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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钱钟书，自然就不得不说《谈艺录》,钟书先生暴得大名，此其一也。

书是中华书局1987年11月重印版，我于2001年5月得之，扉页特别写明，是在深圳宝安区的“诗书人家”书店购得。十余年后，我再也想不起这“诗书人家”旧址曾经在宝安的什么地方，更不知这家书店它何时已经“寿终正寝”了。

钱钟书先生的书，最早曾经读过的就是一本《围城》，也看过改编的电视剧，对方鸿渐一角，并不讨厌，或者说有一点喜欢，真疑心那其中就有钱先生自己的影子。后来读杨绛的《干校六记》以及《将饮茶》，乃至再后来的《我们仨》，更觉得钱先生的书生气可掬，其智商的无与伦比，于是对《谈艺录》也就心生向往，总以为凭着恳切的向慕，读读钱先生的学术著作，该不会是什么难事。

但不幸这一晃又是十四年，书页早已泛黄，但我何曾翻看过一章半节？个中缘由，除却忙于生计而外，学力不逮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钱先生是教授中的教授，学贯中西，不佞却连治学门槛尚未迈入，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旁征博引，更非所长，购先生书，不过效叶公好龙之举，通读尚且万难，岂敢言研究？今见坊间“钱学”泛滥，不禁莞尔。

关于钱先生清高的掌故，见诸文字的逸闻轶事，已然看过不少，其中因妄攀交情而现形的碌碌之辈，不可谓不多。但也有蹊跷处，如“摘帽大师”文怀沙，与钱先生夫妇，就曾经长期交谊不浅，诗词唱和而外，杨绛甚至为身陷囹圄的文怀沙织过毛衣，倘怀沙先生真不过一江湖骗子，其何至于此？如果不是李辉之流信口雌黄，那就一定是中书君有眼无珠了。

《谈艺录》成书于民国三十七年，时钟书先生尚未及不惑，不禁叹息良久：设若钟书先生建国后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于毛著英译，以钟书的天才，像《谈艺录》类似的著作，问世自不会少。但转念又想，这样的著作，因为与“鸡的屁”毫无关联，于当下中国，帮助也未必多。

能研究《谈艺录》的学者，想来均已老迈，能读《谈艺录》的读者，又还有谁呢？

我遂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