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卖红苹果的盲女子》的精神分析

张经洪

　　英美新批评文本细读认为，文学是隐喻、象征的意义载体，只有对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做进一步的分析与解读，才能体验、获得文本的终极意义。阅读《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会发现，人性的种种在严歌苓笔下得到了很好的诠释，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严歌苓以其感性而细腻的笔触深入到人物灵魂深处，以“内聚焦”的叙事视角，为读者描述了一个悲情的爱情故事和一群悲剧的可怜人物，将人生命运的悲剧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表露出作者对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密切关注，对人性被禁锢的疼痛以及对人类悲剧性命运的悲悯情怀。

　　一、兵站：人性失落的荒原  

　　艾略特的诗篇《荒原》反映了20世纪西方人精神世界的荒凉和人们精神处在分崩离析边缘的心理状态，在精神层面上的意义即是展现出了西方社会精神的荒原，人的生存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毫无生气。较之艾略特，同样在小说《卖红苹果的盲女子》中，严歌苓也向读者描述了一个“荒原”，这种荒原不仅指自然生态方面的荒芜，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隔膜、冷酷与疏离，是一种人性失落的精神荒原。严歌苓用感性的笔触、细腻的语言和质朴的描写，以发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藏沐浴节前后川藏线上雅江兵站的人和事为故事叙事中心，在文化冲突、民族冲突间上演了一场有关人性禁锢与失落的精神悲剧。

　　严歌苓选择将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置放在西藏兵站，将所有的矛盾叙事焦点集中在有关兵站的人和事上，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自然生态的角度考察，藏区无疑是一个自然环境恶劣的存在，“上山的时候天总算晴了，公路转来转去，雾跟稠奶一样。”进藏的公路颠簸难行，攀岩曲折，天气变化恶劣，浓雾稠密。再加上藏区水资源短缺，生活用水严重不足，西藏兵民们洗澡不便，仅靠雅江兵站的“两大眼温泉”过活，条件极其艰苦。“有的兵说他们在西藏服役几年，脏得一身肥死了，若落颗青稞进肚脐，一定出了芽。”如此恶劣的生态自然环境必然会对个体生命心理的构建与异化造成极大的影响，人性的禁锢与失落在这样一种生态环境下也就有了发生的可能。

　　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人性的缺失与文明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兵站、藏民与盲女子、甘肃人的关系以及兵站和藏民的关系上。兵站慰问演出的文工团前后对盲女子的态度有一个很清晰的转变。小说一开始，当美丽、妩媚、略显性感的盲女子第一次出现在众人眼前问能不能搭车的时候，“一车人都叫停，最后还有人壮了胆说：“这女藏民挺漂亮。”文工团持续在“荒原”里行进多日，当美突然来临时，表现出了对美的一致肯定与接受，在盲女子把全车人“看成风景”时，她不知道此时她已是众人眼中最美、最迷人的风景。可是在小说结尾，盲女子再一次请求搭车时，得到的却是沉默的回答与冷酷的抛弃，“我们沉默得像一车货”。盲女子扑了个空，跌倒了。即使再美的事物在与文明发生冲突时，也免不了被丢弃的悲剧命运。而同样，藏民对盲女子和甘肃人的靠近表现出了极大的防御心理，“藏人早对甘肃人与盲女子的接近留心”；盲女子是被藏民群体排挤的个体，在藏民沐浴时，她只能站在远处“一种向往的样子，朝池子‘看’”；兵站的人不把甘肃人当人看，随意打骂、任意使唤，在沐浴事件发生后，藏民与兵站联合以暴力的方式来处理甘肃人，毫无人情可言。实际上，兵站与藏民的关系也一直处在相对紧张的状况，“兵站与藏民一直处得不省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和谐，兵站把原属藏民的温泉据为己有，藏民只得“洗别人的剩水”。整个兵站充溢着一种冷色调，兵站实为一块消磨温情与人性的荒原。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名作欣赏》中旬刊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