暂执教鞭

暂执教鞭

张  汾

1973年初，从高中直接上大学的美梦破灭以后，我整天呆在家里无事可做。母亲便让我帮着她干点家务活。

空余时间，我就拿出石砚来，开始研磨墨汁练书法。没有临摹本，我便将报纸上的楷书、隶书字当书写对象，看一个写一个；没有宣纸，我就将过去学过的课本当纸张，一页一页地往上写。当时，我家里到处是写满毛笔字的学校课本。

父亲看着我无聊，便找到“城关镇七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辛玉虎，希望给我一个代教的职位。辛老师过去教过我几天算术，对我也算比较了解，当时正好初中部差一位政治教师，于是他就痛快地答应了。

政治课，虽然在口头上非常重要，但实际上各位老师都将它当作“副课”对待。我代教的这个学校，同时也是我的母校也不例外。当时，六年级4个班，七年级3个班，共有学生380多名，全让我代。于是，我放下六年级的，稍微休息一下，就得赶快往七年级的教室跑，真累得够呛！好在我年轻，积极性还蛮高，倒还增添了不少快乐。

在六年级各班讲课时，我照本宣科，教的多是时事政治。文章有长有短。短的好讲，长的就得费些课时。如果遇到生僻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我还得详细解释一下。为了讲好这门课，我得提前备好。我不仅要读课文，而且围绕着这篇课文的有关资料都得看，有的还必须得背会。那时，学校没有图书馆，我就想尽办法去新华书店找，翻箱倒柜在家里找，如果实在查不到，就去问我过去的高中老师。

这个年级的学生，起先对这门课不感兴趣，但经我这样一讲一解释，好像兴趣突然间上来了。后来，我上课时，他们不但认真听讲，而且下课后又围着我问这问那，其中就有我的表妹葛芳荣。

可是，也有个别不听话的学生，在课堂上捣乱。记得有一次我在四班上课时，有一个男学生和另外一个说悄悄话，我警告过一次后，没几分钟，这个学生又讲开了。我让他站起来，走近问：“为什么老说话？”他便斜起眼睛看我。我便怒从心生，举起教鞭照头挥了下去。他一躲，教鞭就将耳朵打破了。我不肯罢休，让他立刻滚出教室叫他父亲来。他捂着耳朵出了教室，但始终没敢叫他的家长。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不但这个班，而且其它班的纪律马上改观了。只有我一进教室，全班真个是鸦雀无声，人人都在听我讲课。

七年级的学生个头普遍高一点，懂事懂得相对多一些。我第一次走进一班教室，见黑板没有擦过。我便站在讲台上，问：“谁是班长？”坐在最后一排座位的一个学生马上站了起来。我一看是王昌福，想他大姐王翠桃是我的小学老师、二哥王昌贵是我的年级同学，怎么办？我觉得我不能留这个情面给他，于是厉声说“上来，把黑板擦了！”他规规矩矩地走上来擦了个干干净净。

从此，各班的黑板，别的老师的不知道，反正我上课前的黑板非常干净，看上去很舒服。

这个年级的政治课本就深了，里边多数课文虽然时事政治性很强，但哲学性的也不弱。比如，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赫然在列！现在想来，漫说初中生，即使是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要想学深学透那也是很难的！我，一个刚从高中毕业的学生，就要教这么深奥的哲学著作，那简直是强人所难！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当时的教育部门就是这样规定的！

好在欧阳绛老师在我上高中时就提说过这些问题，我也在脑袋里多次“转悠”过这些东西。带着这些粗浅的哲学常识，我在备课时，就下足了苦功。反正我有一个老办法：熟能生巧。读得多遍了，自然会了。毛主席的这两篇长文的确好，既深奥，又通俗，将很深的哲学问题讲得非常透彻。我懂了，才能给同学们讲好。在讲时，我学会了康老师煽动性的教学方法，不但讲得好像头头是道，而且喜笑颜开，让学生们听了还想听。如果遇到了大家不懂的地方，比如：“老子”，再比如“世纪”，那我就给解释。有时为了便于大家好记，我就在黑板上边写边讲。

两个年级的学生，对政治课的学习热情，被我调动起来了。大家学习这门课占用的时间逐渐多了起来，相反，对其它课的学习却忽略了。对此，数学老师张建业首先发难。一天，他跑到辛校长那告了我一状，说：“数学没法教了。课，都让政治占完了！副课占了主课，这办的什么学校！”

他，是个什么人呢？王继光老师曾和我们说过，他是1965年考上的大学。在考前，王老师还想：谁考上考不上，张建业肯定考不上！因为他是王老师的学生，自认为最了解。谁想他竟然考上了，而且是山西大学数学系！不过，他上大学上了没几天，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他，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好好学习吗？能学下多少知识呢？

我当时颇为自负地想：学校如果让我教数学，我肯定比他教得好！

听到他在校长那里说我的坏话，我就去找辛老师。我说了还没几句，辛老师就训开了我。大概他也有“副课不宜多占主课”的教学理念。我只好眼含着热泪，灰溜溜地走了出来。

这一事件更加激发了我的干劲，我煽得七个班的学生们学得更厉害了。而且，在课堂上时不时还举点数学的例子，说明一下哲学的问题。有时，干脆就解一道数学题活跃气氛！

这学期结束时，七个班绝大多数学生的政治卷子考得很好。我非常满意。同时，五个月的教书生涯，带给父亲120元的收入。当年，这个钱数可买白面333公斤！

10月1日，这所学校开学后，我却不在讲台上讲课了。因为在毛主席的号召下，上山下乡的风潮开始席卷全国。我呢？作为城里的一名“知识青年”，不得不准备到农村插队落户了。

暫執教鞭

張 汾

1973年初，從高中直接上大學的美夢破滅以後，我整天呆在家裏無事可做。母親便讓我幫著她幹點家務活。

空餘時間，我就拿出石硯來，開始研磨墨汁練書法。沒有臨摹本，我便將報紙上的楷書、隸書字當書寫對象，看一個寫一個；沒有宣紙，我就將過去學過的課本當紙張，一頁一頁地往上寫。當時，我家裏到處是寫滿毛筆字的學校課本。

父親看著我無聊，便找到“城關鎮七年一貫制學校”的校長辛玉虎，希望給我一個代教的職位。辛老師過去教過我幾天算術，對我也算比較瞭解，當時正好初中部差一位政治教師，於是他就痛快地答應了。

政治課，雖然在口頭上非常重要，但實際上各位老師都將它當作“副課”對待。我代教的這個學校，同時也是我的母校也不例外。當時，六年級4個班，七年級3個班，共有學生380多名，全讓我代。於是，我放下六年級的，稍微休息一下，就得趕快往七年級的教室跑，真累得夠嗆！好在我年輕，積極性還蠻高，倒還增添了不少快樂。

在六年級各班講課時，我照本宣科，教的多是時事政治。文章有長有短。短的好講，長的就得費些課時。如果遇到生僻的人名、地名、歷史事件，我還得詳細解釋一下。為了講好這門課，我得提前備好。我不僅要讀課文，而且圍繞著這篇課文的有關資料都得看，有的還必須得背會。那時，學校沒有圖書館，我就想盡辦法去新華書店找，翻箱倒櫃在家裏找，如果實在查不到，就去問我過去的高中老師。

這個年級的學生，起先對這門課不感興趣，但經我這樣一講一解釋，好像興趣突然間上來了。後來，我上課時，他們不但認真聽講，而且下課後又圍著我問這問那，其中就有我的表妹葛芳榮。

可是，也有個別不聽話的學生，在課堂上搗亂。記得有一次我在四班上課時，有一個男學生和另外一個說悄悄話，我警告過一次後，沒幾分鐘，這個學生又講開了。我讓他站起來，走近問：“為什麼老說話？”他便斜起眼睛看我。我便怒從心生，舉起教鞭照頭揮了下去。他一躲，教鞭就將耳朵打破了。我不肯甘休，讓他立刻滾出教室叫他父親來。他捂著耳朵出了教室，但始終沒敢叫他的家長。

經過這次事件以後，不但這個班，而且其他班的紀律馬上改觀了。只有我一進教室，全班真個是鴉雀無聲，人人都在聽我講課。

七年級的學生個頭普遍高一點，懂事懂得相對多一些。我第一次走進一班教室，見黑板沒有擦過。我便站在講臺上，問：“誰是班長？”坐在最後一排座位的一個學生馬上站了起來。我一看是王昌福，想他大姐王翠桃是我的小學老師、二哥王昌貴是我的年級同學，怎麼辦？我覺得我不能留這個情面給他，於是厲聲說“上來，把黑板擦了！”他規規矩矩地走上來擦了個乾乾淨淨。

從此，各班的黑板，別的老師的不知道，反正我上課前的黑板非常乾淨，看上去很舒服。

這個年級的政治課本就深了，裏邊多數課文雖然時事政治性很強，但哲學性的也不弱。比如，毛主席的《實踐論》和《矛盾論》赫然在列！現在想來，漫說初中生，即使是哲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要想學深學透那也是很難的！我，一個剛從高中畢業的學生，就要教這麼深奧的哲學著作，那簡直是強人所難！可是，有什麼辦法呢？當時的教育部門就是這樣規定的！

好在歐陽絳老師在我上高中時就提說過這些問題，我也在腦袋裏多次“轉悠”過這些東西。帶著這些粗淺的哲學常識，我在備課時，就下足了苦功。反正我有一個老辦法：熟能生巧。讀得多遍了，自然會了。毛主席的這兩篇長文的確好，既深奧，又通俗，將很深的哲學問題講得非常透徹。我懂了，才能給同學們講好。在講時，我學會了康老師煽動性的教學方法，不但講得好像頭頭是道，而且喜笑顏開，讓學生們聽了還想聽。如果遇到了大家不懂的地方，比如：“老子”，再比如“世紀”，那我就給解釋。有時為了便於大家好記，我就在黑板上邊寫邊講。

兩個年級的學生，對政治課的學習熱情，被我調動起來了。大家學習這門課佔用的時間逐漸多了起來，相反，對其他課的學習卻忽略了。對此，數學老師張建業首先發難。一天，他跑到辛校長那告了我一狀，說：“數學沒法教了。課，都讓政治占完了！副課占了主課，這辦的什麼學校！”

他，是個什麼人呢？王繼光老師曾和我們說過，他是1965年考上的大學。在考前，王老師還想：誰考上考不上，張建業肯定考不上！因為他是王老師的學生，自認為最了解。誰想他竟然考上了，而且是山西大學數學系！不過，他上大學上了沒幾天，文化大革命就爆發了。他，在這樣的環境下，能好好學習嗎？能學下多少知識呢？

我當時頗為自負地想：學校如果讓我教數學，我肯定比他教得好！

聽到他在校長那裏說我的壞話，我就去找辛老師。我說了還沒幾句，辛老師就訓開了我。大概他也有“副課不宜多占主課”的教學理念。我只好眼含著熱淚，灰溜溜地走了出來。

這一事件更加激發了我的幹勁，我煽得七個班的學生們學得更厲害了。而且，在課堂上時不時還舉點數學的例子，說明一下哲學的問題。有時，乾脆就解一道數學題活躍氣氛！

這學期結束時，七個班絕大多數學生的政治卷子考得很好。我非常滿意。同時，五個月的教書生涯，帶給父親120元的收入。當年，這個錢數可買白麵333公斤！

10月1日，這所學校開學後，我卻不在講臺上講課了。因為在毛主席的號召下，上山下鄉的風潮開始席捲全國。我呢？作為城裏的一名“知識青年”，不得不準備到農村插隊落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