这说明那里的土地不好。漳水在它的旁边，可是西门豹却不知利用，这说明他很愚蠢。知道这种情况却不报告，这说明他不忠。愚蠢和不忠，不可效法。”魏王无话回答他。
第二天，魏王召来史起问他说：“漳水还可以灌溉邺的田地吗?”史起回答说：“可以。”魏王说：“你何不替我去做这件事?”史起说：“我担心您不能答应我的一些要求啊。”魏王说：“你如果真的能替我去做这件事，我全都听你的。”史超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对魏王说：“我去做这件事，那里的人民一定非常怨恨我，严重了会弄死我，次之也会凌辱我。即使我被弄死或被凌辱，希望您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好吧。”派他去当邺令。史起于是去邺开始了引漳工程，邺地的人民非常怨恨史起，想要凌辱他，史起不敢出门，躲了起来。魏王就派别人最终完成这一工程。水流到了田里，人民大大受益，一起歌颂他说：“邺地有贤令，此人是史公。引漳水，灌邺田。古来盐碱地，能长稻和谷。”魏襄王可说是能对善于做出决断了。如果真能对善行做出决断，那么众人即使喧哗，也不会因此而改变。
有时候在上者可以让老百姓按照其指引的道路走，但没必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背后的理到底在哪里呢？
《雍也篇》中，孔子就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对于那种中人以下之人，孔子不跟他们说高深的道理，这是他因材施教的体现，这样的人只能先用浅显的方式引导他，然后再根据他消化接收的情况再拟定下一步的教法，甚至也可以直接以“不言之教”来潜移默化地促其“自悟自通”，“自个儿完善自个儿”，“自个儿成全自个儿”。正如《易·系辞上》中所说：“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有人说孔子在此处提倡的是愚民政策，提倡专制，实属谬论，要知道，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他提倡有教无类，不管什么人都可以受到教育，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
他广招学生,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最大范围的传承了中华文明。孔子三千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这不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孔子弟子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也有很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能够讲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愚民和专制呢？
当代学者王蔚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意辨析》一文中认为那些妄解孔子本句话的人之所以有那些荒谬的认识，主要有这几样几个原因——
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这样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二是以自己的个人好恶来解释。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如何晏与邢昺，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如范文澜与冯友兰。好者使其偏，恶者使其冤。路人认为：批林批孔时大批孔子的所谓愚民政策，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许多不白其冤。还有的人从“民”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硬说“民”指的是奴隶，既然是奴隶，个人认为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奴隶观点的是台湾地区学者。
这种解释有两大问题。一、中国古代是不是实行过奴隶制，到当代学术界仍有争论；《孟子》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二、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三、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会有如此主张的。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一书中对此的解释也极有参考价值。原文如下：上章言教化，本章言行政，而大义相通。《孟子》曰：“行之而不着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中庸》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皆与此章义相发。民性皆善，故可使由。民性不皆明，有智在中人以下者，故有不可使知者。若在上者每事于使民由之之前，必先家喻户晓，日用力于语言文字，以务使之知，不惟无效，抑且离析其耳目，荡惑其心思，而天下从此多故。即论教化，诗与礼乐，仍在使由。由之而不知，自然而深入，终自可知。不由而使知，知终不真，而相率为欺伪。
《易传》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亦为民之不可使知，而谋求其可由，乃有此变通神化之用。近人疑《论语》此章谓孔子主愚民便专制，此亦孔子所以有不可使知之嘅欤！
因此钱穆先生的白话译释即是：“先生说：‘在上者指导民众，有时只可使民众由我所指导而行，不可使民众尽知我所指导之用意所在。’”
孔子说：“在上者指导老百姓，有时候只能使他们按照我所指导的去做，不必使他们尽知为什么要这样做。”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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