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思维方式与语篇的构建和翻译密切相关。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语篇组合特点。文章旨在于从中西思维方式的相同和相异之处、不同的思维类型来探究英汉语篇的特点，从而为实现语篇翻译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思维方式；语篇构建；语篇翻译

人类思维不仅具有共性，同时也具有个性，即民族性。这种个性突出地反映在人类语言表达形式上的差异；正是这种思维个性所形成的语言形式上的差异，构成了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障碍。由于各民族的历史、生态、宗教、民情习俗不同对于同一思维对象和内容，不同民族的思维角度可能不尽一致，从而会在语言上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如表示“做一件事能得到两方面的好处”在汉语中可表达为“一举两得”或“一箭双雕”；在英语中则用成语“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一石二鸟)；在德语中则为：“beide Fliegen mit einer Klappe zu schlagen”；在法语为“faire d’une Pierre deux coups”(一块石头打两处)。由此可见，在不同的民族中，尽管思维的内容大体相同，但由于思维的民族特性，在语言的表达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么，东西方民族在思维方式上究竟有哪些差异，这些差异对语言的表达形式有何影响，以及在翻译中如何调整来适应本民族语言的表达习惯?本文试图对思维、语言和翻译三者的关系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归纳。

一、东西方的不同思维类型

1.具象思维与抽象思维

从本质上看，不同民族都具有以上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但由于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不同民族会有不同侧重和选择。从总体上看，传统的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具有较强的具象性，而西方文化思维方式则具有较强的抽象性。这种不同的侧重和选择，都根植于各自的民族文化土壤。具象思维是指人们可以以经验为基础，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沟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具象思维由类比、比喻、喻证和象征等思维方式组成。抽象思维也通常叫做逻辑思维，是以概念、判断、推理作为思维的形式。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必然直接反映在句子词汇的使用层面上。一般说来，除在科技论文、哲学和政论等文体中，汉语较少使用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而较多地使用具有实指意义的具体名词；但在英语中抽象名词的使用明显高于汉语。如：Deeds ale fruits，words al'e but leaves．言语只算树叶，业绩方为果实。Pride and grace dwell never in one place．傲慢与美德永不同在。又如：Without books，God is silent，justice dormant，natural science at a stand，Philosophy lame，letters dumb， and all thongs involved in darkness．如果没有书籍，上帝会沉默，正义将消失，科学裹足，哲学残缺，语言枯燥，万物笼罩在黑暗之中。

以上抽象名词的大量使用，对于习惯抽象思维的英美读者来说，词义明确、措辞简练、但对于习惯具象思维的中国读者来说，必须把这些抽象名词所表达的概念具体化，这样才符合汉语读者是思维习惯和汉语遣词造句的行文习惯。具象思维要求取象与取义相结合，特定的思想要寄寓具体的物象中，并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借助于物象叙事述理，表达概念、情感个意向；而抽象思维则以概念、判断和推理为思维形式，通过对物象的统摄以严密的逻辑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东西方民族之间具象和抽象所在的区别也明显地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艺术构思和表达形式。

2，整体型思维与分析型思维

中国的小农经济使农民意识到丰收离不开风调雨顺，生存离不开自然的恩赐，进而从男女关系、天地交合和日月交替等现象悟出“阴阳交感”、“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意识。整体思维把天、地、人和自然、社会、人生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注重整体的关联性，而非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逐一分析研究；注重结构、功能，而非实体、元素，注重用辩证的方法去认识多样性的和谐和对立面的统一。中国人善于发现事物的对应、对称、对立，并从对立中把握统一，从统一中把握对立，求得整体的动态平衡，以和谐、统一为最终目标。古人从直接经验中发现，万物都有对称性，任何现象都是一一对立的，任何事物和行为都包含着两个相对立、相对应的方面，必须注意对称，保持适中，兼顾两面，互相联系，只有当两方面处于均衡对称状态时，才能在视觉上产生美感，在心理上得到满足，取得稳定感。在西方，笛卡儿开创的西方近代哲学明确地把主体和客体对立起来，以“主客二分”作为哲学的主导原则。这一原则深刻地影响着近代哲学家，使之成为认识论的一个基本模式，直至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开始，以及后来的后现代哲学，才使这一哲学模式得以改变。分析性思维明确区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灵魂与肉体、现象与本质，并把两者分离、对立起来，分别对这个二元世界做深入的分析研究。西方思维的逻辑性注重从事物的本质来把握现象，这是思维对事物整体加以分析的结果。分析性思维有两个不同层次：一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加以分门别类，把复杂的现象和事物分解成具体的细节或简单的要素，然后深入考察各部分、各细节、各要素在整体中的性质、地位、作用和联系，从而了解其特殊本质，为了解整体及其要素的因果关系提供了依据。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对英汉语的结构形态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分析性的思维方式使英语具有明显的词形变化，形式多样的语法形式和词组造句中的较为灵活的语序结构；而整体的思维方式使得汉语无词形变化，语法形式的表达主要靠词汇的手段，词组造句中完全依据语义逻辑和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决定词语和分句的排列顺序。

3．本体型思维和客体型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把主体自身作为宇宙的中心，“万物皆备于我”认为认识了自身，也就认识了自然界和宇宙的根本规律。西方文化以物为主体，以自然为认知对象，认为只有认识自然才能把握自然，只有探索自然才能征服自然，因而主客二分，天人对立，划分内心世界与外部自然界，区分自我意识和认识对象，将自然作为自身之外的对象来研究。汉民族本体型的思维方式即以人为中心来观察、分析、推理和研究事物思维方式。西方文化则以物为主体，以自然为本位，比较偏重于对自然客体的观察与研究。这种客体型的思维方式是把客观自然界作为观察、分析、判断、推理的研究中心。

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反映在语言形态上，其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在描述和论证事物的过程中，尤其是当涉及行为主体时，汉语习惯于用表示人和生物的词做主语，而英语常用非生物名词做主语。如：The earthen floor，beaten hard by countless feet，deadensthe sound of the fo tsteps，and the vaulted mud— brickwalls and roof have hardly any sounds to echo．这里的泥土地面，被无数双脚板踏得硬邦邦的，人走在上面几乎听不到脚步声了，拱形的泥砖屋顶和墙壁也难得产生什么回音效果。又如：rn1e Middle Eagtem bazaartakes you back hundreds— —even thousands of years．中东市场仿佛把你带回到几百年、甚至是几千年前的时代。

4．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

不同的民族往往以不同的角度和迥异的思维方式来观察事物、解决问题。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有时就采用完全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语言形式来描述一个事物、行为或现象。有时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也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在汉语中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而在英语中贝 表达为“No risk，no gains”，或“Nothing venture，nothinghave”，“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o 由此可见，由于两种语言不同的思维方式，文化差异，同样的比喻形象在各国人们的心目中可能引起不同的联想。在翻译这类比喻时应当用译文语言中可以引起与原文形象相同联想的形象来取而代之，以便保证译文与原文的意境相似，在意义和风格上与原文对等。

又如在表达空间概念时西方人都是倾向于由小及大，而中国人则习惯于由大及小。在汉语中要写明一个地址就要用如下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88号”；而英语的表达方式与汉语相反，例如，686Riverside Drive New YorkN．Y．u．s．A．在表示方向顺序时，中国人习惯于先说横向方位名称，再说纵向方位名称，即先“东西”后“南北”。汉语中有“东奔西逃”，“南辕北辙”。在西方，人们似乎习惯于按向上帝祈祷时划十字的先后顺序来表达方位顺序，即North，South，East，West，也就是西方人习惯于“北南东西”。汉语中的“东北”、“东南”、“西北”、“西南”在英语中分别表达为：Northeast，Southeast，Northeast，Northwest．

5．求同型思维与求异型思维

东方人的思维习惯是在“异”中求“同”，西方人是在“同”中求“异”。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思维视角。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曾经明确指出：“东方人见到了统一忽视了区别，西方人见到了区别遗忘了统一。”由此可见，东西方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明显差异。

中国封建社会一体化的政治结构，要求社会和个人的信仰和观念一元化、一体化、同步化，造就了传统文化的“大统一”思想。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宣扬“理乐教化”维护封建的“大一统”。“礼”要求社会秩序化，“仁”要求人伦关系规范化；“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寻求人与自然同一、人与社会同一。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以维护君权专制为核心，以皇帝圣旨为最高权威，形成金字塔式的等级特权制度，强化一元化的政治结构，把不同思想视为异端。正如有的学者所描述的，中国文化的发展如同一人长跑，西方文化的发展如同多人接力。

二、英汉思维差异对语篇构建及翻译的影响

1．汉英句子结构类型的差异

汉英民族天各一方，难免各有各的思维方式。英语句子一般总有一定的框架，句子的主谓结构是全句的出发点，其他成分好似主干上的旁枝，借助各种关联词进行组合，构成一种树型句子结构，由主干到旁支延伸，结构复杂，虽形散而义合。东方民族的整体性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注重整体和谐，强调“从多归一”的思维方式。句子结构上以动词为中心，以时间顺序为逻辑语序横向铺叙，层层推进，归纳总结，形成线形句子结构。英汉句子结构的差别是与两种语言的类型差别密不可分的。实质上，英语是一种形态语言，其语法关系主要是通过词形本身的变化以及一定的虚词来表达的。英语的词广泛带有形态功能标志和词性标志，从而使英语语法结构显性化，具有易于把握的形式程式。

汉语的词不具备形态发生条件。汉语的方块字在结构上是孤立的，字与字的结合不发生形态变化，而且是直接对接。这样就使汉语的语法隐性化，不易做形式上的分析，汉语作为一种孤立语言，它的语法关系的表达直接依赖于语义、语序和逻辑。根据以上汉英句子结构的根本差异，在英汉互译中就要注意使译语句子符合其自身的特点，译成汉语时要注意不可拘泥于原文的结构层次，不可太西洋化而不合汉语语感。译成英语时，则要注意不可太松散，否则会显得太凌乱破碎。总之，要理清原文脉络，英译汉时，注意将树型句子结构转换成线形句子结构。汉译英时，则须注意将线形结构转换成树型结构。例如，Upon his death in 1826，Jefferson was buried under a stone which described him as he had wished to be remembered as the author of the Declaration on Independence and the Virginia Statue For Religious Freedom and the Father of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1826年杰弗逊逝世。按照他生前遗愿，在他墓地的石碑上刻着：《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信教自由法令》的作者，弗吉尼亚大学创建人之墓。该句充分体现了英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表达习惯。

2．语句重心差异

英语句子和汉语句子的语义重心基本相同，在含有表示条件、假设、原因、让步或分析推理的复合句中，语义重心均落在结果、结论或事实上，但英汉语句子语义重心的位置却不同，英语句子一般采用前重心位置，而汉语句子一般采用后重心位置，这是由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的。如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Jane Aus—ten，Pride and Prejudice)有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那就是，凡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从以上译文来看，第二句译文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3．句子视点差异

干百年来，中国人早已习惯于个体性思维方式。因此，描述或记录动作或事件发生、演变的过程，观察或叙述的视点往往落在动作的发出者身上。因此，汉语中主动语态句使用频繁；而习惯于客体思维方式的西方人却常把观察和叙述的视点放在行为或动作的结果或承受者上，并以此作为句子的主语，因此，英语中被动语态句的使用相当广泛。翻译时，必须根据语义逻辑改换或增添句子的主语，相应调整句子的语态，以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英语中被动结构的句子通常译成汉语的主动句。例如，111e whole country was armed in a few days．(几天内全国都武装起来了。)The sense of inferiority that he acquired in his youth has never been totally eradicated，(他在青少年时期留下的自卑感，还没有完全消除。)

4．汉英语篇结构的差异

中西方在篇章结构方面的差异集中表现在段落结构的组织方面。英语段落的篇章结构的特点是：首先，它强调的是段落必须是完整的统一体；其次，表达的思想必须做到语义直接相关。同时，段落的语句、语义必须按一定连接手段按固定顺序、合乎逻辑、明晰地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直线流动的实体。每段段首经常有主题句，而且每段只有一个中心思想，段落内容必须与主题句相关，段落结构严谨，这就是上文提到过的演绎式的结构。每个段落由话题、主体及结尾组成。主体部分陈述除必须与主题句直接相关外，还必须做到一般论述和具体论述，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平衡。

西方人倾向于把人类活动当作一个“主动去发现答案”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他们说话或写文章也是如此。他们注重得出结论或论证话题的过程的陈述，注重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这一解决问题或论述的过程往往以明晰的如同路标似的连接手段衔接起来(如表示因果、对比、附加、让步、举例、结论、顺序和对照等手段)，这些路标会把你直接引向作者的意图那里去。形象地讲，这些路标是使你预知目的地(作者或交际者意图)的路线，在任何需要作出方向选择的时候，路标都会自动出现；而且在适当选择之后，又有新的路标告诉你是否选对了路线，直到指引你最终达到目的地。

汉语句子成分之间，句子之间则没有英语那么多的黏合剂，或缺乏如同路标似的衔接手段，因此，句子显得松散，句子间多靠语气联系，或靠义合法联系。

初学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人，不明白英文段落的组织规律，他们以语义为中心，只要语义相关，篇章就会自然流动，不像西方人那样注重完整和统一性； 在同一段落文章中，有的信息与主题直接相关，有的则是可有可无，“无可无不可”。文章段落证明主题的论述或者过于一般化，或者过于具体。

另外，中国人写文章习惯于重视事件发生的结果，不习惯使用推理或者“解决问题”的形式，不像西方人那样重视推理过程。

英汉两种语言的篇章结构与其思维模式相关，中国文化偏重直觉和整体式思维，而西方文化注重线性的因果式思维，西方人又偏爱演绎推理式，这就导致了语篇结构方面的巨大差别。只有充分把握这些差别，才能在英汉语言的转换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证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一致。要坚决避免用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语篇构建模式套用到目的语之中，这样就会导致误解和交际失败。

因此，我们可以从意合与形合之差异两个方面来探讨英汉语在语篇组织结构方面的差异：所谓“形合”(hypotaxis)，指借助语言形式手段(包括词汇手段和形态手段)实现词语的句子的连接；所谓“意合”(parataxis)，指不借助语言形式手段而借助词语或句子所含意义的逻辑联系来实现他们之间的连接，前者注重语言形式上的接应(cohesion)，后者注重行文意义上的连贯(coherence)。意合和形合是各种语言都使用的连接手段，但由于语言性质的不同，使用的侧重点也不同，英语是形态型语言，使用的形合手段远比汉语要多；汉语是语义型语言注重内在的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而这一结构特点又适合于汉字的特性。汉、英语的这一不同特性从翻译中看得更明显。例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其中只有一个“而”字可以说是形式词，但并不是重要的，前面的“知彼”、“知己”和后面的“不知己”，“不知彼”中就没有用。这一句中也可去掉“而”，但必须按照汉语的节奏规律改成“”知己不知彼“(先双后单规律)。如果把这段话中省略、隐含、模糊的东西都补上，应该写成：(若)知彼(而又)知己，(则)百战不殆；(若)不知彼而知己，(则)(将)一胜(及)一负；(若)不知彼(而又)不知己，(则)每战(将)必殆。下面看英文译文：You can fight a hundred battles without defeat if you know the enemy as well as yourself． You will win one battle an d lose one battle if you know yourself but leave yourself in the dark about the enemy．You will lose every battle if you leave both the enemy an d yourself in the dark．

凡在汉语中隐含的成分英语中一个也不能少，我们还要注意英语译文中“you”字，这是在原文中没有的。这是一个虚指主语，汉语中完全不必要，但英语中由于要遵守主谓一致的原则却不能缺少。由于这一特性，就造成了英、汉语翻译中的独特技巧：增译和减译的问题。当然，各种语言问的翻译都有增减问题，但没有英汉问的翻译那样突出。汉译英可能会减掉某些东西，但绝对必须增加一些东西；英译汉可能会增加一些东西但绝对必须减掉一些东西。重形合和意合的结果就造成了“隐性”和“显性”的特点。在显性语言英语中，从构词、构语、构句，到语段中的连接都偏重于使用形式或形态因素。在隐性的语言如汉语中，则主要是逻辑和语序在起作用，我们甚至可以把“语序”改成“意序”，因为“语”不仅用句子成分的“主语”、“谓语”、“宾语”、“补语”来解释不合适，用“语言单位”来解释也不合适。在汉语中旬子不是名词、动词、介词、形容词的相加，也不是名词短语、动词短语等的相加。而是意义的内在衔接，形成一种隐约的“意义脉络”。汉语是靠“意脉”来组织句子，而不受“形”的框束。

综上所述，英汉两种语言由于在思维方面存在共性，这使得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成为可能，与此同时，由于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又使得两种语言在表达的方式上迥异。思维方式决定语篇的类型和结构，语篇的类型和结构又反映了人们的认知图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认知图式通过语境反映语言的结构和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语篇功能)，三种功能意义决定人们的交际目的表达(语义表达)，语义表达又反作用于思维方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二者的不同思维类型。既要着眼于以词为单位的翻译法，又要注意两种语言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而导致的英汉句式甚至是语篇差异。只有这样，才能在英汉语言转换过程中有的放矢，从而达到跨文化交际的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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