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2/large/d43b0d46jw1eyvqyurvk4j20b406wq3r.jpg——张爱玲对传统女性宿命的控诉" TITLE="《金锁记》中长安的悲剧人生重探 ——张爱玲对传统女性宿命的控诉" /> 

《金锁记》中长安的悲剧人生重探

——张爱玲对传统女性宿命的控诉

韦黄丹

一、前言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发表于1943年，被当时的评论界誉为是“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那年，她二十二岁，并于同一年连续刊登了八篇小说，以苍凉的文字刻画出一位位如落樱般凄美的女子，如《心经》里的许小寒，爱上父亲而痛不欲生；《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历史玩弄了她又成全了她；《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张爱玲笔下“最彻底的人物”，以及用“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向命运妥协的长安。其中，曹七巧以颠覆身为人妻人母的圣洁形象而备受关注，长安则被认为是委屈的“受害者”，为曹七巧再添一条“恶母”的罪名。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对曹七巧“判刑过重”；另一方面，忽视了长安这个人物原有的价值。

　　长安，虽然“不是英雄”，也没有像曹七巧那样“疯得彻底”，但长安却是最有力的“时代的负荷者”，在她的身上，反映出那个时代以及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女性的历史宿命。宿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主宰人的一生，它才是造成长安悲剧命运的真凶，而历史以及那个时代的传统是宿命中最坚不可摧的部分。于是，本文运用历史与文学整合的方法，向历史追问，重新探究张爱玲是如何透过长安来控诉传统女性的宿命，并从长安身上看当时与当下的女性又遭受着怎样的磨难，并透过历史循环的“苍凉的启示”，以“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哲学，来实现自我解脱。

　　二、宿命借着“母亲”之手，将长安推向何方？

　　长安是《金锁记》中令人心痛的女子，她是传统女性悲剧宿命的历史缩影。宿命的无形力量，借用了曹七巧有形的手，一步步将长安推向无爱的深渊。

　　（一）裹脚：束形役心

　　长安出生在清末民初之际，虽处于乱世之中，但受到姜家深宅大院的庇护，从小过着无忧无虑的小姐生活。直到十三岁那年，只因母亲要“看住”长安，不让女儿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旧俗，便“依照老法规矩”为长安裹起脚来，痛得长安“鬼哭神号”。虽然当时已进入“放足”盛行的时代，但是，新势力如何敌得过宗法制度下父母对子女的绝对权威。

　　在传统观念中，“儿童这样东西原是古已有之的，但历来似乎都不知道”“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十四岁的长安，俨然是一位毫无独立人格的“儿童”，注定是父母的附属品，受母亲掌控；更悲惨的是在“童”字前面加个“女”字，在男性霸权的社会中，“女童”生来便是个悲剧，不得不依照男性设定的标准来成长，为的是长大后成为柔顺的妻子，规矩的儿媳。长安生在守旧而没落的大家族中，那里沿袭着许多传统陋俗，正好伺机大显身手。她生来便困于这三层重围之中，命运注定比常人艰辛。

　　因而，长安逃不掉传统女性的“裹脚”命运，更何况，即便没有“裹脚”，她也会遭受其他与之相当或更甚的摧残。裹脚是中国古代强加于女性身上极不合理的陋俗，因男性对“三寸金莲”病态审美的偏好以及更好掌控女性的需要而产生，其对女性的束缚大致从两宋时期一直持续到近现代。“到了晚清时期，随着西方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输入，要求改革传统陋习的呼声随之高涨，放足成为一种时代潮流。”据当时倡导放足的外籍人士立德夫人回忆：“在这束脚的三年里，中国女孩的童年是最悲惨的……这些小女孩重重地靠在一根比她们自己还高的拐棍上，或是趴在大人的背上，或者坐着，悲伤地哭泣……她们的母亲通常在床边放着一根长竹竿，用这竹竿帮助她们站起来，并且来抽打日夜哭叫使家人烦恼的女儿。”长安似乎比现实中这些悲惨的女孩幸运一些，她的脚“裹了一年多，七巧一时的兴致过去了，又经亲戚们劝着，也就渐渐放松了”。然而，长安的脚已经不能“完全恢复原状了”，心受形体所役，在她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疤。以致每当长安向不公的命运反抗时，这块心中的疤便隐隐作祟，悲凉地说，这便是你的宿命，无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