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花开放的时光（六）

 

张  汾

 

1979年，我们试制车间更名为试制工厂。同年，全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开过后，各地区各单位开始制订岗位责任制。

我们热工车间也开始搞了。李师傅写了个《铸工车间岗位责任制》的初稿，让我再加一点内容，然后润色润色。他不愧是老技校生，经过这许多年的摸索，已将整个铸造过程了熟于胸。这个责任制订得既切合实际，又通俗易懂。我基本上没有再加内容，只不过将不太顺的地方，改动了一下而已。

责任制拿出来了，但让谁用毛笔往板报上抄？李师傅说：“我给冷工车间的余建国吧。”我却问：“他写得字好？”。李师傅笑着说：“我看还行……”我说：“不用。我虽然写的字差点，但能将就……”

李师傅将库房里一张废弃的五合板拉了出来，我协助他用刀子裁成四快。他告诉我：“其它那三块，一块是炉工的，一块是精密铸造的，一块是热处理的。”他不知又从哪里找来一桶白油漆，然后将这四块五合板都刷了出来，放到院外干上了。

我继续和其它师傅一快干活儿。我在干的空隙，发现李师傅朝我们这几个筛沙的看。我很纳闷：李师傅这是看啥？

第二天一上班，李师傅不知从哪里拖来五六米长的一根角铁和一张细铁丝网，随后，他用米尺在角铁上量了又量，然后划下道道，打开点焊机，左手举着遮光镜，右手就开始往断割……

我因为要抄责任制，得先去所行政科领毛笔和墨汁，于是先走了，等我一会儿再回到车间时，见一个四四方方的铁架子已经焊成了。我很好奇，问：“李师傅，这是干啥？”他停下手中的活儿，笑了一下说：“做个筛沙机。”“哇，能行吗？”我非常惊奇地问。他说：“试一试。”

我一来心系着抄责任制，二来对这个筛沙机兴趣也不大，就拿着干好的五合板和笔墨到热处理的车间抄去了。

我过去虽然有楷书和隶书的写作基础，但考虑到这责任制是一项比较严肃的东西，是不是可以用毛笔写仿宋体呢？我先在一张废纸上试写了几个字，觉得还能行。我怕别人看着不好看，就拿着这片纸问郭强。他和我年龄相仿，河北人，是热处理车间的骨干。他看了一眼，惊喜地说：“啊，不错不错！想不到你还有这两下子。”

接着，我开始在五合板上打格。打好后，我就写。写着写着，我发现聚拢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我开始兴奋，一兴奋，手就有些抖。写的字画便呈现出锯齿的行状来。我说：“今天不能写了！”便撂下了笔。

一阵，人们散了。我这才又关上车间的大门继续写，直到写完。我将这块责任制立到墙下，瞅了瞅，觉得还不错，就提着到了铸工车间，看往哪里钉合适。

李师傅的筛沙机也即将完成了。他插上电源，这机子上面的铁筛便一左一右地动，很象两个人抬着在筛沙。哇，真是一绝啊！这得减轻我们多少劳动强度啊！

从此，我们彻底告别了手工筛沙的历史。

我写的责任制钉在了墙上。师傅们都围过来看。李师傅从头一直看到尾，很满意地笑了。文岳也喜笑颜开地说：“写得就是好！秀才，真真是秀才！”听他这一说，我突然后悔那天对他的数落，想：人家毕竟年龄比我大。我那是何必呢？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组一组地抄，将我们车间其它组的责任制全抄完了。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试制工厂别的班组的责任制也让我抄写！我推也不是，不推也不是。只好推给李师傅，让他去决定。他能说什么呢？只好对我说：“那……明天你就不用来了，到某某某组抄去吧。”工厂的写完了，所里大部分研究室的主任又找上门来了。我只好放下车间的活儿，一个研究室一个研究室地去写。

在这半年的时间里，我究竟抄写过多少责任制？没有统计过，不过，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无论我走到所里的哪个部门，几乎都有我抄写的岗位责任制！而且，我的抄写，全是尽义务，自始至终一分钱也没有挣过！

从此，所里上下都知道试制工厂铸工车间有个张汾，不但热爱文学，而且还会写毛笔字。

在不抄写责任制的时候，我就自觉地回到车间干活。这可是我吃饭的老本行啊！

钢花开放的时光（七）

 

张  汾

 

尽管我的铸造技术不错，但因为组里指望不上多少，李师傅便安排我去保卫科值夜班。

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啊！这样，我就可以白天帮帮其它单位的忙，或者在宿舍里写写自己的东西；晚上，则在门房里一边登记进出大楼的人员，一边看书。

这夜班，一般是两人一组，由各单位临时抽调人员组成。名义上由保卫科的人带队，实际上科里的人象征性地来一下就走了，整个夜晚，都是这两个人在值。

与我搭伴的，是科研五室的俄文翻译方维成。听说，他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七十年代初，因为工作上的积劳成疾，患上了脑血栓。后来，虽然治好了，但半个身子仍然麻木，不仅走上有点拐，而且说话很不利索。

第一夜，我俩早早地在值班室见面了。他首先自我介绍说：“我叫方维成……我早就……听说你爱好文学……有写下的东西吗？……我可以帮你看一看。”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我自以为欣赏能力和写作能力高过所里其它人，听他索要我的东西看，不禁想：他，能看出什么来呢？不过，我不想扫他的兴，于是放下书，答应道：“明天，给您挑一篇。”接着，我假装谦虚地继续说，“正想听听别人的意见……”

他凑过头来，看我读什么书。我合上书，给他看书皮。他说：“哦，是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这是一本好书……那景物的描写，绝了！俄罗斯……多好的自然景色啊！……”老实说，我正有此同感，便问：“您也读过……这本书？”他说：“我年轻时读过……不过……读原著的感觉……更好！”哇，他是什么水平？我隐隐约约觉得，这绝不是一位等闲之辈。

第二天，我从我的一摞初稿中挑了一篇，吃过晚饭后就来到门房。他还没有来。我就看书就等他。

过了不长时间，我就听见他拖着一只脚，“特拉……特拉……”，进了楼门，然后走向这屋的门边。我站起来，走过去，打开门。他已站到门口。我忽然看出他年轻时一定很帅，因为他的脸盘既方正又红润，高鼻梁，双眼皮。只是，脑血栓使他的嘴角有点斜，话说得多了就流口水。

我将稿子交给他。他不看，而是装进了衣兜里，说：“我明天看……”

我们这夜聊了又聊。从俄罗斯，到法国，再到英国和德国文学，我们一直在谈。他的一些观点和见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感觉到很新鲜，由此足见他学识的渊博。我不禁感叹道：这样一个工科研究所，竟然隐藏着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人！

当时，正是入伏天。夜里虽然凉快了一些，但余热仍然蒸得人难受。这夜，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而另一张床上，却传来了他熟睡后均匀的鼾声。我半撩起被子，努力使自己能够尽快地睡着，可正当我迷迷糊糊时，感觉到两条胳膊奇痒难耐。

哦，又是蚊子咬了！我立即打开灯，却发觉方师傅已坐了起来。他也在挠自己的身子。这夜，怎么这么多蚊子呢？我开始用一本杂志打蚊子。为我，也为他。这墙上的好打，房顶上的就有点看不清。他的眼睛比我好，便一一指点给我。这么高的顶棚，我登在桌子上也够不着，只好利用一本厚书掷上去打。

我的书啊，一夜下来，背面竟然花花点点全是血！

翌日晚间，方师傅将我的稿子带来了。我展开一看：纸面上，到处是他用红笔修改过的痕迹！我难道这样差劲吗？一时间，搞得我的情绪非常低落。

他却说：“我看了好几遍……觉得你的构思很好，行文也还通顺……但是，你写得不太严谨，就是说用词还不精准……比如：这个‘看’字，我觉得用‘瞅’更合适……这样就将当时主人公的心里活动……全展示出来了……” 

是的，他说得对！我对照他和我的不同用词，将这篇稿子认真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觉得他改动的地方，绝大部分是对的。看来，能人之中还有能人啊！我想。我再看他，发现他的面色平和，不惊不喜，只顾低头翻着一本普通杂志。

从此，这间门房成了我非常向往的地方。我每天盼着晚上，盼着能和方师傅多呆一会儿。因为，他，每天都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知识。在他的悉心指导下，我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有了不小的进步。

后来，我听说人说：方师傅年轻时曾留学苏联，后来因为和一个俄罗斯女孩儿搞对象，被遣送回国。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事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了出来，甚至被冠以“勾引苏修女特务”的罪名，遭到红卫兵的批斗……

啊，真是命运多舛的人啊！

不过，我和他，自此建立了非常好的友谊。他，时不时地还在文学上关注我，指导我。我非常感谢他。我的进步，离不开他的谆谆教诲和无私帮助。

 

 

钢花开放的时光（九）

 

张  汾

 

在八号单身楼里，我先住三层，后来搬到二层，从阴面一直住到阳面，先后和王应先、贾晋荣、吴宏宇等大学生住过。

王应先是山西应县人，学电子的，几乎天天晚上在宿舍里鼓捣电器，搞得桌子上和地下到处是电子原件，还不让人动！有时，他要用电焊，一焊就冒烟，弄得屋子里乌烟瘴气。

我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学习和写作。他这一搞，闹得我什么也干不成。我只好躲到车间里去学习。可在车间里要开灯啊！一天两天可以，但天天这样做，即使保卫科的人不管，自己也觉得不合适。后来，每当只读不写时，我就站在八楼前面的一根电线杆下面看书。

有一次，正是隆冬季节，寒风不住地吹。我刚从宿舍出来时，不觉得怎么冷，但看着看着就觉得那寒风直往衣裤里钻，一阵，脸也疼了，脚也疼了，手也疼了。这种疼，好像有无数钢针在扎你！我看着扛不住，赶快跑回宿舍，瞅见王天太还在那里鼓捣，于是赶快穿上羊皮大衣，又回到电杆下面继续读书。可是，身上不冷了，但脚下不暖和啊！我只好一边跺脚一边读。

那年冬天，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于光远《政治经济学》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读完的。

王应先一年后找了个对象搬走了。随后，贾晋荣搬进来了。他是山西夏县人，长得又细又高，在大学里学得发动机专业，平日不多言不多语，但一张口就笑一下，让人觉得非常平和。

他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按时睡觉，按时起床。我呢？不管是看书还是写作，因为情绪一上来就超时，常常影响他的休息。

半年后，他经人介绍，找下大同市一位高干的女儿。结婚后，他调到了大同市工作。

此时，经过修缮，八楼阳面的厕所挪到了阴面。我，还有一位内蒙古的蒙族大学生吴宏宇一起住了进来。我原以为会有残留的臭味冒出来，不想没有一丁点邪味。啊，这间屋子，因为白天能见到阳光，因此感觉到很暖和，很舒服，很适于八小时以外的学习。

吴宏宇，为什么是汉姓？最初，我们八楼这些年轻人很好奇，想：难道是养子？不几天，我和他熟悉些了，我就问他这事。

他操着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声调说：“我是蒙族人，我父母也是蒙族。只不过，我的父母很早就参加了抗日的队伍，跟着共产党一直打天下。为了保密，我父亲起了个汉族的名字。解放后，家乡的人们只知道他的汉族名字，倒把他的蒙名忽略了。他们生下我以后，就让我也随父姓了吴。”

原来如此！有一次，我和张云树、绿晓平、张茂川等几个人逗他：“你说上几句蒙语，让我们听一听。”他却笑了，说：“老实告诉你们，我虽然是蒙人，但一句蒙语也不会说！”

他年年探家，探家一回来就带好多炒米。然后，他就去商店买回奶粉，冲开后加进炒米，在电炉上熬着喝。有时侯，还一边和，一边嚼，一边赞叹：“好香啊！”

有一次，他让我尝；我稍稍尝了一口，觉得还不太难喝。但另一种饮料，我就不敢苟同。这就是奶茶。照我们看来：茶，就是茶；奶就是奶。分开喝多好！可他偏要参和在一起熬着喝！那种怪味，我们欣赏不了。他呢？却越喝越来劲，不住地夸赞，不住地说出他的遗憾：“要有鲜奶，要有鲜奶，那就更好了！”

这位蒙族弟弟非常耿直，非常善良。他的这种性格，与科里其它的人的脾性格格不入，加上他非常爱学习，不久，就患上了神经官能症。他几乎一整夜一整夜睡不着，非常烦躁。

我当时却不理解他。我在宿舍看书，常常九点半了还意犹未尽，怕影响他的休息，便挪到车间或者外面的电杆下继续读。然后，不是十点半，就是十一点才回到宿舍。我尽管小心翼翼，尽管轻手轻脚，一开灯，还是要影响他的睡眠。

一次，当我回到屋里时，发现拉不着灯了。我很奇怪：明明别的宿舍里有灯，我们屋里却没有呢？我就去摸灯泡，摸到了，却是空的！灯泡哪去了？我就摸黑找，找来找去没找着。他，却骨碌一下坐了起来，开始教训我。我啊，当时太不懂事了！明知道是我的迟归影响了他的休息，却和他吵了起来。

现在想起来，我非常后悔。后来，尽管我们和好了，但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信任我了。

 

钢花开放的时光（十）

 

张  汾

 

1980年初，所里要召开第四次共青团团员代表大会。为了开好这次大会，团委书记白永全在征得所领导同意后，决定暂借我到机关起草《工作报告》。

我不知道历届的《工作报告》是怎样起草的，但总觉得既然是一个研究所团委的工作报告，就应当紧紧抓住所里的中心工作，动员广大的团员和青年积极投身到柴油发动机的研究、试制和测试中去，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产品。

为此，我应当这样写：在回顾过去五年的团委工作中，重点讲得失，也就是我们取得的成绩有哪些，接受的教训是什么；然后再讲今后的打算，即我们团委在新的形势下，怎样积极配合所里的中心工作，应当从哪些方面努力，动员团员青年忘我工作，努力完成上级部门交给的科研任务；最后，当然就是美好前景的展望了。

这个构思好不好？我觉得不错。接着，我找到团委白书记，将我起草工作报告的设想作了汇报。他听完后，眼睛眨巴了眨巴，说：“我看可以……不过，你写吧，写出来再说……”

于是，我回到宿舍，怀抱着满腔的热忱，开始下笔。

第一部分写完后，我看了一遍，觉得还可以。正当动笔写第二部分时，吴宏宇回来了。我想他这一回来，思路完全打断了。我只好停下来，出门去溜达。

    在路上，我遇见了刘雁红。她问我：“最近干啥呢？老也不见你。”我说：“团委要开会，让我起早工作报告。我这几天正干这事。哦，你那里忙吗？”她笑着说：“忙倒是不太忙，就是麻烦！有时候，一印就是一上午……”正说到这里，对面有人喊她。她就答应：“来啦！”就对我说：“你以后有什么复印的，书呀，杂志呀，就找我。”说完，她匆匆忙忙就走了。

与她的意外相遇，忽然让我想起一件事来：大前天，我到江北柴油机厂办事时遇到了她的父亲。他当时正在广场上散步。我看到后，走到他面前，叫了一声“刘叔”。他一看是我，便聊了起来。他说着说着就说到宁武山上的蘑菇，几年前曾吃过一次，至今忘不了之类的话。我当时以为是称赞自己家乡的特产，可回来一想不对啊！他，是不是暗示想要一点蘑菇？

于是，我顾不得溜达了，赶快返回宿舍，就给父亲写信，希望买上一二斤银盘蘑菇，要送刘雁红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