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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荐书--创作记】黄丽：让作品留下，让我消失
(2014-05-12 18: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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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安的种子丰子恺黄丽绘本 |
分类： 主题推荐 |
主编推荐语：
黄丽：让作品留下，让我消失
文/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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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中最打动人的部分，也许就是前言里作者说的，“我是在画我经历过的事情，画我的心情，画我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自己有时是故事里那个急躁的本；有时是患得患失的静；而我更愿意，自己是那个小和尚安，他是我的理想。”
创作的动脑与走心
最早看到《安的种子》还是2008年，那时还是编辑郑颖手上的线稿。2009年，《安的种子》出版。2009年获得首届“丰子恺中国原创图画书奖”。2010年获台湾时报“开卷好书奖”。至今，《安的种子》已经累计印刷10次，出版了简体、繁体、韩语、法语四个版本。在展览上我们能看到安的种子已经播撒到五湖四海。
为何这本小书有如此魅力？这次的展览，作者将创作过程一一解构，还原，让我们能清楚地看到一本优秀成熟的绘本其创作中的“动脑”与“走心”。
《安的种子》从主题挖掘、角色塑造，到艺术语言的选择（构图、色彩、媒材），每个环节都经过非常理性的思考和设计。这部分可视其为“动脑”。
“把故事想通、讲通”一直是黄丽创作绘本的关键。她与王早早不断讨论故事结构，作者将文稿改至第六稿时，画家开始画线稿。线稿画好后经编辑讨论又全部推翻，重新调整，之后又有数十次微调整，才最终确定故事发展的主线。最关键的第六稿中删去了对人物脸谱化的描述，尤其重要的是增加了“安”去市场询问菜农如何种莲花的细节。“安”的淡然处之，并非盲目无知的不作为，而是成竹于胸的顺势而为。这为全书主题找到了根基，这样“故事才能说得通”。
刚开始创作时，黄丽也和很多人一样，“想显示自己的能力”，但随着创作的深入，她发觉放下自己，回到作品本身更重要。主题确定后，所有的一切都为了主题服务。
《安的种子》全书构图、色彩和媒材都选择了最适合主题的艺术语言。画家用中国式的散点构图，强调面削弱线的方法突出“安静，等待”的主题。通过画面和翻页效果把由冬至夏的时间轴暗合其中。敦煌土这种岩彩的使用，也是为了实现画家想表达的“朴素又艰辛”的人生，符合外在的真实又达到了艺术的真实。
精心的设计只能说具备了成熟的绘本形态，真正征服读者的，是这些成熟技法背后的情感，也是创作过程中作者“走心”的那部分。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黄丽心中其实一直有个不确信“真的有安吗？”这篇故事难道只是浮躁时代的一碗心灵鸡汤？
就在她整理兴教寺采风素材时，她突然发现，砍柴的、扫地的，很多照片里都是同一个和尚在忙活着，就像寺里其他人那样，脸上写满平凡简单的快乐。“真的有安！”在西安南郊的这座古寺里，她找到了内在的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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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08年初的一场大雪，则成为整本书主题的一个升华点。
原本黄丽只是想去兴教寺拍一些雪景作参考。怀着大雪封山的忐忑前往兴教寺，她却惊喜地发现，通往兴教寺路上的雪都被扫干净了。但寺院里的积雪还未来得及清扫。向寺院里的老和尚询问缘由，老和尚淡淡地说，为了方便香客上山，所以先打扫了庙门外路上的雪。如此年复一年，不曾改变。
这些创作中的际遇，都让黄丽觉得，在心里仿佛又遇见了《安的种子》中那个叫“安”的小和尚。画家自身的情感升华，透过艺术的表达，在书里传递出来。也许正是这份“真实”，获得了读者的认同与共鸣。
黄丽毕业于西安美院89级国画系。和很多那个年代的大学生一样，他们经历过热血的青春，也在经济大潮中沉浮。而今，年届不惑的他们，不管境遇如何，在不惑之惑中依然探寻着何为艺术、艺术为何，用尽全力努力地活着，追寻着存在的意义。
黄丽对创作的精进与勤力也令人佩服，每次深谈都发觉她又攀上更高的峰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2011年，第一次到黄丽公司，办公室里看到她的笔记本，正在分析《在森林里》的每页构图和翻页的节奏。原来她把所有能买到的凯迪克奖作品全部搜罗起来，一本本书研究其构图、色彩、节奏，画家创作的背景、来龙去脉，足可以开堂课。
三年后，第一次到黄丽画室，看到她在拉一本韩国绘本的构图，打听后才知道原来她为了画一个对页的插图在找方法，尽管只是一幅插图她却用做一本绘本的力气。我说她爱用笨办法，她就憨憨地笑说，那可不是得用笨办法么！
《安的种子》就是她用笨办法一点点学习积累而成。如果没有对意义和价值的追问，她也许不会对王早早写的这个小故事有感触；如果没有对绘本艺术、对人生态度的思考，也许《安的种子》就会是另一种模样。
我也曾为她忧虑，为何《安的种子》之后没有新作品，是因为起点太高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吗？这次在西安又得知她把自己筹备了三年，三次进藏采风的一个故事放下了。“故事没讲通，而且价值观和立场不对，只能放下，不能为了出书而出书。创作是一辈子的事。”
和很多绘本创作者一样，一个好本子的出现非常难，但更难的是为了磨出一个好故事的坚持。这个过程其实很孤独。就像她说的，“常常自己一个人在画室，画着画着，一抬头，天都亮了…感觉挺孤独的。”
有些时候，离得太近反而看不清。电话那头的我正为她的展览激动时，她却淡定地说，“要让作品留下，让我消失。”（文/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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