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素素

我要写的这个人，曾经在旅顺口住过十几年，这里至今还有他的一座故居和一座书库。旅顺口距大连市内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可我对这些知道得太晚了。

那是1996年春天，我读了一系列与东北有关的书，这些书以前我从未读过，如果不是为写《独语东北》做案头准备，我可能永远也不会翻开它们。就这样，我在其中的一本书里与这个人不期而遇。

这个人并不是那本书的主角。那本书的主角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书的名字叫《我的前半生》。按这个人对皇帝的心情，皇帝应该把这个人视为重臣或知己，可是这个人在这本书里简直就被他死心塌地追随的皇帝写得不怎么样。记得当时我并不是要写那个令人讨厌的皇帝，而是要写那个让我喜欢让我忧名叫婉容的女人，那个最后的而且已经消失得踪影全无的皇后。

读这本书让我意外地获知，皇帝和皇后只是在旅顺口短暂地停留过，而这个人却早在皇帝来到之前就把所有的家口都搬到了旅顺口。于是，我对这个人就格外地注意了一下。

接下来是几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在报纸上开了一个“访问乡土”专栏。主要是我想把目光从东北收回到辽南。在我眼里，东北是铺展在我背后的大乡土，辽南是蜿蜒在我家门口的小乡土。近乡情更切。我想先写自有人烟以后发生的古代的城，然后写因殖民者侵入而发生的近代的城，再后面就挑几个我认为与这片小乡土有些勾连的人物来写。这时候，我又一次与这个人遭遇了。在前面读过的书里，这个人还是影影绰绰的。在我后来读的书里，这个人的面目就有一点轮廓了。

于是，就有人告诉我，这个人的孙子仍住在大连，退休前在吉林大学教书，是一个著名的辽史专家，曾写过一本回忆他祖父生平的书。因年事已高，耳朵听话不真切，跟他说话十分困难。由于有别的事干扰，我也就没急着去访问。有一天，当我决定去访问的时候，却听说他刚刚去世了。这消息让我心里一震，觉得失去了什么，觉得有一种极大的遗憾。这个城市缺少名儒，他应该算是一个了。

这个城市也没有多少像他们这样的家族，我至少应该听他亲口说点什么。告诉我消息的那个人说，他在世的时候很寂寞，去世的时候也很寂寞，火化那天，这个城市加上他的亲属只有三十几个人参加告别仪式，而吉林大学来了八十多人。这或许也不奇怪。他是这个人的孙子，他的名字叫罗继祖，他祖父一生中最错误的选择是在这个城市完成的，这个城市对他祖父自然就有一种态度。这个城市对他也许没有什么态度，然而没有态度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所以，他那种寂寞是可能发生的，也是可以想象的。

没过多久，有人邀我为《大连老建筑》一书撰稿。我在看那些老建筑图片的时候，偶然发现了这个人在旅顺口的故居及书库的旧照片，其中还有这个人的照片。这是一个留着雪白的长胡须的老人，戴着那个年代的旧文人喜欢戴的细边眼镜，脑后拖着一根清朝男人的发辫。我是第一次看见这个人。这个人的目光过于严肃，嘴角的线条过于执拗，脸上还有一种很深的忧郁，它将一个人的失意和淡薄，都写在里面。

这个人就是罗振玉。

于是，一个已经放下很久的念头，在我的心里再次泛起。

四月的一个下午，风很大，空气很干，朋友驱车拉我去旅顺口洞庭街。

这是一条由南而北的上坡路，从海边一直向坡上走，当年大概是观海的好地方。在半山坡的路边，我一眼看到了照片里那两座陈旧的欧式建筑。它们前后错落，各自独立。我知道，前面一座是罗氏的故居，后面一座是罗氏的书库。中间那块空地，既是书库的前庭，也是罗宅的后院。单看这样一组建筑布局，就能感觉出罗氏当年是多么以书为重，他是有意将书库与住宅隔开。以男主人的角色，为的是防火和安全，以读书人的心怀，求的则是纯粹和宁静。

我对罗氏故居比对他的书库似乎更感兴趣。所以，我迫不及待地先去了前面那座两层高的灰色小洋楼。

这样的小洋楼，在大连市内和旅顺口的居住区里非常普遍，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它们属于日本版的欧式风格建筑。罗氏故居的小楼不是单体，而是一组。楼居中，左右各有附属于它的许多间欧式坡屋顶洋房，从这些相互簇拥的房屋就可以想见，当年这里住的是一个几世同堂人丁兴旺的大家口。楼门前的石阶很高，拾级而上，站在门前，回头就能望见旅顺口深蓝的海。当然这是在过去。现在楼前刚刚盖起了一片花园小区，看海的视野已被阻挡了。花园小区背后就是洞庭街一巷，小巷的路面仍然坑坑洼洼，巷北只剩下这一座孤零零的罗氏故居。

老旅顺口人至今仍叫它罗公馆。从公馆里的人被遣散那一天起，这里就成了军产。先是苏军占用，后来是交还给中国军队。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这里成了海军某部的家属宿舍。也许因为房间太多，楼上楼下住了不知有多少家，走廊放满了破烂的物什，愈发显得很挤。因为是白天，楼内没有一点人声，每一扇屋门都严严地关着，而且每家门上都挂着一把明锁，让我想起了集体宿舍的走廊。因为看不见房间里面，我在走廊里兀自发了一阵呆。记得来之前有人告诉我，罗氏故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我发现它的内外墙和门窗没有一点修缮过的痕迹，楼门前也没有挂上谁谁谁故居是文物保护单位之类的铜牌。入口的大门洞是敞开的，楼梯也是敞开的，我很容易就走了进去，也很容易就走出来了。

楼前有一棵高大的银杏树。看年轮，大概是旧主人所植。罗继祖曾在书里写过这间院子，他说：因地段狭窄又分成几个小院落，每个院子窗下都种点花树，因为祖父很喜欢种树种花，住宅西楼院内种过几棵龙爪柳和一棵大樱桃树，墙上满是爬山虎，西楼大门头上种的是一架紫藤。

这是罗公馆当年的景象。藤树互缠，花草相衬，推窗便有萤蝶飞进。如今，它的四周只剩下了这一棵银杏。在四月的下午，它使天上的风刮得更响。

书库的名字叫大云书库。显然由罗氏喜欢读的《大云无想经》而来。我想，那经里的境界，必是与罗氏相通，才拿它给自己的书库命名的吧？大云书库最早建在日本。那时候罗氏全家都住在日本的京都，与他同住的还有王国维一家。罗、王几乎每天都坐在大云书库里辨识甲骨，考证彝器，校点古书。从日本回国数年后，当他最终选择在旅顺口安家，就在这里给自己重建了一座大云书库。

它在罗氏故居后面，但比故居高出一层楼。因为四周没有裙楼，占地面积就没有故居那么大。我注意到，在书库侧面的墙上，倒是挂了一块铜牌，上面写着罗振玉大云书库旧址几个字。但它不是文物保护单位，只是被市政府列入重点建筑保护单位。我就有点想不明白了，书库与故居只相隔不过几十米远，它们原本是一体的，为什么主人的故居是文物，书库却不是呢？像罗氏这样上了《辞海》一级条目的人物，如果在人文气息浓厚的地方，他的故居和书库怕早就被当作稀罕之物圈管起来了，在这里却被分成了两部分，那称之为文物的故居被忽略得比不上一座普通的民居，那名传中外的书库居然够不上文物。对于一个史壤浅薄的城市，不知道这算是哪一种奢侈？

将大云书库定为重点建筑，也是最近的事。大概是刚刚知道了书库的价值，知道了里面的书曾经非常珍稀，它们曾被分藏在北京、沈阳和大连的公家图书馆里，有的藏书至今还是这几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对它才有了一点敬畏之心吧？

大云书库现在是部队招待所的附楼。后建的主楼就矗立在它的旁边。在书库与主楼之间，有一座天桥式长廊将它们紧紧连在一起。书库建筑还算独立，外观大致还是原先的样子，白泥墙面，灰瓦的坡屋顶，二楼上有一座女儿墙券出的露台。造型之简朴，之内敛，很符合书库及书库主人的气质。只是书既不在，库也就无从谈起了。

我看见，书库左侧的偏屋已改作招待所的厨房，里面散发出一股浓郁的油腥和菜汁混和的味道。书库楼前的门廊被封，变成了一间小仓库，里面堆着米袋面袋和尚未拆封的啤酒饮料。我从一扇明显是后来打开的小门进到书库的主楼内，原以为这座小洋楼里面总能比外观阔气豪华一些，可它的墙壁廊角仍是朴素而单纯。它的确不是富人的宫殿，它只是读书人用来藏书的地方。

可是，书库里面的变化太大了。过去每一层楼都有几间通透宽大的藏书室，从那木制扶梯一走上来，就走进了书的壁垒。这是我在罗继祖的书里看到的景象。现在，书库一楼成了一间大教室，摆着一排排桌椅，二三十个地方渔政干部正在听一位业余讲师上课。于是，我沿着油漆斑驳的木制扶梯上二楼和三楼，走廊很暗，楼梯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楼上的走廊更窄更暗，所有能用的空间都被分隔成了招待所简陋的客房。每个房间的门都关着，我只能试着用目光穿过那一道道后砌的薄薄的墙壁，想象当年那满屋满架的经史子集，数不清的甲骨金石。我知道，这里的每一本书都曾被书库主人阅读校点过，每一件文物也都曾被书库主人凝视摩娑过。在近现代的中国文人眼中，这里曾是让他们无限向往的地方。可如今，人亡物非，大云书库只留下了一副空壳。

我想，1940年4月，旅顺口大概也刮着今天这么大这么干的风。四年前就从长春辞官回家的罗氏因偶感风寒，咳嗽不止，终染肺成疾。一个月后，便在前院的家里溘然辞世。家人将他埋在了旅顺口西沟。罗氏原籍远在江南，却把旅顺口当作自己的首丘之地，看来他把这里已经当成故乡了。

就是说，除了故居和书库，罗氏的坟墓也在这里。离开洞庭街的时候，我说我能去西沟看看吗？旅顺口的朋友说，罗氏的坟墓肯定在西沟，可是西沟很荒凉，过了这么多年，经过那么多运动，早就找不到了。

我猜到会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