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上午一上班，老张的电话又来了：“我还是要求取回欠条的，否则我还了钱，他还可以去告。不拿回来，我是不付的，这可不能算我违约。”我又将证据应当保存在法院的原理向其解释了一翻，还没说完，电话断了。按时付钱是没指望了，又白忙活了。但这摸到了双方当事人的底线，案件还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下次找到老张再说吧。我只能自我安慰。

今天（周三）上午10点，我继续做着执行分配方案，老张居然来了。注视着他略显疲态的脸庞，我看出这两天他心里肯定挺纠结。老张一见我，声音很沉缓：“我还是想问两个问题：如果我不按协议做，法院要我付多少钱？”我马上接上：“恢复按原判决书执行，10万元还要加上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两倍计算的逾期付款息，当然原扣划的3万元会除掉的。”老张继续说：“我付了钱，我的欠条总要还给我吧，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我又得一次解释：“欠条是证据，一定要保存在法院的，证据抽掉了，以后复查案件怎么办，法院是按证据判决的，所以证据一定要存在法院。我可以复印一份给你并注明复印自法院案卷。”老张又说：“那我付钱了，收据给我出一张。”我一愣：“钱带来了？”老张点点头。我说：“我不收钱的，钱交到法院财务室，财务室给你法院收款收据。”

可是，我办公的执行局与法院财务室有两站路，平时我都是骑自行车去的，八十岁的老张怎么去呢？领导一听此事，马上联系了车队长。当老张坐上警车后，一路上还在对官司骂骂咧咧。

到档案室调卷复印了证据，给老张过目。带老张到立案大厅财务窗口交款。我在一旁候着。忽然出纳说：“你这不是现金支票，我们不收的。”老张马上反驳：“这是我的银行票，怎么不行？”我已经处惊不惊了，凑过去，拿起票子，这是一张北仑某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单，存款人老张，存款日期是昨天。钱在手，就好办，大不了去一趟北仑扣划，我心里想。眼前忽然一亮，车队长在此。再一次请车队长协调了警车，将老张送到银行。我将存单递回给老张，老张摆摆手，你拿着好了，我知道老张已经对我放心了。

坐上警车，老张嘟囔着：“今天托赵法官的福，我坐了两次警车。”我回他：“我是托你的福，才能坐警车的。你是八十岁的老百姓，来法院付款的，时间紧，属于紧急公务，平常我们又不能随便用警车的。”老张忽然叹了口气，想说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中。

银行的人真多，排队等候非半小时不可。我走到值班经理前：“这是八十岁的老翁，向法院来缴款，要先取现金，再缴款。能否进里面贵宾窗口办理。”值班经理看看，将我们领了进去。输入密码、取款、缴款，一切顺利结束了。我将现金缴款单取回，又将刚才叫出纳预先开好的法院收款收据及原先的证据复印件交给了老张，并在老张的和解协议复印件上添注：此协议已于2013年9月12日上午11时履行完毕。

老张要走了，我问其：“我给你送到哪个地方或车站？”老张摆摆手：“这里门口就有个公交车站，我自己走好啦。”

看着老张蹒跚地费力爬上公交车，我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是什么会让老张心甘情愿地主动来付款？是严厉的执行措施，是最终的利益衡量，是人性的复苏，是亲情的回归，是真心的回报？是，好像又都不是。

从事法院工作这么多年来，我们似乎缺少了什么？而这个案件的完美结局似乎又补上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