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我29岁的那一天，我带着儿子从北京回家去看望母亲，她已在“牛棚”里有一段时间了，我不放心特地向单位请假回浙江去看看母亲，那时家中弟妹们全已离家，或工作，或参军，都在外地，有的还与母亲划清了界线，不再管她了。祖母与外祖母已去世，家中唯一留下孤单的母亲一个人，又在“牛棚”中，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还要在那个棚中要多久？作为长女，在这个时候我应该去探望。

  允许母亲出来与我见面一个小时，一见到我她就流泪了，拉着我的双手，这是我们母女俩第一次的体温接触，我下意识地倒退了一步，松开了手，曾经盼望了多少年的体温接触竟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完成的，整整等了29年，瞬间立刻意识到自己倒退松手行为的冷酷和错误，马上将双手搭在母亲肩上说“妈妈，咬着牙挺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后来我又到她“牛棚”场所探望二次，并与当时的管理人员了解了一些情况，当我带着儿子回北京的那天他们开了恩，允许母亲出来送我们到车站，车要开了，我见到曾经好强好胜的母亲，孤独一人在风中抹泪的悲凉情景，车开了，我流泪了，心中暗念着，我一定要尽力保护母亲，我做到了。

  最后的结论在一张纸上“漏划地主分子，开除工职，送回乡由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  我想如果送回乡去，不是自杀也是被批斗死，像她那样的人怎么受得了，此时作为家中的长女，唯有我应该，也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将母亲带在身边，对于弟妹们的行为虽然我没法让自己理解，当务之急是，我不能让母亲被押送回乡去，很快会死的，我要在她还没有送去之前将她接出来与我们一起生活，而且她自己也强烈要求与我们生活在一起，我耐心地说服了丈夫，取得他同意后将母亲接到自己身边一起生活。

  那一年我们夫妇带着二岁半的儿子从北京下放到青海，讲是一个什么指示，实际上是家中有所谓问题，是受了家庭问题的牵连下去的，我们一家一直下，下放到一个劳改农场旁边的一个牧区公社卫生院，生活条件的艰苦，气候环境的恶劣别提了，大家可以想象！劳改农场会设立在好地方？？可能你们也难于想象出来！但我就这么过来了，蓦然回首，真庆幸，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但终于熬过来了，一家人都熬到了能回城的那一天。

  当时我想的也那么简单，一家人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起，大不了自己也进入了那个劳改农场，让我去劳动改造，还是让我去做个这个特殊农场里的医生，随便吧，我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一切听众命运的摆布吧。

  丈夫受不了别人的指指点点，“一个牛鬼蛇神在我们家中”“一个地富反坏右在我们家中”，回家来总是对我发脾气，甚至发展到打我，我为了母亲步步退让，他步步进攻，得寸进尺，有一次拳击了我的右眼，一片青紫，三个月后才恢复，幸亏没有瞎，从此将我的心都打了出去，再也回不去了。母亲知道我们经常吵架，但不知道是为了她。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更何况她对自己的处境还常写一些极度悲观绝望想要自杀的诗句。

  我还帮母亲去打扫“牛鬼蛇神们”的厕所，公社领导知道我也在打扫后立刻让我回卫生所看病，并答应今后不再让我母亲去扫厕所了，那里哪有什么厕所，只是挖几个洞，用几块破木板围起来而已，随地大小便的人到处是。

  有一次母亲的心跳总在150-160之间无法返回到正常的心跳，几个小时过去了，想了很多办法都不成，这种像在跑马一般的奔马心跳控制不下来，心跳越来越弱，毕竟地处3000米高原，空气稀簿缺氧，，面色青紫了，脉膊几乎摸不出来，连血压也几乎也测不出来，我知道这样下去死亡很快来临，此时在这茫茫大荒原，路途遥又远，风沙暴吹，医疗技术及设备十分落后的地区，我在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公社卫生院条件下，找出二支戴满灰尘的，谁也不知道怎么用也不敢用的，已快过期的针剂，一支是强心针，一支是升压药，用葡萄糖稀释了缓缓推进母亲的血管内将她挽救了回来，否则母亲的寿命不是97岁而是55岁。

现实给母亲开了二个玩笑，

一是，在她的五个子女中，有的她宝贝之极的儿子与她不来往划清界线了，在这十年中几乎全是由我这个她不喜欢的大女儿一个人，在生活上，经济上及精神上支撑着她。

另一个玩笑是，她没有完成她的使命，当年让她招个女婿来的目的就是要让她家的这个大户人家的姓氏代代相传下去，五个子女中唯有大弟弟和我姓她的姓，可惜我的大弟弟为划清界线，他的二个孩子全都姓了他妻子的，从此这个母亲的姓在我们家中已没有了。不光如此，连我和大弟弟二个本身姓母亲姓的人都不想姓这个姓氏了，想改为父姓，他是为了思想觉悟，而我是为了童年时代残缺的母爱，后来都没有成，所以我现在人们称呼我的姓是母亲的姓，种种原因不能更改直到死亡，就是死亡了也不能改，因为改了姓连火葬场都不能进，那就只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