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柱山摩崖石刻《郑文公上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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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度天柱山魏碑《郑文公上碑》《石室铭》 |
分类: 古迹石刻 |
天柱山,座落于大泽山的主峰西麓,盖因孤峰秀峙,如柱擎天,顶峰陡峭,其势非凡。北魏光州刺史郑道昭游此,见其“孤上干云,傍无险峰,因此名之”,并在山阳近顶绝壁书“此天柱之山”,故名。该山东临御驾,西带仙岭,南望大豁,北镇莱城,由天柱峰、西云峰两山头组成,海拔高280米。山腰树高草密,顶部巨石裸呈,然山之显名,缘有摩崖刻石。山中有东汉、北魏、北齐及金、元摩崖刻石约七十余处,形成一较大的摩崖刻石群,是我国目前不可多得的书法刻石艺术瑰宝。一九八八年,被国务院公布为青岛市最早的一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矗立在山阳的《郑文公碑》(又称魏碑、郑文公上碑),即是一块天然碑状石,高3.2米,宽1.5米,将阳面稍加劈凿刻成。全称“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文19行,共882字。系北魏光州刺史荥阳郑道昭于永平四年(公元511年)所书刻。其内容系为郑氏家族及其父兄歌功颂德,着重记述了郑羲的生平及著述。碑文格调高雅,文彩横溢,系郑羲的生前好友程天赐等六十人商酌撰文,由其次子郑道昭定稿撰写。其书法结字宽博,笔力雄健,篆势、分韵、草情毕具。郑道昭为使其先祖的业绩流芳千古,又在莱州市云峰山之阴觅一巨石,撰刻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方《郑文公碑》,碑文正文后,刻有“州直南四十里天柱山阳刊有上碑,此下碑也”之句。因此,两碑有上下之分。

郑文公上碑碑文
魏故中书令秘书监郑文公之碑:公讳羲,字幼麐,司州荥阳开封人也。肇洪源于有周,胙母弟以命氏。桓以亲贤司徒,武以善职并歌。《缁衣》之作,诵乎奕世。逮郑君当时,播节让以振高风;大夫司农,创解诂以开经义。扬州渊谋,以“十策”匡时;豫州司空,以勋德著称。高祖略,恢亮儒素,味道居真。赵石之兴,徵给事黄门侍郎,迁侍中、尚书,赠扬州刺史。曾祖豁,以明哲佐世,后燕中山尹、太常卿、济南贞公。祖温,道协储端,燕太子瞻事。父晔,仁结义徒,绩著宁边。拜建威将军、汝阴太守,绵荣修载,联光千世。
公禀三灵之纯气,应五百之恒期。乘和载诞,文明冠世。笃信乐道,据德依仁。孝弟端雅,寡言愍行。六籍孔精,百氏备究。阴阳律历,尤所留心。常慕平仲、子产之为人也,蕴斯文于衡泌,延德声乎州闾。举秀才,答策高第,擢补中书博士。任清务简,遂乘闲述作,注诸经论,撰《话林》及诸文赋诏策,辞清雅博。迁中书侍郎,假员外散骑常侍,南使宋国,宋主客郎孔道均就邸设会,酒行乐作,均谓公曰:“乐其何如?”公答曰:“哀楚有馀而雅正不足,其细已甚,而能久乎?”均嘿然而罢,移年而萧氏灭宋。虽延陵之观昔诗,郑公之听宋乐,其若神明矣。朝廷以公使协皇华,原隰斯光,迁给事中、中书令。总司文史,敷奏惟允,国之律令,是所议定。
公长子懿,邕容和令,器望兼资。早综铨衡,能声徽著。敦诗悦礼,尤精易理。季子道昭,博学经书,才冠秘颖。研注图史,文侍紫幄。每在朝堂,公行于前,吏部、秘书随其后,凡厥庶寮,莫不钦其人也。于时有识,比之三陈。后年不盈纪,懿:给事黄门侍郎、太常卿、使持节平东将军、齐州刺史;道昭:中书侍郎、国子祭酒、通直散骑常侍、秘书监、司州大中正、使持节平东将军、光州刺史。父官子宠,才德相承,海内敬其荣也。
太和初,除公使持节安东将军、兖州刺史、南阳公。德政宽明,化先仁惠。不严之治,穆如清风。太和中,徵秘书监。春秋年六十有七,寝疾薨乎位。凡百君子莫不悲国秀之永沉,哀道宗之长没。皇上震悼,痛百常往。遣使 ,策赠有加,谥曰“文”,祭以大牢。葬乎荥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于是故吏主簿、东郡程天赐等六十人,仰道坟之缅邈,悲鸿休之未刊,乃相与钦述景行,铭之玄石,以扬非世之美,而作颂曰:
爰鉴往纪 历览前徽
有贤有圣 靡弗应时
鲧实契姒 旦亦协姬
于穆郑公 诞睿应期
伊昔桓武 并美司徒
恭惟我君 世监秘书
三坟克阐 五典允敷
文为辞首 学实宗儒
德秀时哲 望高世族
灼灼独明 亭亭孤邈
式胄三雍 邹风再烛
做岳河兖 泽移草木
庆灵长发 继业传光
君既挺发 胤亦含章
文义袭轨 朱绂相望
刊石铭德 与日永扬
魏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

其实,关于《郑文公碑》有一段逸事:此碑的传主郑羲卒于太和十六年(492年),而郑道昭为其父刻字立碑却是十九年后的永平四年(511年)。相隔如此之久,实在不符合古人尤其是儒家的孝道原则。要看待这件事,可能还要从郑氏的家世说起。郑氏是中原豪族,《魏书》上说郑羲生前任兖州刺史时,在地方上“多所受纳,政以贿成”。不惟如此,郑羲的兄弟们也都“并恃豪门,多行无礼,乡党之内,嫉之若仇”,是欺男霸女、横行乡里的地方势力。郑羲死后,尚书在议定谥号时给了他“文宣”二字。这原是个不错的谥号,可郑羲在世时声名狼藉,孝文帝据其行径,驳回了尚书省的拟议,钦定以其“虽宿有文业,然治阙廉清……博学多见曰文,不勤而名曰灵”,赐给他一个“文灵”。而在谥号里,“灵”乃恶谥。王充《论衡·须颂篇第六十》说:“谥者,行之迹也。谥之美者,成、宣也;恶者,灵、历也”。像历史上的周厉王、汉灵帝,口碑都不怎么光彩。因此,皇帝这个赐谥对郑道昭来说无疑是当头一击。诏书甚详,他如何能够违抗?若以“文灵公”书丹于石,对他来说又是自取其辱。何况古人讲究“为尊者讳”和“子为父隐”,所以道昭宁可暂不为父亲立碑。等到十九年之后,孝文帝早已过世,时过境迁,道昭在地处边陲的光州立碑于山上,削去“灵”字,偷偷摸摸地刻上“郑文公”,谁会注意呢?于是,一个被篡改的谥号因为一部书法杰作而永垂于世了。

这是一张二十年前的参观卷,从上面的图案可以看到,未加装保护亭之前的魏碑状况。
天柱山残刻:亦称四言诗刻,隶书,存7行,共71字。刻于上碑之侧,上角尽泐,前2行只存1、2字,末云:"泣观遗碣,号诵馀篇"。传说郑道昭之子北齐光州刺史郑述祖,于天统元年(565年)所书。笔划工整,字体古朴,富有汉魏之风。
由于年代久远,碑刻模糊,不认真辩认无法看清上面的文字,当地一位书法家介绍,《郑文公碑》作品的基本笔法,上溯先秦笔画浑成、骨力内含的特点,吸收了汉隶的跌宕瑰丽、沉稳又见爽利的姿态,凝重浑朴的隶书风格被清丽飘洒的楷书风格代替,有隶楷过渡的痕迹。其用笔既有篆法圆转形成的圆笔印象,又有隶法方折形成的方笔感受,方圆兼备,变化多端,字字不呆,笔笔不苟,通篇透露着荡荡乎君子、穆穆乎仁人的大儒风范。

天柱山峰顶东北侧,有一天然形成的宽大高敞的石洞,俗称"石室",北壁镌有郑道昭撰写的《天柱山东堪石室铭》,此铭6行,行12~15字不等,计115字。其内容写得婉丽飞动,饶有天趣,把天柱山和石室描写得绚丽多彩、令人神往。
《石室铭》摹刻精工,潇洒飘逸,疏密随意,清癯瘦硬,园转遒丽,在郑道昭诸多撰刻中,独树一帜。汪均在《十二砚斋金石过眼录》一书中评道:“碑书遒研,绝类华阳真逸《瘗鹤铭》,魏碑书势,无逾此者。”
“此天柱之山”亭
“此天柱之山”五字刻于《郑文公碑》之上的陡峭岩壁上,极为巧妙。站在岩前仰望,悬崖壁立。附视山下,田畴平展,使人可尽情领略这“东天一柱”的雄姿。使景色、题刻内容形成和谐统一。

由《郑文公碑》沿山谷上行,见天柱峰、西云峰对峙,垂直陡立,峰间峡口宽仅一庹,人称“秋千口”。在秋千口西壁,亦有郑道昭撰书“ 荥阳郑道昭上游天柱下息云峰”题刻。此所题云峰,即西云峰也。此刻石字体较大,石质坚硬,虽经近一千五百年的风雨剥蚀,却宛如新刻。加之刻工精湛,至今锋棱宛然。其结体如长枪大戟,有剑拔弩张之势。“峰”字最后竖笔,一拓直下,势如破竹,雄浑强健。


下面是几张碑刻照片。

论及大泽山碑刻,不能不提《神禹碑》,神禹碑,亦名禹王碑,又名岣嵝碑,相传为纪念大禹治水而立。据史料记载,原碑在南岳衡山,白玉堂于道光二十九年五月(1849 )摹刻了《神禹碑》,立于大泽山智藏寺东南隅,“文人多拓宝之”。

此碑正文24字,字体似蝌蚪,古怪离奇,难以辨识。此碑碑尾镌白玉堂行书跋语。白氏因“蝌文人多不辨”,故“又据衡岳禹碑注而释之”,释文镌于蝌文之旁:“发华岳,宿泰麓,登塞门,疏洲渎,往平洪流,忘家罔劳,奠定帝咨”。释文欧体楷书,端庄严谨。此碑五十年代初尚存,后即下落不明,成为一大憾事。现在天柱山山门西侧有一新立的《神禹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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