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赶集//《泉城晨话》//第199期

杨延斌

距离我住的附近一公里左右，有个王府大集。三年疫情之后，多少个行业显现出挣钱艰难。挣钱少了，就感觉到手里的钱紧了，但一家老小的生活还得过，这就逼着低收入的人们算计着花钱。

大超市里的菜是好看，但比集上贵不少，工薪阶层不得不赶集买菜，以把有限小钱花出大钱的感觉。集上的花生米6元钱一斤，超市的花生米8.5元一斤，100元在集上能买差不多17斤花生米，但在大超市只能买到不足12斤花生米，同样100元，在集上花出144.5元的效果。假如一个退休金3000元的人，把钱都花到赶集上，就能花出4335元的效果，这等于把月薪提高了44.5%，老百姓过日子就得这么现实地精打细算。

所以这集就越赶越大，越赶人越多，越赶越热闹越红火。我近处的王府大集，渐渐就成了名副其实的万人大集。

赶集现象是个客观存在，集是小买卖人的钱袋子，更是低收入者餐桌上的盘中餐。

只可惜，有些人巴不得一夜之间就灭掉所有集市，这是因为掌握话语权的那部分人，体会不到掰着指头花钱过日子的滋味儿，所以有没有集市，不关他们的痛痒。有相当多的人指望着感集过生活，是因为体会到了在集上花钱的实惠，有大集在，他们心里就安生。沒有大集可赶，他们走进大超市里买菜的腿就会打嫑。

赶集做小买卖的，都是起大早出苦力挣饭吃的勤奋人。不惜倒公交赶集买菜的老人们，都是掰着指头过日子的低收入者。这两部分人，卖东西的人是想通过辛苦过好日子，买东西的多数人是不惜挨折腾也要省着花钱，力争把穷日子过得滋润点儿。

集是穷人赶的，集上的一卖一买，一个想付出辛苦挣钱，一个想挤公交省几块菜钱，这种实际上的穷帮穷，就是普通民众对大集的指望。

生活不是越来越富裕了嘛，一个土里土气的城郊大集，咋还越赶越旺盛了呢？看来，大集上藏着很多民意诉求。

王府大集在西郊铁路以西。这个城郊大集越赶越热闹的原因，我一时也难以说清楚。

从表面上看，每逢王府赶大集，直达王府集的几条公交线路，一来一去都是满满一大车人！尤其闹过三年疫情之后，从城里来赶集的市民越来越多，甚至有很多住在大东郊的人，认可倒两三回车，也要来王府集买菜。买一次菜省上二十块三十块，赶十次集就能积少成多，省出几百块，一年就能省出几千上万，这就是民心对集市不离不弃的缘由。

我一贯主张，再繁华的城市，也需要人间烟火气，不能把市民都往大超市里逼。因为那些豪华大超市，本来就不是工薪阶层该去的地方。但城区的早集晚集大集小集都吹灯拔蜡了，那些挣钱不多的市民们，就得挤公交往市郊大集上跑。富人花钱买东西，要的是好听好看的牌子和面子，低收入的工薪阶层买东西，图的是价格低廉实惠。有钱就任性和没钱很憋屈，是个调和不了的矛盾。

集是穷人和富人的分界线。在集上卖和买的人，都属于底层民众。有钱的富人绝不会来赶集，退休的大官小官哪怕是科员，他们的退休金都是我眼里的高收入，他们绝不会赶集买菜吃。赶集只属于穷人。

我感觉大集上的买卖对话很有趣，也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氛围。集市上的特定语言环境，只能停留在口头交流，如果形成文字，不仅文理不通，还有概念上的错误。

大集上的卖东西与买东西之间，从老祖宗那里就遗传下来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方式。通过在大集上的语言对话，还能判断出一个人是不是常赶集。比如你看中沾着新土的胡萝卜问：“咋卖？”“八斤！”“少了呢？”“不卖！”如果用文字写出来，这短短对话是不是存在概念错误？常赶集的人一听就明白是10元八斤。要是不懂行情又不常赶集的人，很可能再问：“一块钱八斤啊？”买的人一听，轻则板起面孔白瞪一眼，重则认为你是在抬杠，就回怼你一句：“不买别瞎哒哒，萝卜缨子八斤也不卖你呀！”

大集上的东西卖啥价钱，是有不成文规矩的。一般卖一两块钱一斤，或者三四块钱一斤的东西，卖家一张嘴就说“三斤…… 五斤…… 八斤”,指的是10块钱几斤，一般超过10元以上一斤的东西，卖家就会实报多少钱一斤。

我所以喜欢去赶王府大集，一是想寻找回味儿时赶集的记忆，二是愿意不厌其烦地听大集上的买卖对话。大集上的买卖对话，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简单，干脆，明了，扼要，痛快。买卖成交前，谁也不欠谁，一问一答之间，几乎谁也不看对方一眼。这个时候的卖家，就是憋着气，也会装出客客气气的样子。其实你想不想买，卖家一听口气就能判断出来。真心想买的人，口气要盛气生硬一些。假如有人问了东又问了西却不买了，卖家的嘴可就不饶人了。没准儿双方都不想输在嘴炮上，有可能话赶话吵得脸红脖子粗。

在大集上听卖东西的人说话，千万别较真儿，也别计较声高声低，只要听懂意思即可。

2023年11月27日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