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读法及当代意义之如何理解孔子

刘毓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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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两千多年前的一部白话文语录，应该说是很浅白、很好懂的。因为它记的是圣人的言行，故后人把它当作了经，觉得它里面一定有奥秘，等待着后人去理解、去发掘，于是研究的人越来越多，注释文字越来越繁。西方思潮涌入以后，不少学者又把一套泊来的概念与理论用在了《论语》研究上，特别是所谓哲学的解读，使得《论语》有了更新更深的意义。老实说，这些新概念、新理论、新意义，多半我看不懂。我想不只我看不懂，恐怕孔夫子本人及其弟子也看不懂。把本来浅白的东西，搞得深不可测，这确实能体现一个人的水平，这水平在学术上可能是创新，而对于理解《论语》的精神，就很难说有多少意义了。

因此，如果想研究《论语》，研究《论语》学史，可做别论。如果想读《论语》，理解其中的意思，则可以抛开那些繁琐的考据和那些由概念理论构建起的新说，认真阅读文本，涵泳文字，理解孔子，领会《论语》的人生实践意义便可以了。

如何理解孔子

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其先祖是宋国人，因避仇家，逃到了鲁国，所以书上说他是鲁国人，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但孔子为什么要姓孔呢？这则是关系到把握孔子思想根脉的问题，不可不深究。

一般研究者认为，因为孔子的六世祖叫孔父嘉，所以这个家族就以孔为姓氏了。据《孔子家语·本姓解》说：

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宋公生丁公申，申公生缗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厉公方祀。方祀以下，世为宋卿。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亲尽，别为公族，故后以孔为氏焉。一曰，孔父者，生时所赐号也，是以子孙遂以氏族。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夏生叔梁纥。a

《史记·孔子世家》也说：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b

叔梁纥即孔子的父亲。《说文》说：“孔，通也，嘉美之也，从乙子。乙，请子之候鸟也，至而得子，古人名嘉，字子孔。”c《说文》最后一句，是为了证明“孔”字“嘉美”之义来源的。在《左传》中，楚成嘉，字子孔；郑公子嘉，字子孔。孔子的先人“孔父嘉”，也是以嘉为名而取字曰“孔”的。“孔”字从“乙”，《说文》说：“乙，玄鸟也。”“乙”即燕子。《商颂》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殷本纪》也说，商人的祖先契是因其母含玄鸟之卵而生下的，故而商人姓“子”。由此看来，“孔”字中蕴含了玄鸟生商的神话，“嘉美”之义便由此而生。

虽然从以上引述的《孔子家语》看，好像孔子的家族从孔父嘉以后，就以孔为氏了，但为什

么文献中出现的孔子的父祖两代都不提“孔”字，偏偏到孔子却开始标榜“孔氏”呢？为什么《史记·孔子世家》在介绍了孔子上三代及孔子名字后，还要特书“姓孔氏”三字呢？我想，强调“孔氏”，是孔子的意思，这与孔子的宗族观念有关。孔子正是以“玄鸟”为图腾的商族的子孙，他本是“子”姓，在他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曾声称：“而丘也，殷人也。”(《礼记·檀弓》)这一声明正好反映了他强烈的宗族意识。据桂馥研究，春秋时有四支出自不同姓的孔氏，如姞姓之孔、姬姓之孔等。（《札朴》卷九）姞姓、姬姓等三支孔氏后皆沉默无闻，只有子姓的孔子一支繁衍不衰，这自然与孔子显赫的声名及对血缘的强调有关。正是由于孔子强烈的血缘意识，所以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了他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思想体系。

众所周知，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的始点则是“孝”。孔子说：“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孔子家语·弟子行》)孔子的高足曾子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而“孝”正是在血缘的链条上生发出来的人性萌芽。人来到世界上，首先接触到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人性之爱便在对父母的关系中萌芽，其体现便是“孝”。孝于父母，爱及于兄弟姐妹、宗族、祖先，便有了“和睦九族”的社会群体。即如《礼记·大传》所云：“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缪，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d再由此展开，推向所有的人，这便有了“博爱”之“仁”。故韩愈说：“博爱之为仁。”(《原道》)孔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学说，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推衍中产生的。孔子要取“孔”为姓氏，并将其确定下来，正是“君子反古复始，不忘其所由生”(《礼记·祭义》)的“孝”之精神的体现。而其以“礼”为核心的政治学说，正是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祭义》言：“天下之礼，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义也，致让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纪也；致义，则上下不悖逆矣；致让，以去争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礼也，虽有奇邪，而不治者则微矣。”e请注意，众多的人在“不忘其所由生”的祖先祭拜中，一种亲和力便会由之而生，而在这血缘的链条上，一种长幼有序的结构秩序便由此形成，相互间的仁爱便会呈现，一个和谐的群体便由此诞生。再由此而推衍于社会，便为礼乐制度的形成与落实准备了条件。

其次是关于孔子的历史地位问题。

“文革”期间，人们把孔子叫作孔老二，说他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现在虽然不这么说了，但仍然有人认为孔子的一套是腐朽的，甚至有人发表高论说：“一百个孔子，也不如一个姚明。”这主要原因是不了解孔子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要想到，如果孔子像“文革”期间说的那么糟糕，立场上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政治上反对社会改革，制度上主张恢复周礼，经济上反对新兴的富有者，生活上强调奴隶主阶级的情调，阶级态度上看不起“小人”，性别上歧视女性，如此之“坏”的人，为什么当时竟然有三千人跟随他呢？他死后弟子们竟然为之服丧三年，有的还服丧六年，一百余户人家竟然在他的墓旁安了家，为他守墓。难道当时的人都没有认识到孔子的“反动本质”吗？还有，两千多年来，人们一直把他当作“圣人”，竟然没有人发现他是坑害百姓的“坏人”，这不太奇怪了？反过来说，历史上还有哪一个“好人”能让人如此膺服呢？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理解孔子。孔子一生主要进行着三项活动：一是恢复礼乐文明制度，二是教书，三是整理文献。第一项活动带有政治性，他是一个政治的失败者，也许正是政治上的失败玉成了他在教育和学术上的大成功。他教授有三千弟子，这等于开了一个“孔子学院”。这三千弟子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战国学术的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战国诸子百家，有相当一批人都是七十子的弟子或再传、三传弟子。如墨家创始人墨子，本来是“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战国最早的法家代表人物吴起，是孔子弟子曾子的学生；法家最大的代表韩非，是大儒荀子的学生；道家一派的大师庄子，韩愈以为出自子夏一派，也有人认为出自颜回一脉，这也并非没有可能。人们常赞叹先秦百家争鸣创造了中国文化思想史上最辉煌的一页，可是假如没有孔子，这一页能否如此辉煌，还很难说。

再说，没有孔子，就没有中国文化。孔子最大的功绩，在于他通过整理文献，建立了代表华夏文明正脉的“经典文化体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五经”。孔子当时之所以要建立这个体系，就是要挽华夏文明于危机。中华民族从尧舜以来积累起来的文明成果，发展到周代，产生了“礼乐文明”这种高级的文明形态，使周代社会表现出了盛世气象。孔子曾赞叹这种文明说：“郁郁乎文哉！”但到孔子时代，这种文明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冲击：一是周边蛮夷入侵，二是诸夏礼崩乐坏。这两种冲击使得数千年文明智慧之果悬于一线。要想使这种文明得以承传，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建立代表这种文明的“经典体系”。一旦这个体系确立，就可以使中华文化的命脉得以延续。也正是因为有了孔子建立的“经典体系”，中华民族才能历经劫难而不衰。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国的古文明皆已中断，唯中国文明独存，原因正在这里。元朝郝经曾说过一句经典性的话：“能行中国之道者，则能为中国之主。”“中国之道”就是指“五经”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之道。不管哪个民族入主中原，只有首先接受这个文化体系，中原人才能接受他。像鲜卑、蒙古、满族等在中原建立政权，走的都是这条路。这些民族接受了“中国之道”，自己的文化却走向消失，或作为某些元素融入到了中国文化系统中。最后的结果是：汉族政权虽然灭亡了，可是汉族没有亡，反而在民族融合中更加强大了。汉族不是血统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孔子作《春秋》，辨夷夏，但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夷狄用中国之礼，便被视为中国之人；相反若用夷狄之礼，则被视为夷狄。所以韩愈《原道》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显然夷夏之分主要在文化上，而不是在血统上。汉族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就是因为在文化上融合了诸多的民族，因而也是世界上血统最混杂的民族。显然，中国文化能够历久不衰，中华民族能够成就其大，都离不开孔子。直到今天，孔子仍是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领袖，充满着无限的凝聚力。

可以说，不懂中国历史，就不知孔子对于中华民族存在的意义；不读《论语》，就无法了解孔子。“经典文化体系”的基本精神，通过《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为中国人确立了人格楷模，使世代读书人为之奋斗。在中国，一个人想脱离低级趣味，不读《论语》，是很难想象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论语》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