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

朱广志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出自《尚书·五子之歌》，阐述了我国传统的执政治国思想：人民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巩固国家的基石，国家才能安宁。

《五子之歌》中的“五子”是夏启的五个儿子。大禹死后，他的儿子夏启继承了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开启了夏王朝，从此中国就进入了“家天下”的时代。夏启死后，继承王位的是太康，太康无道，只图安乐享受，不理朝政，沉迷于酒色，打猎百日不归，丧德失民，招致百姓反感，被后羿侵占了国都。夏启的五个儿子和母亲被赶到洛河边，兄弟几个人回想起大禹的教导，于是唱了这首《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换言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渊源最早可以上溯到大禹，是大禹对后世子孙的谆谆教诲。

“民为邦本”的观念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开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在客观上反映了这样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人是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源泉，没有了人，一切就都是无本之木与无源之水；二是国家兴灭、君主变易实在是司空见惯，唯有人民长在。无民则无国，无民则无君。所有这些，无不提示着百姓的重要，故自从大禹之后，“民为邦本”思想就成为后世开明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信条。

《左传·襄公十四年》告诫统治者要“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强调一切应当为人民着想，如同父母之于子女，仁爱为怀，竭忠尽智，以此推进国家的长治久安。《礼记·缁衣》载，“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强调了以民为本的重要性。老子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教导统治者要以人民为重。管子将政治的兴废与民心结合，认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荀子则提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这就把君主与百姓的主客关系讲清楚了。孟子则直截了当地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有了百姓，才会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有君，只有百姓安居乐业才有国家的太平、强盛。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经常对大臣们讲“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的道理，他的一段名言在中国可谓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意思是：“水既能够托起舟船，也能够倾覆舟船。身为君王，首要的事情就是保全百姓。如果损害百姓来奉养自身，就像割自己腿上的肉来满足口腹之欲，肚子饱了，命也就没了。”

西汉政治思想家贾谊提出了“夫民者，万世之本也”的观点，他说“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指出:“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唐代柳宗元在“民为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吏为民役”的观点，当官者是人民的仆役，是要为人民办事的。宋代理学家二程（程颐、程颢）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宋代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道尽了民本思想这一中国政治思想的主流精神，深刻说明了中华政治文明对于执政合法性的终极判准。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将民本从理想变为现实的政治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便把“人民”二字深深印在自己的旗帜上，写在自己的执政宗旨中。历史证明，百年党史就是一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进史，就是一部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奋斗史。所以，中国共产党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我们党赢得人民信任和支持的制胜法宝，就是人民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