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兼爱”的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善，最无私，爱心最无边无际的一家，然而，却没能传承发展下来，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的理论找不到源头上的依据，不像那些同样提倡无条件付出大爱的宗教，可以立起一个神来为其自圆其说。与此相反，当时的杨朱学派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把利己主义发挥到了极致，凡是稍微有利于天下的事，他们绝对不做，真正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这样的理论同样没有源头依据，又加上过于冷血，自然更是昙花一现。

   唯有儒家以仁义（先有仁，再有义）为中心，以孝悌发端，在修己敬人，省己安人，全己爱人，正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善推之下较好的被继承发展了下来。他们的这一理论是轻易就能找得到源头上的依据的，——人生而不同于一般动物，人天性里很多东西一般动物是没有的，比如良知良能。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梁惠王上》中，他还讲道：“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人敬爱，感恩自己的亲人，这一点不学也是自然知道的，这是源于人生出来后的天性使然，这种天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同的，——那种还没有进化成文明人的野蛮族类当然不在这个范围内。一个人假如能把自己尊亲，爱亲的这份天性进一步扩大，自然就能推己及人的去懂得敬爱他人，就像一个石子落入一方平湖后所产生出的波纹，波纹中心是自己，自己荡开来后，影响最近，感化最明显的波纹是亲人，再进一步扩大就是心怀天下之人了。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善推而已，——他时时能把自己那颗‘万物皆备于我’的至能之心，以及对天下万物深广的怜悯，同情之心澄明开来，然后自然舒发，视他如己，感同身受扩散开去。

    在儒家看来，人活着最好的价值观是有独立的自己，懂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爱自己，同时，孝悌之道澄明于心中，从身边最亲的人做起，然后推而广之，“四海之内皆兄弟”，爱人敬人也能成为一种自然的日常习惯。无论是爱自己，还是利他人，都不能执着，儒家和道家都尊奉的一部经典是《易经》，“易”最核心的内涵即是变，根据具体的情况，施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知轻重的同时，更要懂得随便任化，这样才可达到“变则通，通则久”。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用今天的话讲，即——孟子说：“杨朱学派奉行‘一心只为我’之信仰，拔根汗毛对天下有利的话，他汗毛一根也不拔。墨子提倡‘兼爱’，哪怕自己从头到脚都受伤，让自己长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只要对天下有利，他也愿意干。你莫如持中和的态度，持中和的态度就接近大仁的大道了。但是，假如持中和的态度而不知变通，老是执着在一端上，那也是不好的。执着于一端之所以不好，是因为它损害了大仁之大道，大仁之大道是不滞的，是常新常化的，而他，只是抓住了某一端而已，却废弃了其他一切。”

   这里面打两个比方，——某种特殊情况下，一个人假如自己是站在大仁之道这一边的，而他面对的却是一群要危害他的佞人，他则要把“爱自己”拔高些，以保护自己，把“爱他人”存少些。留得青山，日后还可以再度他们。除此以外，也有这样一种特殊情况，假如一个人牺牲自己能解救出更多人，给更多人带来光明，这时候他就要把“利自己”放得更低，把“利他人”扩大得更高，甚至舍生以取义，鲁迅曾如是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