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先跟大家讲几个跟这一则内容相关的故事。

  秦末汉初（公元前200年左右），东园 公唐秉、甪里先生周术、绮里季 吴实和夏黄公 崔广四位著名黄老学者，他们不愿意当官，长期隐藏在商山(今陕西省商洛市境内)，出山时都80有余，眉皓发白，故被称为“商山四皓”。刘邦久闻四皓的大名，曾请他们出山为官，但总被拒绝。

 他们宁愿过清贫安乐的生活，还写了一首《紫芝歌》以明志向。

 歌曰：

 莫莫高山，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兮，不如贫贱之肆志。

  刘邦登基后，立长子刘盈为太子，封次子如意为赵王。后来，见刘盈天生懦弱，才华平庸，而次子如意却聪明过人，才学出众，有意废刘盈而立如意。

   刘盈的母亲吕后闻听，非常着急，便遵照开国大臣张良的主意，力请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

   有一天，刘邦与太子一起饮宴，他见太子背后有四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问后才知是商山四皓。四皓上前谢罪道：“我们听说太子是个仁人志士，又有孝心，礼贤下士，我们就一齐来作太子的宾客。”刘邦知道大家很同情太子，又见太子有四位大贤辅佐，消除了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的念头。

  刘盈后来继位，是为汉惠帝。

  说到隐士，还有一个故事：

  伯夷、叔齐原是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纣，他们扣马而谏；武王灭殷，他们义不食周粟，隐居首阳，采薇而食，最后双双饿死于首阳山。古人以他们为高尚守义的典型。东方朔也曾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效法的楷模，“与其随佞而得志，不若从孤竹于首阳”。但是，东方朔后来又认为，伯夷、叔齐远离朝廷，隐居山林，不仅于现实政治丝毫无补，更重要的是他们虽成就了高尚的精神节操，却在生活困顿中双双饿死，没有保全自我的生命，这种“贵心伤身”的处世之方，是不符合《周易》“肥遁无不利”的义理的，也不符合道家的养生之道。他们与那些被戮及生命的人们有何区别？所以，东方朔却直言“首阳为拙”，不取其道。

 

  一个人太过重质，而不注重文，就会显得执着，一根筋，不知变通，难以真正的全己，像上面宁愿贫苦，也要深居山中的商山四皓，贵心伤身的伯夷叔齐，都是如此。

   再说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例子：

   清朝名将年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

   在边疆时，蒙古王公和 额驸阿宝 见到年羹尧必须跪拜。在赴京途中，他令直隶总督李维钧、陕西巡抚范时捷等跪道迎送。到京时，黄缰紫骝，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看都不看一眼。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更有甚者，他在雍正面前，态度竟也十分骄横，“无人臣礼”。年羹尧进京不久，雍正奖赏军功，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又说整治阿灵阿（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等人，也是听了年羹尧的话。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

  十一月，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接到了雍正的谕旨，上面有一段雍正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若倚功造过，必致反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在这个朱谕中，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警告年羹尧要慎重自持，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

   最终，年羹尧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九十二条，赐令自尽。

   目中无人，年羹尧这就是文大于质了，文大于质，就流于虚伪、浮夸。

  在中国古代，总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也是隐士的三种境界。

  最低一层的隐士是，看破人生，解甲归田，在深山过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他们希望借助周围的环境忘却世事，沉湎于桃源世外，这是小隐。

  中等的隐士，则隐居在喧闹的市井中，视他人与嘈杂于不闻不见，依然能修得心境的清宁，这是中隐。

  最高超的隐士，在朝为官，面对尘世的污浊、倾轧，勾心斗角，却仍可风轻云淡，在染不染，大智若愚，含光处世，出入自由。

  范蠡，张良这样的人，曾经就成为过大隐士，他们文质兼得，进退自如，功成名遂，既得善终，也流芳百世。

  文质相辅，不偏不倚，《传习录》中也有一个例子——

  

  张居正说：“德至于君子，则岂有野与史之弊乎？盖周末文胜，古道尽亡，孔子欲矫其偏而归之正，故其言如此。但当时之君，安于弊政，而不能变更，公卿大夫习于流俗，而不知救正，此周道之所以日衰也。有挽回世道之责者，其念之哉。”孔子那个时候礼乐崩坏，人们都喜欢走极端，要么过于质朴，要么过于文饰，——过于文饰的情况特别严重。孔子觉得这两者皆不可取，全都是偏离了正道的，真正的君子绝不会这样。

  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饰就容易显得粗野，粗俗，文饰超过了质朴又容易流于虚伪、浮夸，文和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配合恰当，这才能成为这正的君子。”

 最后，我们大家一起再读一遍：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