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邓海春

帝王的一时心态，往往也是决定考试名次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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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重书法，还是重文章，在康熙帝一人身上，前后就有过截然相反的态度。

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 ）科会试揭晓后，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彭定求被定为会元。等到殿试毕，阅卷大臣巴哈纳等14 人经过认真评阅，反复比较，将彭定求初拟为第三名。未拆弥封前，康熙帝将头十本卷子依次看过之后，并没有说什么。拆了弥封之后，他发现会元彭定求排在第三了，就问道：“会元的卷子为什么放在第三？”巴哈纳回奏说：“他的书法不如前两名。”这时候康熙帝对书法还没有特别的兴趣，就一边翻着彭的考卷一边说：“会元的《 殿试策》 一开头就有劝勉朕本人的意思，这是很难得的。难道古代的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他们都长于书法吗？”说着，亲自把彭的卷子抽到最前头。彭定求因此而大魁天下。

十五年之后，到了康熙三十年辛未（1691 ）科，殿试过后，阅卷大臣张玉书等人初拟的名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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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名吴昺，安徽全椒人（吴敬梓的叔祖父）；

第二名戴有祺，金山卫（今属上海市）人；

第三名杨中讷，浙江海盐人；

第四名黄叔琳，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人；

康熙帝当时正在努力练书法，所以更偏重于书法。他看了头几名的文章和书法后，特别感兴趣的书法是戴有祺的，就毫不犹豫地把他由第二提到第一，而降吴昺为第二。又说头三名中应该有个北方人，就把第三名和第四名也对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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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就这样凭兴趣决定了进士的名次。彭定求和戴有祺之夺魁，一在文章，一在书法，各得其时。

材料来源：《 清碑传合集》 《 清史稿》 《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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