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衣裹身的李雪莲一遍遍行走在山里通往山外的老路上，孤独、凄冷，但又执著、坚定。在她的生命里，发生了一次重大事件。因为与前夫合谋，办了个假离婚，去谋取某种利益（单位分房及二胎），待事项完成，再复婚。而前夫秦玉河假戏真做，把“假离婚”当成真的，并且娶了她人，李雪莲从此开始了一段打官司、讨说法的维权之路。

刚开始的李雪莲想法还是很单纯的，只想要前夫给个说法、认个错。法院总是最公正的吧，那就告到法院。在这场难解的诉讼中，李雪莲对败诉始终不服。这是一场什么类型的诉讼，电影中没有明说，但从庭审的当事人和证人情况及后来秦玉河去世信访终结来分析，编剧显然是把它当作了民事诉讼，列前夫为被告。而从如何认定“假离婚”的诉讼实践来看，这应当立行政诉讼，被告应为民政部门。在这个阶段中，李雪莲的维权其实与我们所谓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观念没有冲突。在“假离婚”诉讼的过程中，她所期望的是一种权威评判，不论是官方的还是乡土的。本来是否能打这样的诉讼官司是存疑的，在这个阶段，李雪莲其实更需要的是“老娘舅”式的调解和心理疏导，而不是机械呆板的判决。在这里，我想到了当下法院倡导的“大立案、大调解、大服务”诉讼服务中心三大机制建设的迫切性。这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给我的第一点启示。

20多年前，曾经也看过张艺谋导演的《秋菊打官司》，秋菊向村长讨说法，将村长告上法庭。秋菊所追求的是讨说法、要尊严。而李雪莲在遭受了秦玉河的当众侮辱为潘金莲后，发出“我不是潘金莲”的呐喊，更是追寻一种人的尊严。法律如何规定，如何诉讼，主要是一个具体技术的问题，而支撑这个技术的应该是对法律主体的尊重和维护。问题不在于讨论法律对什么行为和事件进行规定的研究，法律应不应该调整，而是在于我们一说到法律法规就找细则与司法解释，把它认定为一种外在强加的支配和控制的技术。这当然与我们法系的起源有关，我在博文《从源头看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中曾提到过“融残忍与温情为一体，以王权统治为核心是中国古代法律的特色，对后世中华法系的影响源远流长”。很少有人想过现代法治的法律技术的根源亦在于人们维护自身尊严的内在需求。法治要尊重生命，而且要以谦卑的姿态来重视每一个单个的生命。作为一名法律人，必须要具有与民息息相通的人性共鸣。这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给我的第二点启示。

法律的最高境界是不干预、不作为，法律是保护而不是扰乱人们正常的生活，更不能加深人们之间的隔膜。如果说打一场官司，变成一串官司，再加上遥遥无期的上访和维稳对峙，那雪莲们所付出代价应该是以后的法治建设中我们需要吸取的教训。即使法律是平等的、尊重权利的、正义的，但如果我们学法、用法、司法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形式主义的、程序到位的，那么这种方式与雪莲的信访选择并没有根本的区别。雪莲将希望寄托在上面，懂的利用适当的时机反映自己的所谓“冤屈”，而层层领导所做的就是粉饰太平的“维稳”，第一想到的责任是保住自己的“官帽子”，而不是运用法律来解决纠纷，所以不是法律本身错了，是法律的运行出了问题。电影对“维稳”时期压制、独断、虚伪、缺乏人性等的思考是相当严肃和认真的，亦如冯小刚低沉的叙述旁白。雪莲在争取自我尊严和权利的同时，又不断用极端的体验和行为冲击着制度和秩序，被控制，又不由自主的反控着“维稳”者，既证明了自己的存在，又在愚弄制度与秩序中获得平衡。在“博斗”的最高潮，敲打边鼓的节奏由和缓到急促，由低沉到高亢，由表达生命到声嘶力竭，最后在猝然中停顿。当“维稳”成了制度之后，个人的疯狂和制度的疯狂原来都出于同样的逻辑，形成了一种新的生态和利益共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处于一个正在建设中的法治社会，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这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给我的第三点启示。

纠纷的解决是因为出现了意外，以一个意外事件的出现来了结纠纷，对于雪莲来说仍有一种未解的心结。好在还是有大慈大悲的菩萨的保佑，雪莲绝地而重生。

圆形的银幕，可以是代表和谐的镜子，也可以代表是一个不变的深井。在这个井底生活的人们，过着一种风波严控的平镜（静）日子，而一旦跃出井面，就再也回不去那个美丽乡村。

当司法改革的浪潮涌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弄潮儿。我们不能再做机械的司法官，我们必须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面对面坐下来倾听人们的诉求，改变任何功利的办案做派，回归服务本身。我们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法律人的角色，应懂得如何在用心司法释法和维护制度的过程中，在维护法律的正义与尊严的同时，注重服务与沟通，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尊重与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